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田：《閃閃的紅星》曲折的出版過程

　　“1965年，“文革”前夕，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我那時在文工團當創作員，怕遭到批判，連寫了兩封信給中國少兒社，要求把《戰斗的童年》(即《閃閃的紅星》稿子退還我。稿子，連同別人的書籍、文字，在院子里全燒了。我當時很感慨：文章誤我，我誤青春，以后不寫了！”

　　85歲的老作家李心田緩步走來，爽朗地笑著，緊緊握住我的手。我的耳邊恍若響起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兩岸走”那動人的旋律。小說《閃閃的紅星》出版距今50年，同名電影距今也整整40年，但仍被一代又一代人熟悉著，從未遠離。

　　對老人而言，回憶五味雜陳，他談到自己童年含淚的微笑，談到自己物不平則鳴的率性，也談到對于創作的種種遺憾和不滿足。李心田，這位從事文學創作近60年老作家，至今仍筆耕不輟，剛剛完成了《風箏誤》，又在進行新的文學創作。

　　讀書報：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閱讀的？

　　李心田：我是先寫字后讀書。6歲那年，爸爸從官山鎮回家過年，指著門上貼的對聯告訴我：“向陽門第春常在，積善人家慶有余”，我不懂什么意思，也不認識，可是過后我還能背給爸爸聽。爸爸見我記性好，很高興，就買了兩張光連紙，訂了一個本子，教我學寫字。7歲上初小，11歲讀完初小進入私塾。一個班里有30多名學生，我是最小的，但被編入高班，除了聽老師講《論語》，還要讀《幼學瓊林》、《古文觀止》和《論說精華》，每人寫300字小楷，每隔一天寫一篇日記。老師很嚴格，背不過就要挨打。我很少因為背不出書挨打，因為背書得法，再加上也確實用功，一年內學了《中庸》、《大學》、《常用尺牘》等七本書，老師提到哪里，我能背到哪里，基本上背誦如流。這對我后來的學習和寫作很起作用。私塾讀了兩年多，讀了十多種古書，我的作文也常被老師拿來當范文，被貼在學校的墻上展覽。

　　那個時候課外書很少，有時候從別人家里找來《三省莊招親》、《珍珠塔》之類的唱本看，也看過《三俠劍》之類的俠義小說，對我有些教益的，是《三國演義》、《聊齋》和《今古奇觀》。我在中國古典文學的河邊走了一遍。我的作品文化底蘊比較深，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這是我比一般人“占”的一點便宜。

　　讀書報：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文學創作的？

　　李心田：1957年，我在《文藝學習》上發表《我的兩個孩子》。小說有3000字，張天翼給我寫的按語有近600字。他在按語里寫道：文章失敗和成功最簡單的原因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作品是否能夠以情動人，作者所寫的人物和故事情節是否能觸動讀者的感情。我先寫了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獨幕話劇《小鷹》，又以此為基礎，寫了電影文學劇本《小八路》。劇本發表后改成《兩個小八路》出版，編輯李小文希望我再為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寫個中篇，我簡要向她講了一個紅軍家庭的故事，她說可以寫。這就是后來的《閃閃的紅星》(最初定名《戰斗的童年》)。

　　我投入兒童文學，是自我感情的流露，一開始便從“真情”出發，并且努力追求真善美。慢慢地，我離不開兒童文學創作了。1965年，“文革”前夕，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我那時在文工團當創作員，怕遭到批判，連寫了兩封信給中國少兒社，要求把《戰斗的童年》稿子退還我。稿子退回來之后，我很惶恐，又很愛惜自己兩年多完成的書稿，就把手寫稿交了，把謄清稿留了下來。交上去的稿子，連同別人的書籍、文字，在院子里推成一堆，全燒了。我當時很感慨：文章誤我，我誤青春，以后不寫了！

　　讀書報：后來《戰斗的童年》又是如何變成《閃閃的紅星》被廣為流傳的？

　　李心田：文革沒結束，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謝永旺(后來曾任《文藝報》主編)來約稿，我把劫后余生的《戰斗的童年》交給了他。他看完后對我說：“我覺得行，拿回去再研究�！笔紫纫�集體研究，除接受社內眾人的審查，還要請社外的權威人士看。李希凡曾被請去審閱這部稿子。他說，稿子還可以，不過可出可不出。一位軍代表的意見就厲害了，他說：“像《魯賓遜漂流記》，是什么意思？”幸虧當時在社里主持工作的王致遠同志頂住了，他當家，出了這本書。王致遠建議我把最后一章改掉，不要讓父子見面，大團圓就俗了，不如寫一封信，不落俗套。我接受了他的建議。謝永旺覺得書名一般，要我改個名字，我苦想了兩天，提出《閃閃的紅星》。書印出來后心里沒底，是當時北京市教育局長、兒童文學作家韓作黎寫了評論，認為是對兒童教育的好教材，才放下心來。接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連續廣播了這部小說，又很快被譯成英、日、法、越等文字，介紹到國外。那時候中國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尚未建交，德文譯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奧地利大使館與他們簽約的。

