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論建設與文藝批評發展——文藝理論家朱立元訪談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藝理論家朱立元參與了幾乎所有重要文藝理論問題的探討和爭論，是新時期中國文學理論建設的參與者，為中國文學理論走向 現代性作出了較大貢獻；他較早開始進行馬克思主義文論與美學的研究，對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論和美學體系作了有益的探索；他在西方美學與文論的研究方面， 作出了較大成績；在美學上，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提出走向實踐存在論美學，對實踐美學有所推進。

　　對新時期以來文藝理論現狀的基本估計

　　熊元義：近30多年來，中國當代文論取得了很大成就。如何充分認識中國當代文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界恐怕很難一致。文藝理論家 尤其是文藝批評史家如果準確地把握和公正地評價一位文藝理論家的理論成就，就不能僅看他在社會中的位置，而是主要看他在文藝批評這一有秩序的進程中的位 置。這就是說，文藝理論家尤其是文藝批評史家如果準確地把握和公正地評價一位文藝理論家的理論成就，就既要看到文藝理論家的文藝理論滿足現實需要的程度， 也要看到這種文藝理論在文藝批評發展史中的環節作用，并將這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近10年前，您曾帶領一個學術團隊對新時期以來中國文藝理論與批評現狀進 行了調研。您是如何認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論發展的？

　　朱立元：新時期以來，文藝理論界在總結、反思過去的歷史經驗，繼承百年來逐步形成的現代文論新傳統的基礎上，思想解放，視野宏闊，開拓創新，取 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用“收獲巨大，成就輝煌”來概括毫不為過。文藝理論的這種大發展主要表現在文學觀念沖破舊有束縛、張揚人文精神，在自律與 他律的辯證統一中探索和把握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本質，并在此基礎上促使文學理論走向多元和成熟；文學研究方法也在借鑒中外文論和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的基礎上 取得突破和創新，有力推動了文藝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反過來又促進了新時期文學觀念的拓展和更新。這一時期文藝理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所達到的理論水 平，是此前任何時期都無法比擬的，超越了20世紀前半期的幾十年。對此應當給予足夠的估計和充分的肯定。

　　同時，也應當清醒地看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論存在著雖屬局部卻嚴重的問題和危機，它主要不在話語系統內部，不在于有的學者所說的“失 語”，而在于同文藝發展的現實語境的疏離或脫節，即在某種程度上與文藝發展現實不相適應：一是對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新現實、新思潮、新特點有所疏離；二是 對世界文學發展的新現實、新思潮、新特點有所隔膜；三是對信息、圖像時代的大眾傳媒文藝、網絡文學等新鮮的文學形態和體制，關注不夠，研究相對薄弱，近年 雖有改進，但還不盡如人意。

　　中國當代文論的建設，應當從這樣一個現狀出發，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指引下，弘揚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追求理論創新的進取精神，正視上述種種問題，努力解決和克服之。相信中國文論一定能在不久的將來開創出新局面，攀上新高峰。

　　中國當代文論與中、西文論傳統

　　熊元義：中國當代文論的發展主要是總結中國當代文藝創作實踐和反映民族、時代對文藝的本質訴求。但是，中國當代文論在發展中不可避免地要汲取中國古典文論和西方文論的有益養料。

　　朱立元：的確，長期以來，關于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如何處理與中國古典文論、西方文論的關系問題，一直困擾著文藝理論界，而且一直存在著嚴重的分歧 和爭論。這個問題既包含著對百年來中國文論發展道路的評價問題，即基本走的是“西方化”道路，還是仍然走在自身傳統的道路上？也包含著中國文論如何繼承自 身傳統、保持民族特色的問題，而這中間又有一個如何認識和繼承中國文論傳統的問題。這幾個問題糾結在一起，不能彼此割裂。

　　熊元義：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界提出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這一口號是很不錯的，不僅有助于克服當代文藝批評的失語癥，而且促進了民族文化發展的文 化自覺。但是，不少文藝理論家卻停留在書齋里構想這種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型，顛倒了文藝理論產生的源流關系。因而，近十幾年來，這些文藝理論家在中國古 代文論的現代轉型上幾無進展。

