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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做翻譯一樣做人做事做文章

    ——訪著名翻譯家、“傅譯傳人”羅新璋

    http://www.jchcpp.cn 2014年06月23日09:58 來源:深圳特區報 李萍
    羅新璋近照羅新璋近照
    傅雷寫給羅新璋的信件。傅雷寫給羅新璋的信件。

      “我剛從國外回來,家里堆得太亂了,我們四天后見吧,上午十點我到地鐵站口等你,我會拿一份《文匯報》! 78歲高齡的著名翻譯家、被譯界譽為“傅譯傳人”的羅新璋,在收閱采訪提綱后很快答應了本報記者的約訪。

      那天一出地鐵,記者就看到夏日陽光下倚著自行車,拿著一份《文匯報》的羅新璋,頭發花白、瘦瘦高高的他看起來精神矍鑠,善意溫和。在與記者步行到他所住的中國社科院小區路上,在他自稱“陋室”的家中,在隨后兩個多小時的采訪中,深受法國文化影響的他,特別紳士,很是尊重女士,是一位博學而彬彬有禮的謙謙君子。愛喝咖啡、愛聽肖邦的他也很善于發現和享受生活中的樂趣。

      他的書房滿滿的幾大柜書,法語原著上逐字逐句抄注傅雷譯文的手抄本、在巴黎國立圖書館手抄回來的《巴黎公社公告集》等因為擺放不下只能呆在書房一角的地上。在一屋書香中,羅新璋向記者娓娓敘述了被他自嘲“翻譯的太少”、“一事無成”的翻譯生涯。

      ◎ 深圳特區報駐京記者 李萍 文/圖

      關于“傅譯傳人”:

      我只是下了比別人多的死功夫

      記者:上世紀五十年代,您從上?嫉奖贝笪鞣秸Z言文學系學習法語,那時北大名師名家很多,能談談印象深刻的嗎?您從事文學翻譯是因為愛好嗎?

      羅新璋:西語系主任是馮至,英文專業老師是朱光潛。我還聽過清華四大教授之一吳達元的課,他講課很有特點,不帶手表,但每次一講完,下課鈴就響了(笑)。一年級時他講語法,他語法很好,要求也很嚴格,我們很受益。

      不過,我從事翻譯很偶然。我大二時,法文講義里編有《約翰·克利斯朵夫》節選,課后去找譯文,第一次接觸了傅雷譯文,沒想到翻得這么好。那年寒假我沒回上海,找了該書第一冊《清晨》的原著,再與譯文對讀,覺得傅先生的譯筆十分傳神,原來翻譯這么講究,由此對文學翻譯開始感興趣,并影響了我人生的走向。

      記者:著名翻譯家柳鳴九曾說您“當年即堪稱‘少年才俊’,早慧得更是驚人,大學期間已與傅雷有書信來往問道譯術!蹦苷勔徽劗敃r與傅雷的交往趣事嗎?您覺得傅雷對您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羅新璋:我的翻譯生涯一開始就受傅雷影響了(笑)。我譯《紅與黑》第一句就是偷的傅譯《邦斯舅舅》的譯法。傅先生的成功在于傳神,他曾說的“任何作品不精讀四五遍決不動手,是為譯事基本法門”,“理想的譯文仿佛原作者的中文寫作”,“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無生硬拗口之病”等都對我影響很大。

      記者:在譯界,您更被譽為“傅譯傳人”。為學習和研究傅譯,您曾將好幾部傅雷的譯文,逐字逐句抄在法語原作的字里行間。僅《約翰·克利斯朵夫》就抄了120萬字。什么原因激勵您下此苦功夫?