　　小說流傳開了，便有人找我拍電影，八一廠由王愿堅、陸柱國參加，濟南由原作者參加編劇，在北京的總政招待所里一起完成了劇本。電影公映后，朱德委員長看了影片，為他的外孫女寫了“閃閃紅星”四個字，現在這幅手跡陳列在革命歷史博物館。

　　讀書報：《閃閃的紅星》已成為經典讀本一印再印，現在看您覺得有什么遺憾？

　　李心田：關于小說，我和責任編輯謝永旺都有點遺憾，原稿中一些細膩的感情部分被刪掉了，比如冬子媽對丈夫的依戀和牽掛，紅軍走后的失落感，以及對白軍的恐懼。這些內容本來是很真實很感人的，但改稿時怕“不健康”，就刪去了。另外，有些內容是不該加的加上了，比如讀毛澤東的書，以及毛澤東在革命中的作用等。這對于一個年輕的婦女和兒童來說，是認識不到的。由于改稿時的情況，怕人家說“不忠于”，也就勉強加上了。但是我是清醒的，小說該怎么寫，我們都心中有數。

　　讀書報：《閃閃的紅星》之后，您還創作了很多其它題材的作品。

　　李心田：我后來到農村搞社教去了，每天和老百姓一樣吃七兩糧食。當時劉少奇有指示，說現在寫工人的作品太少了，領導又派我到濟南火柴廠生活了半年多，天天在車間勞動，和工人談心，光談話記錄寫了十萬多字，翻來復去看了好多東西，寫成了《跳動的火焰》，也拍成了電影，可惜沒有宣傳。我認為電影《跳動的火焰》藝術性要比《閃閃的紅星》高。

　　讀書報：相比而言，您的兒童文學作品影響似乎更大？

　　李心田：從1978年到1986年，我的兒童文學作品很多。我進入孩子的世界，先后寫了幾組短篇和兩個長篇，《十幅自畫像》寫一個孩子在“文革”中的遭遇，構思很巧妙，把一個孩子從6歲到16歲的命運和國家人民的命運聯系起來了；《船隊按時到達》是根據真人真事寫的，寫得很輕松，得了全國優秀兒童讀物二等獎。紅軍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以及“文革”時期，我都寫了兒童文學作品，粉碎“四人幫”后的改革時期，我又寫《屋頂上的藍星》，可是現實生活使我顧盼很多，寫寫停停。就像小說里韓方的懷疑：不是說我們的社會好嗎？它好在哪里？韓方在夢境中敲門，所有的門都是關閉的。小說寫到這里，我這個作者心也冷了。我寫不下去，我不能欺騙孩子說：我們的前途很美妙！同時我又不想讓孩子的心靈遭受蹂躪。去上海開會的時候我碰上了當時上海少兒社的社長任大霖，他說：“這樣的書只有你敢寫，也只有你能寫好！”回到濟南后，我帶著我的主人公韓方又去敲法律的大門，經過曲折的斗爭，韓方的官司終于打贏了。小說后來在上海少兒社出版，內容提要上寫著：“整個作品撼人心魄發人深省，具有很強的時代氣息和感染力�！�

　　讀書報：您對于自己的文學創作，愿意作何評價？

　　李心田：不論寫兒童文學作品還是其它，我都是唯事而發。路不平則鳴，我替孩子、替民族講話，我希望逆境中的孩子承擔一些困難，要鍛煉他們的肩膀。有一個兒童文學理論，認為孩子應該有美好的、歡樂的文學，不要給他們負擔。我認為這話說偏了。中國的孩子大多數在農村，沒有那么多歡樂。我的兒童文學作品一共有8本，最后一本是《夜間掃街的孩子》，也是我最心愛的“孩子”。我認為兒童文學作家應該寬容，只要是宣揚真善美，可以有各式各樣的作家和作品。文學藝術可能有時候是武器，但更多的時候，文學就是文學，文學是人類精神的產物。

　　讀書報：能否再談談您的成人小說創作？

　　李心田：1986年以后我的精力轉到成人文學，創作了《夢中的橋》、《尋夢三千年》、《銀后》、《結婚三十年》，中篇小說集《潛移》，中篇小說《人的質量》以及話劇劇本。作家應該把自己對世界的看法說出來�！秾�夢三千年》里融入了我對當下社會問題的思考。不過在出版的時候，編輯和我商量別惹事，也刪掉了一些內容。在這部作品里我比較集中地考慮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對某些正統思想有叛逆心理。我從古代的孔子、老子、管仲、屈原一直到寫近代的馬寅初、老舍，也寫了當代王蒙。順便說一下，王蒙的近作《一輩子的活法》是大書，暢快、豁達、通透，亮麗而博大，幽默而深沉，是一本不加虛構的自傳�？吹贸鐾趺蓪�書中的每個字都是負責的，我很希望讀書界重視這本關于真相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