　　朱立元：我首先談談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問題。20世紀90年代文藝理論界曾經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等熱點問題展開討論。這個討論 既涉及對中國文論傳統的看法，也涉及現代文論是否“全盤西化”的問題。在當時有不少學者看來，中國文論傳統就是指從先秦到19世紀的古代文論，于是，所謂 依托中國文論傳統建設面向新世紀的文學理論，就等于是以中國古代文論為母體。這種把古代和現代截然分割開來的線性思考模式，本身就缺乏動態生成的考量，無 助于說明文學理論傳統的真實構成。于是，我提出以動態眼光看待中國文論傳統的看法，認為現今放在我們面前的中國文化、文論傳統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一個是 19世紀前的古代文化、文論傳統；一個是近百年以來、特別是“五四”以來逐步形成的現當代文化、文論新傳統。我們不能只看到前一個傳統，而無視或輕視后一 個傳統，更不能認為后一個傳統“完全是西化的、跟著西方文論亦步亦趨的”，“完全是反傳統或與傳統整體斷裂的”。我們無法否認，我們所處的直接傳統確實 是、也只能是20世紀以來現當代文論的新傳統。任何時代的任何人無不處在一個直接傳統的包圍和影響之中，不管他們是否承認或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我認為，上 述“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的主張是正確和必要的，但是應當看到，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并不是當代才出現或者開始的。如果從現代解釋學角度看，我們 目前所立足于其上的現當代文論新傳統，并非一個已完成、定型的東西，而是一個中國古代文論不斷進行現代轉換的動態過程，這種轉換已進行了一個多世紀，至今 尚未完成，還將繼續下去。簡言之，這是一個百年來不斷進行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同時進行著與西方思想文化、文論的接觸、對話、交流、沖突和逐步的融合。正 是在古今轉換、中西融通的錯綜曲折的歷史進程中，才逐步建構和形成了現當代文論的新傳統。

　　因此，當我們談論繼承發揚中國文化、文論傳統的時候，應該首先立足于現當代文論新傳統的基礎上，從當代文論建設的現實語境和需要出發，對古代文論中有生命力的東西加以改造、吸收和融化。

　　雖然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一直在進行著，但是，這種轉換必須是自覺的、有意識的，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進行，才可以健康、有效地展開。中國古代 文論的傳統是極其深厚、廣博和豐富多彩的，但它畢竟是過去時代的產物，它的許多概念、范疇、話語、價值取向、審美趣味、藝術尺度等不一定能直接、簡單地套 用到當代文論的話語系統上，未必能直接應用于當代文論的建構、建設中。然而，古代文論中確實有許多有生命力的東西、在精神上富有現實啟示性的、有永久價值 的東西，對于我們古為今用、推進當代文論建設大有裨益。誠如馮友蘭所致力做的：“就是把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永久價值的東西闡發出來，以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 養料，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一個來源”。同樣，我們應該把中國古代文論中有永久價值的東西闡發出來，作為中國當代文論建設的養料，作為當代文論發展的一個來 源。這方面，我國文藝理論和古代文論、批評研究者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當然，還需要繼續堅持開展研究，努力使當代文論的創新建構同古代 文論中有生命力、有永久價值的東西的新闡發實現無縫對接、有機結合。

　　熊元義：您認為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文論不斷進行著現代轉換，至今尚未完成，還將繼續下去。這是一個百年來不斷進行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同時 進行著與西方思想文化、文論的接觸、對話、交流、沖突和逐步的融合。這種動態眼光的確比那些中國古代文論中斷論高明。但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的 提出畢竟反映了文藝理論家在模仿學習西方近現代文論后的回歸。您認為中國當代文論的發展如何把握與西方文論的關系。

