京劇“出�！保何羧粘晒εc今日困惑(劉佳)

　　梅蘭芳時代京劇成功傳播到海外靠的是什么？

　　如何從關注“去過多少次”轉移到“傳播了多少文化”？

　　我們的文化傳播媒介還有哪些尚未發揮的潛能與效應？

　　在保持民族文化精髓的前提下如何創新傳播形式？

　　作為中華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戲劇藝術，京劇的海外傳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工程，其形式、范圍和影響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著中華文化在世界范圍內被接受的程度。從1915年梅蘭芳第一次為外賓演出至今，不論國際國內如何風云變幻，京劇的海外傳播始終表現出較強的活力和態勢。梅先生雖不是在海外演京劇的第一人，但無疑是正式將京劇推廣到世界的第一人，也在中國積貧積弱之時憑借京劇之美為華夏兒女贏得了寶貴的尊重。今年恰逢梅蘭芳誕辰120周年，我們回顧大師走出國門的第一步，是希望前人的成功經驗能為當前日益頻繁的中外文化交流提供借鑒。

　　梅蘭芳的海外亮相，讓外國人看到京劇不是單純的技巧堆積，而是承載著深邃東方美學內涵的精美藝術形式

　　1919年，在中國近代崢嶸歲月中，是“傳統”被迫與“現代”揖別的一年，而在世界戲劇藝術的旖旎時光里，又是“傳統”將要征服“現代”的一年。在這一年，新文化精英們將京劇歸入“舊”的范疇，斷言“這種東西淘汰干凈，方才有純粹戲劇出世”。也是在這一年，25歲的梅蘭芳東渡扶桑，以《天女散花》首登國際舞臺，為京劇藝術走向世界鋪開一條五彩斑斕的道路，此后又以一個個驚艷亮相向世界展示了這門古老東方藝術所蘊含的美麗與精深，令那些正遭遇藝術瓶頸的外國戲劇家們豁然開朗。如果沒有他的海外之旅，布萊希特可能還要用很長時間去尋找 “史詩劇”和“陌生化效果”的支點，西方戲劇可能還要躑躅許久才能邁出被“第四堵墻”困住的腳步。作為演員的梅蘭芳也許并未充分意識到這點，但他的確為溝通中西戲劇做出了重要貢獻，使京劇海外傳播成為延續至今的偉大事業。

　　梅蘭芳時代京劇海外傳播的成功，在我看來以下三個因素功不可沒：第一，積極交流、平等相處的心態；第二，產業性傳播與非產業性傳播的結合；第三，知識分子的介入。對梅蘭芳來說，出國演戲并不是一個必須完成的指標，但他始終積極探尋著將民族藝術傳播到海外的道路，為此不懼風險和質疑。同時，他又始終堅守藝術的原汁原味，雖然在劇目的選擇和呈現上會盡量考慮外國觀眾的欣賞習慣，但從不屈己迎人，彰顯了文化的自覺和自信。他的幾次海外之旅跨越新舊中國，無論是純粹的商業演出還是國際文化交流，都在當地造成萬人空巷的場面，實現了傳播動機與接受愿望相符的有效輸出。此外，以戲劇家張彭春和齊如山為代表的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的加盟，無疑是京劇藝術能在踏出國門伊始就擁有高起點的主要原因。他們所發揮的作用絕不僅僅是語言翻譯和形式包裝。對祖國文化的深入領會、對西方文化的透徹了解，使他們有足夠的膽識和智慧超越中西戲劇截然不同的文化身份，信心十足地將京劇從茶樓酒肆直接帶入世界戲劇藝術殿堂�；蛟S因為中國戲曲向來訥于言而敏于行，在與日本、美國、蘇聯戲劇家座談時，梅蘭芳的聲音被淹沒在外國戲劇家激越的滔滔不絕之中，但是無可否認，中西戲劇的相互了解、碰撞、交融正是在這樣熱烈的討論中開始的。如果說梅蘭芳精彩地呈現了京劇，那么張彭春、齊如山則精彩地詮釋了京劇，于是外國人眼中最初的京劇就不單純是技巧的堆積，而是承載著深邃東方美學內涵的崇高藝術形式。

　　近年來京劇海外傳播所面臨的困惑，并不只屬于京劇這一個藝術門類，而是廣泛存在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

　　近年來，中國文化在世界舞臺上頻頻亮相，但京劇的海外傳播之路卻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寬廣。

　　第一，“走出去”的渠道比較狹窄，京劇完全有實力作為中國文化產業的一部分進入國際高端演出市場，但現在規模較大的海外演出仍多采用政府主導、通過非營利性文化交流形式進行的非產業性傳播，而小規模演出則多徘徊于低端演出市場或依賴海外華人社團的邀約。

　　第二，演出劇目貧乏，出訪院團很多，但見諸報端的似乎只是《天女散花》《三岔口》《鬧天宮》《秋江》等偏重技巧展示的劇目，連梅蘭芳當年在海外上演過的一些戲也從節目單上消失了。即便有為數不多的幾出大戲在國外上演，也大多進行了刪減，保留下來的仍然是舞蹈、武打場面，抒情性段落往往被舍棄，大而不全，很難展示京劇藝術的全貌和在新時代的新發展。

　　第三，跨文化傳播策略存在偏差，為了迎合外國觀眾的欣賞習慣不惜削足適履，甚至將國粹作為噱頭裝點于歌舞、雜技、時裝秀之中，對民族藝術品牌造成傷害。

　　第四，傳播手段單一，如果傳播活動僅限于演出，而缺少戲劇家、理論家的闡述和推介，便無法在一個更高更精妙的層次進行中國戲劇的知識傳播，也無法進行中外戲劇界的平等對話。

　　第五，傳播目標過低，往往以“去過多少次”為標準進行傳播效果評價，而不去分析究竟“傳播了多少文化”，滿足于視覺、聽覺元素的展示，忽略中國文化內涵的深度影響。

　　京劇藝術早已被看作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但她尚未發揮應有的潛能和效應，傳播內容多停留在表層，直觀易懂的符號展現較多，而對情感與文化內蘊的開發不夠，在傳播中國文化深層內涵方面還比較乏力。這種傳播效果既與外國觀眾希望進一步了解中國歷史、哲學與美學等深層文化的心理期待不相符合，也無益于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京劇海外傳播所面臨的困惑并不只屬于某個藝術門類，而是廣泛存在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能否正視它們并制定相應對策將直接關系到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前景。我們應適應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的新形勢，在保持民族文化精髓的前提下創新傳播形式，充分發揮產業性傳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重視京劇藝術的翻譯、闡釋與推介，實現新一代京劇人、京劇學研究者與外國戲劇家的對話交流，并兼顧經典性傳播與動態性傳播的結合。在經典性傳播方面，盡力把更豐富多彩的傳統經典劇目呈現給外國觀眾，不要過分顧慮他們是否看得懂，因為戲劇是靠心靈去感悟的，如果他們在一個世紀以前能聞《烏盆記》而愴然、觀《御碑亭》而涕下，相信今天也一樣；在動態性傳播方面，應展現更多優秀的新編劇目、新的舞臺呈現方式和創作理念，讓世界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勃勃生機。

　　京劇走向世界的一個世紀，也是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一百年，是中華文化重新認識自身的一百年，其間經歷的困惑、驚喜、自省都將成為寶貴的經驗，給未來的一百年鋪就更加輝煌燦爛的道路。

　　作者簡介

　　劉佳，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