      羅新璋:說我是“傅譯傳人”,其實我只是下了比別人多的死功夫。傅先生的譯筆之妙,遠遠還沒給大家學到。

      我大學畢業原分配去人民文學出版社,受一九五七年反右影響,被派去國際書店。挫折逼得我堅強起來,雖然天天與訂單發票打交道,但我想專業不能丟。一個好譯本就是一位好導師,我開始向翻譯方向努力,并且慢慢?锤底g。在那工作的五年零三個月,除了一九五八年下放一年,傅譯我一讀四年。

      可以說,抄傅譯是在很艱苦環境中廢寢忘食完成的,當時年輕,相信只要努力,總能有希望。我每天看幾頁,開始只是把傅譯的好字句記在法文書上,有一天發現基本大部分記下了,只差幾個字,何不全文抄上。當時《高老頭》已看一半,后半本開始全文抄錄,抄完又買一本原著把前半本補抄上。

      我覺得這樣翻閱方便,是很好的學習方法,為此還為自己制訂了龐大計劃。當時下班后,只要有點空,就會邊讀邊抄。新中國成立后傅雷共譯的二百七十四萬八千字,整整九個月中,我抄了二百五十四萬八千字,僅《服爾德》二十萬字,因沒有行距較寬的原著而作罷,但也摘抄了不少卡片。

      我記得十卷本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是我從東安市場舊書店淘來的,要35元,我當時足足省了兩個月伙食才買到它。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是1960年4月30日,當晚九時我開始抄,此后72天內我抄完了100多萬字的這部書。在抄之前我理了個發,下決心“滅此朝食”,等抄完全書,頭發已很長,像個野人。

      因為專注于精妙的譯法,有時我看了下一句法文,再看傅譯,好像是從自己腦子里迸出來一樣。姚鼐說:“技之精者近乎道”,傅雷雖論道不論術,但我從他具體的技法著手,慢慢也悟出傅譯之妙,翻譯之道。莊子說:“能以意致者,才是物之精也!笔裁词堑闷渖,我把握不準,后來還給傅雷寫了封信。

      記者:您和傅雷有很多通信吧,他聽說您抄他的譯文,還讓您指出謬誤之處,這些信還在嗎?

      羅新璋:一九五七年上大四時,我寄過一篇翻譯習作,傅先生曾仔細指出我的毛病所在。一九六三年我到外文局,到的當晚給傅先生寄了一封長信,寫了我對翻譯的困惑,傅先生很快回了信。傅先生前后曾致我約十封書信,給了我不少忠告,非常寶貴。

      可惜在一九六七年被抄家前晚,老伴找出了傅先生的信,扔到蜂窩爐。我趁老伴轉過去時,飛快把先生囑我抄一副本供留底的那封信從信封中抽出來,塞進褲子口袋。正是在這封信中,傅先生提出:“愚對譯事看法實甚簡單:重神似不重形似;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并擬定“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等主張。這封信目前保存在上海一家文化館的傅雷紀念室。

      關于翻譯:

      翻譯需要精彩的表達

      記者:目前為止,您一共翻譯了多少字的作品?您最滿意的作品是什么?

      羅新璋:我一共翻譯了一百多萬字。最喜歡的是《列那狐的故事》,放開了翻!豆苠F篇》中講“以文為戲”,這本書我翻得最愉快,也有點文字游戲,如以佛經四字一語的句法,譯修道院長老的教誨口氣。

      記者:您翻譯名著《紅與黑》之前,已有很多流傳廣泛的譯本,但您的譯本被公認為重譯外國文學名著的優秀之作。全書四十萬字,您兩年完成,刻意求工,您是如何堅持下來的?

      羅新璋:笨人用笨辦法(笑)。翻譯長篇有個摸索適應過程,試筆花去我幾個月。后決定早起譯書,從凌晨四點到七點,三小時沒有任何干擾。當翻譯時卡住了就看傅譯取經。然后細細讀《紅與黑》,不認得的字也不翻字典了,一遍遍看,腦中邊看邊翻,逐漸由法文變中文,模糊思維,“放開手來”任意譯。這樣早上譯得千字,白天有空再翻書潤文,到晚上臨睡前重新復核一遍。全書四十萬字,用一年多時間譯得初稿,第二年再改再抄,兩年譯完,每天只合得五百字(笑)。

      記者:您翻譯的《巴黎公社公告集》被史學界認為是“重現公社光輝業績的歷史文獻”。您能談談這次翻譯嗎?