　　朱立元：對于這個問題，一直以來文藝理論界有不同看法。其中最為激進的觀點認為“文革”以后的中國當代文論走的是一條“全盤西化”的道路，體現 為“一場聲勢浩大的現代性西學東漸運動”，即文論界帶著“現代性的焦慮”和“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動機，“虔誠地拜倒”在各種新奇的西方現代文論面前，“毫 無保留地汲取西方現代文論的觀念和方法”，“毫無保留地學習、引進并運用西方現代文論話語體系”，“爭先恐后地涌向西方現代文論，幾乎到了不汲取一些西方 現代文論的概念、術語和分析方法便無法在文論論壇上取得話語權的地步”，這就導致中國當代文論的“自我失落”。這個“全盤西化”論是對中國當代文論的全盤 否定，其片面性顯而易見。更令人吃驚的是，有的論者竟然將中國文論的“全盤西化”從新時期追溯到百年前，認為這個“西化”貫穿于20世紀中國追求現代化的 整個過程中，換言之，一個世紀中國文論的發展歷程總體上竟然是“全盤西化”的過程。這就距離歷史事實實在太遠了！距離中國現當代文論新傳統形成的實際歷史 過程確實是不可以道里計了！

　　事實是，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走過的百年歷程，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不斷汲取、融合中國古代文論理論資源并進行現代轉換的歷程，是不斷借鑒和 吸收西方文藝理論(包括現當代西方文論)、并與中國文論傳統相融合的歷程，也是伴隨著民族命運的沉浮而艱難探索、曲折前進的歷程。經過百年的發展、革新、 積累、創造，中國文學、文論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一個不同于19世紀末之前可概括為“古代文論”傳統的一個現代新傳統；同時，這個新傳統也與它所 借鑒、吸收的西方古今文論有著本質的區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是對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的雙重超越和綜合創構。這個現代新傳統，尤其在新時期以來的 30多年獲得了多元的、全方位的大發展，它的既異于古典傳統、又異于西方文論之“新”，也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梢哉f，新時期以來文藝理論所取得的諸多 成果本身就構成了當代中國文論新傳統的主要構架。我們只要拿韋勒克、沃倫1949年撰寫的《文學理論》(此后西方幾乎沒有出過同類教材、著作)同新中國 60多年出的大批文學理論教材、著作、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新出的同類教材、著作(不論它們成就高低、成熟與否)相比，就可以發現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我們雖 然可以從中看到西方文論的某些影響，卻無法找到“全盤西化”的明顯痕跡。這是對“全盤西化”論的有力反駁。盡管中國文論在百年歷程中走過一些彎路，在要不 要“全盤西化”上有過爭論和反復，盡管這一新傳統本身也還需要進一步地豐富和完善，但指認當代中國文論“全盤西化”無論如何是站不住腳的。對此，我想有三 點必須分辨清楚：

　　第一、我們應當如實地把20世紀構建上述現代文論新傳統的過程看成整個中國革命和現代化進程這一大系統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不能 離開整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來孤立地看待中國現代文論的現代性訴求及其歷史建構，不應該將它從這個大系統中割裂出來。而上述“全盤西化”論者不僅把現代文 論、而且把整個中國的革命和現代化進程也看成是“全盤西化”的過程，這顯然是不對的。實際上，中國現代文論構建過程的社會背景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 設的實踐日益結合、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從理想追求一步步走向現實實施的過程。這個歷史事實也就是中國現代文論的形成、建構、發展的大背景，后者是前者的一個 有機組成部分�！叭�盤西化”論把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建設簡單地等同于“西化”，即所謂“照搬西方現代化”，進而把屬于這一大系統的中國文論的現代化(即現代 轉換)也說成是“全盤西化”的過程，這顯然既把20世紀構建中國現代文論新傳統的過程從整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割裂了出來，又遮蔽了中國現代文論新傳統建 構的歷史真相和全部復雜性。

