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盡管我強調現實感，卻是個浪漫主義者

攝影：李偉

　　對話

　　參與重建精英文化傳統

　　1 　　對待生活，我常�！半x場”

　　傅小平：你獲此次在場主義散文大獎的新著，題為《時代的稻草人》，實際上是警醒別讓自己成了另一個“稻草人”。而這本書傳達出來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就在 于你這種“抉心自食”的自我審問，這種彷徨迷惘后的反省和思考。因為眼下的思想界，仿佛是一個鬧哄哄的兜售場，“思想中人”唯恐自己的聲音被淹沒，都會鉚 足了一錘定音的架勢，為能在眾聲喧嘩中脫穎而出，或是維護自己的市場。你有沒有因此被同道中人視為異類，或憂慮會失去一些讀者？

　　許知 遠：我想知識分子多少都有邊緣之感，正因如此，才令他保持思想的敏感性。自我追問更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基本前提，否則你的思考毫無立足之本。此刻的中國處于 一種轉型期的混亂之中，大部分以知識分子名義的發聲，卻與知識分子無關。我曾對這種狀況深感焦慮，現在卻逐漸有一種淡然之感。我們都會被虛榮吸引，要學會 馴服這一人性弱點，它妨礙你對更高理想的追逐。

　　傅小平：我之所以特別看重這種省思，是因為這在根本上考驗一個寫作者的真誠。我們面對的 時代和生活，是如此的錯綜復雜，但讀了一些國內思想隨筆后，你看不到這些寫作者思想轉變或是靈魂掙扎的印記，他們總是試圖告訴你：這實在是沒什么復雜的，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一切都會迎刃而解。還有另一種情況是，很多寫作者以現實利益為轉移，來巧妙地轉變自己的立場，他自然也無須承受那種理想主義者會遭遇的 迷惘和傷痛。對此你怎么理解？

　　許知遠：人與社會都不是機器，只要遵循合理的說明書，就能自行運轉。常識寫作的一個致命弱點是把問題簡單化，把人的內在掙扎平面化。在很大程度上，我不相信那種淺薄的理性主義。至于后一種的投機分子，則沒什么可爭辯的。

　　傅小平：對于你，我有一個或許并不很恰當的聯想：你就像是一個枕戈待旦的斗士，隨時準備著起身作戰。而把你迄今所有的著作擱在眼前，的確也傳達出一種特 別的焦慮，讓人止不住有緊張感，你的使命感和責任意識于此可見一端。這也印證了你時時刻刻的“在場”。我倒是隱隱有另一種期待：期待你有中場休息，或是暫 時離場的時候。不妨由此談談你對“在場”及“在場主義”的理解。

　　許知遠：這是因為你不了解我的生活啊。對待生活，我有一種明顯的輕浮的 傾向，常常離場的。正因為這種“輕浮”，我才尤其在書寫中尋求緊張。當然，我不是個特別有天賦的作家，也僅僅是在這三四年開始尋求更為嚴肅的思考。我對 “在場主義”的理解，更像是以賽亞·柏林所說的“現實感”，你必須有能力感知四周的環境，而不僅僅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 

　　2 　　我辦雜志或開書店，是自我啟蒙的副產品

　　傅小平：以我自己的閱讀，我會把你放到與劉瑜、熊培云等有著相近立場的青年學者的關聯域中來理解。如果說劉瑜著眼的是“生活經驗里的政治”，熊培云對“社會”有著異乎尋常的關注，你的大多思考則體現了一種“對于中國的關切”。

　　許知遠：這與性格與思維方式有關吧，或許我缺乏他們對現實的分析熱情與能力，卻對知識與思想的網絡更感興趣。盡管我強調“現實感”，卻是個浪漫主義者， 對于超越性的意義更感興趣。我更希望看待世界的角度是純個人性的、情感性的。對于缺乏宗教感觸的我來說，中國這個概念具有這種超越性的特征。我記得夏志清 曾譏諷中國知識分子太“感時憂國”，這可能妨礙他們的視野。但對我來說，這“感時憂國”卻別有魅力，它為我這樣的無根者提供某種根基，盡管這可能也是虛妄 的。

　　傅小平：不能不注意到的一個事實是，眼下很多學者會在中西方歷史和現實的縱橫比較中，來探求中國的問題，他們借以觀照中國的思想資 源，大多也源于西方。然而中國的“大多數人”的觀念，實際上還是植根于中國本土的文化傳統。這就意味著讓一種觀念或思想，在更廣泛的群體里產生影響，還是 需要激活傳統的資源。我不確定你的“中國意識”里，是否包含了這一層面的思考？

　　許知遠：并沒有一個固定的中國傳統、本土文化，它總是不 斷變化的。中國此刻最大的問題是多元思想的欠缺，只有在這多元思想的爭辯中，人們才可能尋找到某種與此刻中國相關的共識。我的“中國意識”是自我尋找的結 果，你在中國成長，不該忽略自身的經驗。也只有以此為基礎，你才可能理解世界其他的經驗。畢竟，我們所有人都需要觀察世界的立足點。

　　傅 小平：這里涉及面向大眾的啟蒙的問題。簡言之，也是一個如何讓某些思想或觀念，突破小部分精英的圈子，從而普及大眾的問題。當下急速推進的城市化進程中， 無論在鄉村，還是在城市，民間社會團體大多衰落、解體。這就意味著，在形而上的思想觀念領域，和廣泛的大眾生活領域間，缺少上下貫通的通道。針對此般現 狀，資中筠先生曾提出，啟蒙要回到生活層面上來。你有何思考？