      羅新璋:1973年我赴法從事出土文物展的翻譯工作。那年在法國國立圖書館,我有幸看到了巴黎公社公告原件,幾乎包括全部公告,現存360多件公告有的是原件,有的是校樣,有的是從墻上揭下的,還有硝煙彈痕,接觸這些實物好像接觸到了真實的歷史。這些公告非常有文獻價值,我決心將其譯成中文。

      當時復印術不普及,拍成照片成本又太高,需近兩萬法郎,所以我決定抄錄。每天抄十件,一共抄了一個多月,走的那天還在圖書館核對到下午一點多,抄稿整整六厘米厚啊,抄,核,再加上展會事宜,一個多月沒怎么睡(笑)。

      回國后我選了幾份,寫了介紹文章登在《人民日報》,后來我把搜集到的389件全譯出。這本資料集成,印了三萬多本,在今天不可想象。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曾著文推薦此書,稱其中200多件是國內第一次翻譯,是重現公社光輝業績的珍貴文獻。

      記者:您在外文局工作時開始從事中翻法的工作,把中國文學翻譯為法文版。無論是中譯法還是法譯中,您認為,翻譯的技巧是什么?最困難的是什么?如何成為一個好的翻譯者?

      羅新璋:我曾說“精確未必精彩”,好的翻譯在準確理解原文的基礎上,還需要精彩的表達。傅譯嚴謹而又靈活,時有警句妙語,讀來很有味道。文字要推敲才有質量,字典翻譯、直譯是永遠不好讀的。文學翻譯,固然是翻譯,但不應忘記文學,也是一種藝術實踐。如在《貝姨》中,原文直譯之意“難道我把手伸進人家托我保管的錢柜里了嗎”,傅雷用“監守自盜”四字就把意思說清楚了。

      傅雷翻譯求“神似”,錢鍾書標舉“化境”,嚴復講譯事有三難,信達雅。所以我在《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中,把我國1700多年的譯論概括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我想,翻譯需要技藝、聰明、巧思、智慧。

      記者:您曾說過,做翻譯首先要提高藝術修養。對現在的年輕譯者,您有什么忠告嗎?

      羅新璋:這就是藝術修養(指著客廳擺放的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畫笑),這是仿畫的,我每天欣賞,做翻譯需得點“洋氣”吧(笑)。東西方文化差異很大,譯者對西方文化得有所了解,形成風格,更有賴于從小的藝術熏陶,接受西方的語境。我在外文局工作時,特別愛聽貝多芬《即興合唱幻想曲》,因為經常聽,女兒兩三歲時就會哼了(笑)。

      關于生活:

      追求生活品質和趣味

      記者:您妻子高慧勤是日語翻譯家,你們是因翻譯結緣的嗎?會經常探討交流翻譯技巧嗎?您女兒做日語翻譯,是不是也是受你們影響?

      羅新璋:不是(笑),我們是在國際書店工作時認識的。我和老伴早餐時經常會交流翻譯方面的問題,那時我每天看一點傅譯,經常會說到傅先生翻譯的好。一次法語原文意思是“啟個蒙”,女兒羅嘉聽了順口接道,不如譯成“開個竅”,老伴直夸女兒翻得好(笑)。

      女兒原來學美術,曾到日本留學8年。受我們影響,女兒對翻譯也很有興趣,老伴讓女兒業余翻譯些東西,做做練習,糾正她語法問題。翻譯有技巧,那次受老伴夸獎后,女兒后來翻譯都按這個思路譯了。這是她翻譯的日本荒木經惟、荒木陽子《東京日和》和日本森繪都著的《意外抽得幸運簽》(笑)。

      記者:您長期接觸法國文化和法國文學,對您有影響嗎?