　　第二、20世紀中國文論構建現代文論新傳統本身也是一大系統工程，其中包括多種因素的交叉、滲透、互動、互補，其復雜性不應當低估，學習、借鑒 西方現代文論僅僅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更不是惟一�！叭�盤西化”論者的思維方式是單一線性的，是片面化、簡單化的。實際上，中國文論新傳統的 現代建構決不只是同西方現代文論發生關系，還同時與中國古代文論密切相關，更重要的是與扎根、萌芽、生長在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建設的現實沃土中的中國新文學 的演進歷程息息相關。如果把中國現代文論的發展僅僅歸因于西方文論，顯然是一葉障目、以偏概全。

　　第三、把中國現代文論新傳統的建構歷程說成是“毫無保留地學習、引進并運用西方現代文論話語體系”的過程，也是極其片面的。百年中國文論的演進 歷史充分證明，我們借鑒、運用西方現代文論，從來都是下面這兩種情況：一是從我們現有的期待視野出發有選擇地進行的；二是學習、借鑒的主流并不是不加區分 地模仿、毫無保留地照搬，而是中西互補、互動、互滲、互相對話交流，把這樣一種雙向互動簡單化為單向照搬的“全盤西化”是根本說不通的。

　　當然，毋庸諱言，在中國當代文論的建設過程中，局部的或者部分學者盲目崇拜、無批判地吸收、乃至生搬硬套西方文論的情況也時有出現，但這決不是主流和全局，不應當以偏概全。這從近20多年西方后現代主義文論在中國的雙重影響看得很清楚。

　　中國當代文論與西方后現代文論思潮

　　熊元義：您對中國現當代文論的發展的把握是辯證的。一些文藝理論家思維簡單，看不到中國現當代文論的發展的復雜過程。從總體上說，中國現當代文 論沒有和中國古代文論斷裂。但是，不可否認，的確有些文藝理論家是“全盤西化”的。任何籠統的結論都是不切實際的。您如何看待西方后現代主義文論思潮對中 國現當代文論的發展的影響？

　　朱立元：在中國當代文論發展中，絕對繞不過去的就是對西方后現代主義文論思潮的接受和所受到的影響。這幾年，我收集和閱讀了許多相關材料，認識 到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界對后現代主義文學理論思潮的接受，是一個既為中國文藝學的重大轉型尋找新思路、又在學理資源和價值目標之間存在若干偏離的復雜的知識 社會學現象。應當承認，西方后現代主義文論思潮進入中國20多年以來，確確實實對中國當代文論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這種影響是雙重的，既有積極方面，也 有消極方面。

　　事實上，后現代主義文論思潮本身所蘊涵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方法，正從多個方面潛移默化地影響、改變著國內文論界的運思方式，積極轉化為本土 文論發展的一大資源，它事實上確已有效地介入和參與到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的創新建構中，并取得了若干重要的實績。這集中體現在五個方面：第一、后現代主義文 論的批判性、反思性鮮明特征有助于啟迪中國當代文論的不斷自我反思、自我總結和自我超越；第二、助推中國當代文論面向世界，以開放的姿態走向多元化；第 三、對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形成有力沖擊，有助于中國文藝理論界突破和改變長期以來習慣的二元對立、特別是主客二分以及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第四、后現代“文 學終結論”引發的爭論，對當代文學理論一系列重要問題的深入研討起了推進作用；第五、后現代生態批評對中國文論的建設性影響。這種積極影響之所以能夠發 生，不僅僅由于西方后現代主義文論中確有可供我們借鑒的合理因素，而且更決定于作為接受者的中國文藝理論家能夠以敏銳的眼光、寬廣的胸懷、本土化的態度， 緊密結合中國語境和中國問題，對它進行批判性的審視、改造和吸收，使之融入中國文藝學的創新建構過程之中。

　　同時，我們對后現代主義文論在中國產生的消極影響也不可低估，必須進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這種消極影響也表現為五個方面：第一、它對宏大敘事的 徹底否定將導致消解文藝學、美學的唯物史觀根基，因而是有害的，行不通的；第二、其反本質主義思想被過度解讀和利用，容易落入徹底消解本質的陷阱；第三、 它對非理性主義的強化，誘發了國內文藝與文論某種感官主義、實用主義消極傾向和某些偏離、游離、甚至背離審美文化精神的弊端；第四、它具有反人道主義、人 本主義的傾向，不利于文藝創作和理論堅持以人為本的底線；第五、它“反對闡釋”，意味著從價值中立走向價值虛無。對此，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進行有 說服力的批判，以消除其負面影響。

