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鄉賢文化滋養主流價值觀——訪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

　　記者：如何理解傳統鄉賢文化的力量？

　　張頤武：鄉賢文化是中國農耕文化的產物，鄉賢文化實際上屬于士階層文化在中國鄉土的一種表現形式。傳統中國社會中，士階層是社會的實際管理者，也是社會文化精神的倡導者。他們出門為官，回鄉之后就是士紳，起著維護本地社會秩序的作用。

　　在古代，中國的行政只管到縣一級，縣以下的鄉村治理就要靠士紳來維系，他們是文明的傳承者和價值觀的守護者，他們就是傳統社會里的鄉賢。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中說：“從基層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编l賢文化就是維系著龐大的中國社會正常運轉幾千年的基層力量。

　　記者：傳統鄉賢文化與今天中國主流價值觀契合點在哪里？

　　張頤武：如康有為在19世紀末所說，中國傳統文化遭遇了“二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時至今日，中國社會仍在巨變的進程之中，這種“變局”就包括曾經深受鄉賢文化滋養的中國鄉村社會所遭遇的沖擊，包括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民傳統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發生變化，傳統文化習俗與現代文明發生沖突。

　　但是，我們要看到，雖然鄉土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傳統社會的架構沒有完全坍塌，鄉村社會中錯綜的人際交往方式，以血緣維系的家族和鄰里關系依然廣泛存在于鄉村之中。在這種情況下，鄉賢就很重要了。作為本地有聲望、有能力的長者，鄉賢在協調沖突、以身作則提供正面價值觀方面的作用就不可或缺了。

　　可以說，鄉賢是傳遞中西文化的“轉換器”。因為鄉賢對于中西文化都有較為客觀準確的了解，一方面，他們扎根本土，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和鄉村的情況有同樣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們是具有新知識、新眼界的讀書人，對于西方的價值觀念和知識技能有一定的把握。另外，在傳統文化中，士階層對于老百姓的意義非常重大，現在雖然沒有以前那么重視，但是鄉村人尊重讀書人的傳統沒有變。所以，現代的鄉賢成了傳播中西文化的橋梁，讓中西文化有了“可譯性”，他們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來感染周邊的人，同時通過村民們可以接受的方式來傳遞現代知識。

　　鄉賢也是緩和社會沖突的“安全閥”，在城鎮化為代表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村社會受到沖擊，在改革進程中有很多難以預料的矛盾。鄉賢在村里面地位比較高，村民比較能夠聽進去他們的意見，可以起到彌合社會分歧的作用，使社會改革進程在鄉村這一層面變得更加平緩，讓農民、農村順利加入現代化進程，分享改革開放的紅利。從這個意義上，他們就像高壓鍋的“安全閥”，可以把社會矛盾化解于無形之中。

　　記者：如何發揚鄉賢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滋養今天的主流價值觀？

　　張頤武：現代社會中存在兩種鄉賢，一種是“在場”的鄉賢，一種是“不在場”的鄉賢。有的鄉賢扎根本土，把現代的價值觀傳遞給村民。還有一種鄉賢出去奮斗，有了成就再回饋鄉里，他們可能人不在當地，但由于通訊和交通的便利，他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關心家鄉的發展，他們的思維觀念、知識和財富都能夠影響家鄉。中國傳統有“離土不離鄉”的觀念，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農民工，只要出自農村，就算身在異鄉、異國，他對于故土還是有很深的認同感的。鄉賢文化對于他們的影響還是如影隨形地刻在他們身上。在鄉村社會結構受到沖擊的當下，他們保持著精神的穩定和內心的持守，很大程度上就是傳統的鄉賢文化給了他們心靈的慰藉。

　　中國需要鄉賢文化的復興，但這不是傳統士文化的回歸，而是需要村舍民間領袖和社會體系的有機融合，精英和地方治理的有效結合。我們要避免本地生長起來的鄉賢離鄉之后就斷了和本鄉的聯系，這需要政府給予支持。鄉賢是鄉村社會的黏合劑，他們用自己的知識和人格修養成為鄉民維系情感聯絡的紐帶，讓村民有村舍的榮譽感和社區的榮譽感，這樣的鄉賢文化是有上進心和凝聚力的。

　　傳統社會的鄉賢不僅是道德模范、價值觀的引導者，同時他們也是鄉民行為的規范者和約束者。傳統社會中的鄉村，因為生活在一個熟人社會中，并不太重視法律和契約的作用，而是更加看重有威望的鄉賢對于社會公正的維護。當然，我們不能回到過去那種狀況。但是，我們要重申鄉賢文化對于鄉村穩定性的重要作用，他們的存在，讓村民的行為有規范，價值有引領，這種作用是無法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