      羅新璋:法國騎士文學對我影響比較大(笑),尊重女性,重視禮儀?,這是意大利史上最年輕的總理倫齊剛當選總理時的報道照片,你能看出來他非常重視著裝禮儀。不過,我們那會還很窮,穿不起西裝啊(笑)。我在外文局工作時,主要從事中譯法工作,我們五位同事有三位法國人給我們改稿,他們的生活習慣、社交禮儀等對我們影響很大。

      記者:您一個人生活,是怎么安排時間的?

      羅新璋:2008年,老伴去世,我開始一個人生活,女兒不時會來看望我。我的生活比較有規律,也比較簡單。我還是習慣早起,6點多起床就會看看那幅油畫,領略繪畫之美;然后就會聽肖邦等外國音樂,邊洗漱邊聽,領略音樂之美;之后會看書,一天從閱讀開始。冬天會先在床上看書。以前老伴不讓我在床上看書,我醒得早,翻書嘩啦啦的,影響她,現在她走了,我在床上看書的時間就很多了。7點半吃早餐,習慣了喝牛奶和咖啡。老伴走了,沒人清洗咖啡研磨機,只能喝三合一的(笑),但仍堅持追求這點生活品質和趣味。

      我開始奉行董仲舒語:“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心靜,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彼晕业纳眢w還比較健康,有高血壓,血糖也有點高,原來愛喝的飲料、芝麻糊、紅豆沙女兒都不讓喝了,少了很多口福。不過老子說過“味無味”,所以我自己做不放糖的紅豆沙,蒸玉米、土豆、南瓜、白菜等健康食品吃。去年我悟出曬太陽比看書重要,于是每天上午堅持外出曬半小時太陽,晚上也堅持散步一個多小時。

      記者:您現在還在做翻譯工作嗎?現在您最感興趣的是什么?

      羅新璋:現在主要應付“門市”,手頭工作很多,往往是讓做什么就讀什么。去年11月應朱生豪之子之邀寫了《莎士比亞戲劇朱生豪原譯本全集》前言《朱譯管窺》,讀了很多朱生豪的譯本,F正選編《巴爾扎克中短篇小說集》,所以大量閱讀巴爾扎克小說,約在6月能完成,嵥榧覄照剂撕芏鄷r間。最感興趣的是希望能補翻譯莫洛亞的作品,我覺得他的文筆很好,作品很有意義,讀起來很舒服,在社科院工作期間我幾乎看完了他的全集。

      記者:回望過去,您如何評價自己取得的成就?您最欣慰和最遺憾的又是什么?

      羅新璋:“一事無成”,我很慚愧,我翻譯的很少,這也是我最遺憾的。我最好的翻譯時間是離開國際書店后,但又去了外文局十七年,從事中譯法。三十不立,四十不惑,從頭開始,很是困難。不過中譯法有利于加深對法文的理解,更考驗法文功底。到社科院后我才開始翻譯《紅與黑》,那時已57歲了。文徵明89歲書蘭亭序,我希望還能譯一些書。

      傅先生說過:“即使最優秀的譯文,其韻味較之原文仍不免過或不及。翻譯時只能盡量縮短這個距離,過則求其勿太過,不及則求其勿過于不及!毕N蟻浮生,一輩子無非也像做翻譯那樣,在“過”與“不及”之間做人、做事、做文章。我很欣慰,我還活著(笑)。

      人物小傳

      羅新璋,1936年生于上海。北大畢業,曾在外文局《中國文學》雜志社長期從事中譯法文學翻譯工作。1980年,調入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譯有《特利斯當與伊瑟》、《列那狐的故事》、《紅與黑》、《栗樹下的晚餐》、《不朽作家福樓拜》等。其中所譯《紅與黑》譯本被公認為重譯外國文學名著的優秀之作,并在臺灣出版。他還編有《翻譯論集》、《古文大略》。撰有《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中外翻譯觀之“似”與“等”》、《錢鍾書的譯藝談》等,受到業界重視。被譽為“傅譯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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