　　而后現代主義反本質主義思想是在中國當代文論的發展中同時發生積極和消極影響、雙重影響交織互動的典型例證之一�？梢哉f，一直延至今天的本質主 義與反本質主義的學術論爭構成了新世紀文藝理論界一個重要事件。在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界，本質主義長期以來成為多數學者(包括本人)習慣性的思維方式，其突 出標志表現是，認為文學理論的主要任務是尋求文學固定不變的一元本質和定義，在此基礎上展開其他一系列文學基本問題的論述。這種思維方式把文學的本質簡單 化、單一化、固定化、現成化、機械化，對于文學理論的創新建構無疑是不利的。而后現代反本質主義則質疑文學是否存在單一、固定的普遍本質，進而質疑文學本 質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合理性在于主張將本質問題語境化、歷史化、相對化、多元化。近年來，我國一部分學者在編寫文學理論的教材和論著時，有意識地嘗 試打破過去習慣的本質主義思路，倡導文學的建構主義思考方式，分別采取“關系主義”、“歷史化與地方化”、“本土主義”等消解本質主義的編寫思路和策略， 取得了新的進展和實績，充分顯示了后現代主義文論的積極影響。然而，后現代反本質主義思想的消極影響在中國當代文論建設中同樣表現得很明顯，其突出的表現 是，將事物的生成性、過程性推到極端，從而根本上消解了本質范疇和對本質認識的可能性，換言之，將本質等同于本質主義，將反本質主義等同于反本質；在文學 理論上，就是將反本質主義思維方式誤解為根本否定和取消對文學本質的任何思考和探討。比如文學本質“懸置”論就基于文學的本質一直在變動中無法把握和探討 的認識。再如新世紀前期關于文學和文藝學邊界問題的討論，也起因于對文學的動態本質(邊界)能不能確定和認識的分歧。有的學者過分夸大了近20年來“日常 生活審美化”造成的文學與其他種種文化現象之間界限的日趨模糊乃至泯滅，也就是認為文學的審美邊界(本質)已經消解了。我認為，這是后現代反本質主義思想 被過“度”解讀，而不知不覺走入了徹底消解本質的陷阱。從歷史實際看，無論中外，“文學”這個詞(概念)的現代意義都是19世紀以后才逐步建構、確立起來 的。比如中國古代有詩、文、賦、詞、曲、小說、戲曲等等文體，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逐步被以審美為共同特質的“文學”概念統攝為一個整體。這個概念用 審美來概括中國2000多年的各體文學的共同本質是合適、有效的；同時，到了今天信息時代、網絡時代，雖然文學的具體形態、體裁有許多新變，但是，審美這 個“質”的規定性至今仍然沒有根本改變，仍然是相對穩定和有效的。從歷史語境和建構論角度看，文學這一層面的本質應當是可以研究和言說的。這并不等于本質 主義是顯而易見的。

　　熊元義：不過，我們看到西方后現代主義文論思潮對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的影響恐怕消極面大于積極面。正如多元化，的確有利于邊緣的新生的弱小的文藝 崛起，但卻不利于文藝方向的形成，不利于經典的脫穎而出，不利于嫩芽成長為參天大樹。我們在研究中國悲劇時看到，中國悲劇在近現代經歷了一個否定到回歸的 過程。但是，這個過程卻是反復出現的。這是不利于中國當代文論飛躍發展的。您強調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界在借鑒、接受外來理論思潮時的識別力、思考力和消化力 是重要的。