　　許知遠：我很少有主動啟蒙他人的意識，對我來說，首要的還是自我啟蒙。我的寫作與行動，不管是辦雜志還是開書店，或許具有某種啟蒙價值，但它更是一種副產品。我一直在和朋友們試圖創造出某種公共生活的平臺，人們在其中可以自我發現。 

　　3 　　我也對自己碎片化的思考感到不滿

　　傅小平：盡管對“精英”一詞有所保留，因為這稱謂里可能隱含了道德或情感上的高姿態，但對“精英意識”，我持贊賞態度�，F在很多所謂“精英”，其實欠缺 “精英意識”，他們無條件地向大眾文化邀寵。就精英的堅守和抗爭，你在《一個游蕩者的世界》里舉到的泰戈爾的例子具有典范性：泰戈爾婉拒了甘地希望他拿起 紡紗車抵制英國紡織品的要求，他說：“我可以紡織詩句，可以紡織歌曲，但親愛的甘地，對于你寶貴的面紗，我會弄得一團糟�！边@一回答實是意味深長。

　　許知遠：每個社會都需要自己的精英，他們提供這個時代的知識、道德、審美上的坐標。精英團體也必須是開放的，為此能保持其活躍性與現實感。我們的時代的 “精英”一詞，很大程度被權力與金錢扭曲，它與道德、知識、教養無關。我覺得自己十多年來的所有努力，都是想參與重建一個精英文化傳統，盡管它看起來很不 成功。

　　泰戈爾與甘地之辯，是一個社會內部的思想與行動者之辯，也是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之辯，它們再正常不過。缺乏任何一方，這個社會都會滑下偏執。

　　傅小平：我在為你這樣的同時代思想者能如此深入思考中國感到欽佩的同時，還是不免感到遺憾，這些思考總體上看是碎片化的，缺乏比較統一的整體性視角。然 而參照中國紛紜復雜的現實，任何一個面向的揭示，都可能會帶來對另一面向的遮蔽。從這個意義上說，何偉“中國三部曲”的寫作有著啟示性的意義。因為他從容 不迫的敘事，如多棱鏡般折射出了復雜多義的中國現實。你有沒有設想過，立足于某個特定的地方，或截取某個歷史或時代的片段，書寫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中國？

　　許知遠：我也對自己的碎片化的思考感到不滿，可能這與早年的媒體化寫作有關，也與書籍的編輯方式有關(但若你看我的臺灣版著作，感受或許會有些改變)。

　　何偉的寫作也啟發了我，尤其是他的觀察之耐心。但是，寫作中國并非只有這一種角度啊，他的方式只是美國的寫作訓練出的最佳例證，并非一定多么富有原創性。

　　4 　　歷史寫作首先要讓讀者生活在歷史里

　　傅小平：在為現實感到焦慮時，我們會很自然地向國內、國外的歷史尋求解答。比如，我們為眼下消費主義盛行而憂慮，有人就會寬慰說，巴爾扎克筆下十九世紀 的法國不也是物欲橫流？比如，我們為工業廢水、霧霾等環境污染問題憂心，有人也會寬慰說，倫敦不也曾經是霧都？如此足可證明，現在中國社會存在的很多問 題，都是社會轉型期必然會出現的問題，過了這個時期，自然很多事情就變好了，我們大可以對未來表示樂觀。你以為呢？

　　許知遠：這不是一派胡言嗎？改變不會自然發生，必須有賴具體的改革實踐。不管是英法還是美國，都經歷過無窮的社會改良計劃，才有了日后的結果。而這些批判常是改革的第一步，當問題都沒有被呈現時，你怎么可能去改變它？

　　傅小平：在你看來，對歷史應持何種態度？歷史又應該以何種恰當的方式被激活，從而生動、有機地融入到當下時代進程之中？

　　許知遠：首先，歷史一定是色彩鮮明，細節豐富的，并且令人感到愉悅或是震撼。歷史感和幸福感類似，都不僅僅是大腦皮層的簡單映射，而應當是內心中的一種 觸動和共鳴。其次，歷史寫作和研究一定是對于當下的從容回應和參照。歷史寫作應當首先幫助讀者重塑當時的情景，辨別當時和現代的相同和差別，并且能讓他們 體會當時的潮流、感情和風貌，最后才能給出那些值得尊敬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敗背后的分析和結論。換言之，歷史寫作首先是讓讀者生活在歷史里，其次才是讓 我們生活在當下。

　　最后，我們應有的歷史的一部分，是不完整的，可能是有錯誤的。這不是說歷史學家和編輯可以偷懶或是恣意妄為，而是說在 嚴格的關于寫作和內容的標準之下，我們依然可能會犯下關于事實的錯誤，或是做出經不起新材料檢驗的結論。但只要我們嚴格遵守先前設定的標準，這些錯誤應當 被看成是前進道路上的階梯，而不是否定作品全部價值的依據。

　　許知遠

　　200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計算機系。曾任《經濟觀察報》主筆，現就職于《生活》與《商業周刊》，也是FT中文網與《亞洲周刊》的專欄作家，他還是“單向街書店”的創辦人之一，并擔任2013年創刊的《東方歷史評論》主編。

　　已出版的作品包括《那些憂傷的年輕人》、《我要成為世界的一部分》、《新聞業的懷鄉病》《這一代人的中國意識》、《時代的稻草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