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群：社會不能喪失主流價值

　　孫立群 　著名歷史學家、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

　　學界的疏遠

　　北京晨報：我們發現，很少有歷史學家所寫的人物傳記出版，是否在學界并不重視這一方面的工作？

　　孫立群：并非如此，在學界，歷史人物的研究仍舊是很重要的領域。其實問題的根源還是在于學術界普遍的浮躁狀態。一部真正好的傳記，不是一蹴而就的，非得經過艱苦的工作、漫長的研究才能寫成。但當前社會中，追求市場，追求快速的經濟效應成風，很多人更加注重短平快的項目，注重印數印量，追求短時間內獲得更高的知名度。因此很難靜下心來好好寫一部書。

　　北京晨報：這種浮躁的狀況來自何處？

　　孫立群：一方面是整個社會的導向問題，環境如此，學界也難避免。另一方面，當前的學術評價體系中，量化的標準，使得更多人追求看得見的效果，一個人一年可以寫好幾本書，不是說這樣不好，但是大多數好的書，畢竟還是時間磨煉出來的，做學問，忍受寂寞本是應該的事情，但是不論是外部的誘惑，還是學術界本身存在的一些問題，都使得真正潛心學術變成了一個很艱難的事情。

　　傳記由誰來寫

　　北京晨報：學術界缺席，很多傳記都是非歷史學家所寫，因此也有批評認為專業素養不夠是傳記作品不好的原因之一，是否有這樣的問題？

　　孫立群：歷史的門是敞開的，所有的人都可以進行歷史研究和寫作，并非只有歷史學家才能寫。關鍵在于，既然是寫和歷史相關的作品，最起碼就要符合歷史的規范，不能弄的不倫不類。明明寫的是歷史人物，卻偏偏全是現代人口吻、觀念，這就不太合適。

　　北京晨報：那都需要遵循什么樣的規范呢？

　　孫立群：比如說尊重歷史，放在歷史的環境下去寫。比如說要有一些歷史學基本的功夫，能夠審別資料。歷史資料往往非常繁雜，并且很多時候真偽夾雜，這就需要研究者有一定的審辨能力，能夠鑒別真偽，能夠尋找到資料的來龍去脈。再如，資料的互相佐證等，孤證不立，僅僅依靠單一的資料，很容易就出現偏頗，甚至以假為真。這些功夫其實并不是很難，但又并非憑空就有，需要一定的學習和訓練。

　　一個社會需要榜樣

　　北京晨報：人物傳記的出版在一個社會中起著什么樣的作用？

　　孫立群：一個人的成長中，總是會有一些偶像，而這些偶像，往往是從各種傳記的閱讀中慢慢樹立起來的。所以說，傳記的寫作和出版，對于人們形成一個好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都是非常重要的。每個人的人生中，總會有那么幾本傳記，對他影響深遠。以我來說，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傳記，首先要算是《馬克思傳》，大約是在我20多歲的時候讀的，那個時代，這本書非常流行，影響極廣。然后是吳晗的《朱元璋傳》，這本書是影響整個當代歷史人物傳記寫作的書籍，寫的非常好，直到今天，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北京晨報：現在這樣的書不多？

　　孫立群：早年讀傳記，閱讀本身就是享受崇高的一個過程。但是現在出版的書籍中，很少有這樣的作品。很多傳記中，歷史事實不清，價值混亂，基本的歷史觀不存，確實很少有能夠讓人享受的作品了。

　　歷史應當敬畏

　　北京晨報：好的傳記缺乏，會造成什么樣的問題？

　　孫立群：一個社會，總是需要有主流的價值觀，總是需要大家認可的榜樣，英雄豪杰，他們對于這個社會中生活的人們來說，具有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對于一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建立，也有很好的幫助。而怎樣使人們真正認識這些人，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就需要好的傳記作品。如果到處都是調侃，都是惡搞的作品，其一是無法起到示范作用，其二是使人們對歷史失去了敬畏。

　　北京晨報：失去了敬畏會怎么樣？

　　孫立群：歷史是我們的來路，是現在的基礎。隨意地調侃和惡搞，其實不僅僅是對歷史人物本身的不尊重，也是對自身的不尊重，對主流價值的認同就會降低，就可能變得浮躁，過于追求短期的利益，而失去了對生命、對生活的思考。對于一個社會來說，這樣的環境是應當警惕和重視的。對歷史的淡漠感，其實也是對現實的淡漠。在傳記寫作上，這樣的勢頭也應該特別引起注意，盡早剎住。