　　朱立元：有少數學者在回顧后現代主義在中國傳播、影響時批評國內學界對后現代主義采取了一哄而上、盲目崇拜、生搬硬套、全盤接受的態度，并把后 現代主義文論看成當代中國文論“全盤西化”的典型表現。但這個批評卻不符合事實，在某種程度上低估了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界在借鑒、接受外來理論思潮時的識別 力、思考力和消化力。事實是，近20多年來，后現代主義文論在中國的接受、傳播和影響，始終是在借鑒、吸收和拒絕、批判的矛盾博弈中發生、發展的，在總體 上是健康的。后現代主義從一開始進入中國，就同時遭遇積極引進和警惕抵制兩種不同的聲音，但是這兩種聲音并沒有處于截然對立的狀態，而往往是在積極引進中 有警惕和批判，而警惕、批判并沒有拒絕和阻礙積極引進的進程。在這個矛盾博弈的過程中，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接受后現代主義文論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一批很 有學術胸懷、氣度和寬闊眼光、視野的人文知識分子，他們對于當時走紅全球的后現代主義文論的態度始終是非常理性、冷靜和辯證的。一方面，他們自己組織或支 持積極引進后現代主義文論，另一方面，在引進中又始終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識和辯證的理性批判。

　　文藝理論與文藝批評的關系

　　熊元義：解決文藝批評的理論分歧是當代文藝理論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文藝批評分歧究其實質是理論分歧。在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界，很少有人意識到中 國當代文藝批評分歧從根本上說是理論分歧，更不用說從理論上解決這種文藝批評分歧。其實，當代文藝批評的深化有賴于當代文藝批評的理論分歧的解決。近些年 來，有些文藝理論家在深入反思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的發展的基礎上集中思考了文藝批評與文藝理論的關系，認為文藝批評家如果不能從理論上把握整個歷史運動，就 不可能準確把握文藝發展方向，就會為現象所左右，從而喪失文藝批評的鋒芒。在中國當代文藝批評史上，一些深層次的理論分歧嚴重地制約著文藝批評的長足發 展。文藝理論家只有敢于直面這些文藝批評的理論分歧并努力解決它，才能有力推動當代文藝批評的深化和文藝理論的發展。

　　朱立元：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有密切的關系，但屬于不同的范疇�？偟恼f來，文學理論是對古今中外文學現象、思潮、流派和文學歷史發展的理論概括和 某些帶有普遍性、規律性東西的揭示；而文學批評則是對具體的文學現象、作品、流派思潮等等，進行獨立的解讀、分析、闡釋和評論(包括價值評判)。一般說 來，文學理論應當成為進行具體的文學批評的理論指導。從中外文學批評史來看，大凡優秀的、有影響的批評家無不有自己比較自覺的文學理論主張，有的還有比較 系統的文學理論思想。中國當代涌現了一批優秀的文學批評家，據我觀察，他們也大都有自己明確的文學理論主張，從他們的文學批評論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背 后有著一定的文學理論在指導。當然，反過來，大量文學批評的實踐和經驗也為文學理論的不斷發展和創新建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思想資源，文學理論要發展、要創 新，離不開廣大文學批評家創造性的辛勤勞動。

　　不過，關于文學理論與文藝批評的關系問題，我認為，在文藝學(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之間，實際上還存在著一個中介環節，即文學批評理論。我所謂 的文學批評理論，是指以某種哲學、文學、美學等理論、理念、觀點為背景和基礎，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文學現象、思潮等所作的概括性評論和闡述，它對文學與政 治的關系、文學的人學基礎、文學主體性和主體間性、文學作為審美意識形態的本質特征、文學與人文精神的關系、文學與現代性、后現代性的關系、古代文論的現 代轉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文學的特殊形式、文學作為語言藝術的修辭特征等等有關文學的基礎理論問題不作系統、深入的理論研究；它雖然貼近具體 的文學批評，但有所不同，它有一定的批評理念、觀點和方法，力圖指導、調控、約束具體的批評，并以具體的批評作為其理論思考的例證或應用。因而它是介于文 藝學基礎理論研究與具體文學批評之間的一種批評理論形態。比如，城市文學批評、鄉土文學批評、社會歷史批評、審美批評、文化批評、類型文學批評、網絡文學 批評等等，再如借鑒自西方文學批評的女性主義批評、心理分析批評、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批評、文本批評、敘事學批評、生態批評等等。這些批評理論與文學基礎 理論顯然不同，但是又與具體的文學批評不一樣，它尚未進入具體批評的操作層面。據此來考察當代中國文論與批評的關系，我們發現，不但基礎理論與文學現實有 所脫節，而且，在文學基礎理論與批評理論之間也存在某種脫節。雖然這些文學批評理論在實踐中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是其關注不斷變化發展中的當代文學新現 象、新思潮、新趨勢、新問題卻是值得肯定和贊許的。相比之下，這一方面我們文藝學基礎理論研究是比較薄弱的，我們對不斷發展著的文學現狀關注不夠、了解不 多，存在隔膜，我們甚至對上述種種批評理論也不太重視、不太關心。所以會出現文藝學基礎理論研究與文學批評理論的雙線平行發展而互相交流、溝通不多的現 象。這種基礎理論研究與批評理論的隔膜，從一個側面表明，文藝學基礎理論研究沒有能夠對文學批評理論發揮應有的指導和影響。其結果，就使文藝學基礎理論研 究與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出現雙重疏離，不但使許多作家，而且使許多批評家(包括批評理論家)對文藝學基礎理論的研究不感興趣、不聞不問，這就造成文藝學圈 子和影響的萎縮。其實，文藝學基礎理論研究與文學批評理論本不應該隔離，文藝學基礎理論研究理應關注不斷發展、變化著的文學現象的文學批評現狀，理應直接 參與文學批評理論的建設，并不斷從發展中的批評理論汲取營養，提煉、上升到基礎理論的高度；而文學批評理論也應該站得高一點，應該在一定的基礎理論指導下 開展文學批評，并努力從批評實踐中提煉、概括出有深厚文學創作實踐基礎的批評理論。

　　熊元義：文藝理論與文藝批評的深層關系不僅是文藝學的研究對象，恐怕更應是美學研究的對象。文藝批評接受文藝作品的過程，就是一個審美的過程。而從理論上解決文藝批評分歧，則是文藝理論與美學都要總結的。您認為文藝理論如何從美學中得到支撐？

　　朱立元：文學理論與美學從大的方面說，是兩門歸屬不同的學科：美學屬于哲學的分支學科，具有哲學屬性和品格，文學理論(文藝學)則相對獨立，不 屬于哲學學科；美學以人與世界的審美關系、審美活動為研究對象，范圍極為廣泛，也包括作為審美現象的文學藝術在內，而文學理論則以古今中外的文學現象、思 潮、流派和文學歷史發展為研究對象，范圍十分確定，但就審美角度而言，文學理論比美學的范圍顯然要小得多；不過，文學理論所研究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卻并不 在美學研究的視野內。

　　但是，文學理論與美學還是有極為密切的關系，兩者在許多方面是交叉重疊的。比如，審美性是文學的本質特征之一，文學理論必須對文學作深入、系統 的美學研究，否則文學理論將失去其基本的理論支撐。而美學研究也不是純粹審美的，審美價值的研究有著社會、歷史、倫理等等的維度，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評 論拉薩爾的歷史劇《濟金根》時就提出了文學理論批評的“最高”標準，即美學和歷史相統一的標準。這就告訴我們，文學理論與美學在許多方面是緊密聯系，不可 分割的。文學理論(包括文學批評理論)如果在對當今信息時代、網絡時代文學審美的新現象、新現狀、新品種、新特征、新發展給予密切的關注、貼近的觀察、切 身的體驗、深入的思考和創新的研究，不僅能夠充實、豐富文學理論，克服文學理論與現實有所疏離的缺陷，而且，對于美學理論的建設、創新也大有裨益，能促進 美學理論更加貼近無比豐富多彩的大眾的現實審美活動，增強美學的時代感和現實感�？上�，目前我們的文學和美學理論在這方面都還做得很不夠，都值得認真反思 和總結。這需要我們文藝理論界和美學界共同努力，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文學和審美的新現實，攜手打造文藝學和美學齊頭并進、互促互動、比翼雙飛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