　　從傳統到現代

　　北京晨報：傳統的中國歷史非常重視人的寫作，為何在今天難以出現好的作品呢？

　　孫立群：今天并非不重視，而是因為社會環境、學術評價等問題而導致質量不高，泥沙俱下。而且，傳統的歷史人物寫作和今天也并不相同。

　　北京晨報：您認為不同在哪里？

　　孫立群：我們知道，傳統的歷史寫作中，人物的寫作非常重要，二十四史都是以人物為主線的。但是傳統歷史寫作，不論是人物的選擇還是描述上，都是以政治為標準的，是官本位的，以《史記》為例，它的“本紀”、“列傳”，本身就是按照等級分人的。同時，不同時代的歷史寫作，因為所持的道德標準不同，因此不論是選擇人物還是所寫的內容，標準也不盡相同，很多人因此無緣名列史書之中。而在今天，這些標準顯然并不完全適合，時代在發展，當然不能再以官本位、以政治、傳統道德的標準去選擇，而是應該以他對社會的貢獻作為標準，用科學的方法，嚴謹的態度去寫作。

　　怎樣寫好一本傳記

　　北京晨報：在您看來，怎樣寫好一本傳記呢？

　　孫立群：當代史學并不同于傳統的史學，西方的各種流派、思想已經進入到內地的史學之中，可以說是一種多元的史學，這是正常的現象。也因此，如何進行歷史研究和思考，也和傳統不同，怎樣才算是一本好的傳記，這很難有固定的標準，不過就我想來，有一些基礎是共同的，首先應該有一個正確的史觀，并且尊重歷史事實，其次要有正確的人物觀，能夠客觀地去看待人物。其三，需要有一定的史學功底，能夠用科學的方法去辨別史料，去分析歷史材料。當然，此外一定的文筆也是傳記能否生動的條件。

　　北京晨報：在當前，有哪些問題是需要注意的呢？

　　孫立群：比如說很多翻案的書籍，特別是近代史上的一些人，比如左宗棠、曾國藩、李鴻章等，有一些翻案是走極端化的。實際過去的定論是經過深刻的研究之后得到認可的，要真的翻案，需要下很大的工夫，并非易事。當然，有些結論受時代的局限，確實有一些問題，在今天應該重新研究和發掘，但這絕不是簡單地翻案，不可能出現過去是賣國賊，現在忽然就變成憂國憂民的圣人這種情況。再如一些書中可能作者的觀念過于強烈，對材料的選擇、人物的刻畫就難免偏頗，有些用歷史人物來佐證自己觀點的問題，這其實也是歷史學訓練不足的結果，對歷史的認識出現了偏差。

　　學術最怕媚俗

　　北京晨報：怎么才能改變當前人物傳記質量低下的狀況呢？或者說讓更多的學者進入到這個領域之中？

　　孫立群：很多問題都是環境所致，要改變，也自然需要整體的環境變化。就社會環境來說，過于追求短期效應，過于追求眼球效應，都會導致歷史人物傳記寫作的種種問題。當然，時代在變化，過去說“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而現在，一個學者要花數年，乃至十年寫一本書，可能就要面臨基本的生存問題，甚至連工作都丟了，哪怕堅持下來，最后出版了還好，如果不能出版，就會很麻煩。所以，不論是社會環境也好，還是學術評價體系也好，都應該有所改變，使得真正做學問的人能夠生存，能夠安心研究，并且獲得認可。就個人而言，要站在時代的高度，關照現實，以此去返照歷史，同時堅持學術的理想和原則，即便回報可能并不豐厚，但一定能夠做出好的成績。最怕就是媚俗，就是和市場中那些不好的現象同流，去追逐短期利益。

　　北京晨報：如何才能讓堅持學術原則的人可以生存和研究呢？

　　孫立群：這就需要開發新的學術自主渠道。當前，學術資源主要掌握在行政機構之中，學者們都盯著政府的項目，想方設法讓掌握資源的官員認可，學術研究必然會受到干擾。因此，如果學術資源的來源能夠多元化，比如說各種社會組織、企業等，在國外，很多學術研究的資助都來自于民間，這是值得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