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表象的“真”和歷史哲學的“真”——文學史家吳秀明訪談

　　周保欣：您的學術生涯有過兩次大的轉向。上個世紀80年代，您從歷史文學研究和歷史小說批評起步，到90年代中期，轉向了當代文學思潮、文學史 和學科史研究；最近幾年，再度轉向到當代文學史料學研究。搞學術研究的人有學術轉向是很正常的，但是像您這么大跨度的卻不多見。我想，一個學者的學術選擇 應該有學者非常內在的個人性的、生命化的東西在里面，那么，您的兩次學術轉向，是否有您作為一個學者的生命邏輯在里面？您每次的學術選擇和您的個人性格、 氣質、興趣和情趣有什么關系？

　　吳秀明：確實，一個人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很多時候，價值判斷可能只是第二位的，最主要的還是取決于研究者的性格、氣質和稟賦，也就是你所講 的“生命邏輯”。我現在很難講清楚，當初為什么會選擇歷史文學作為我的研究領域，因為，哪怕到現在為止，歷史文學研究仍屬于冷門和偏門。大概各個學術領域 都有各自不同的“召喚結構”吧，不同的學術命題的不同“召喚結構”，對不同的學術個體都會起到不同的作用。從我自身來看，現在回過頭想想，當初選擇歷史文 學批評和理論研究，恐怕還是對歷史文學當中包含的思辨的東西感興趣。在理性和感性之間，我可能比較偏重于理性和思辨。歷史文學和一般的文學不一樣，它除了 審美的元素之外，還有其他必須要涉及的東西，比如說歷史哲學、歷史觀念、歷史理性、歷史的道德基礎、真實和虛構，等等，這些是很基礎的東西。這些思辨性的 東西，對我的吸引力是蠻大的。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最初發表在《文藝報》和《文學評論》上的論文，就是討論當時歷史文學創作中存在的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 關系問題。那個時候，整個社會都在撥亂反正，如何看待歷史、以怎樣的歷史觀和價值態度去看待“歷史真實”，是當時很重要的命題。也許是切中了時弊，論文發 表后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新華文摘》《文匯報》《文摘報》都全文或摘要轉載了那兩篇文章。

　　我后來的學術轉向從表面看跨度比較大，但實際上一直有一個基本的、核心的東西在那里，那就是“史”的規范與品質。我的研究，可以說都是沿著 “史”展開的，比如當代文學思潮史、文學史、學科史、當代文學史料學等，都沒離開這個“史”的線索。盡管所涉及的學術領域可能差異很大，但是，從思想、方 法、趣味上講，本質性的東西還是在那里。

　　周保欣：兩次學術轉向，除了您內在的個人性因素外，和當時的當代文學學科、當代文學學術研究面臨的具體情況，以及學術界面臨的知識思想狀況和方法論背景有沒有關系？

　　吳秀明：肯定是有關系的！我轉向當代文學思潮和文學史研究大概是在90年代中期吧。那個時候，有三個原因促成了我的轉向：第一，我研究歷史文學 已經有十幾年時間，從評論到理論形態研究，格局上已經做得差不多了。再做下去，突破的空間不是很大。學術的東西，有些時候還是需要放一放，沉淀一下，新的 問題才會浮現出來，所以，我決定暫時告別歷史文學研究。第二，就是從學科歸屬上講，我是做當代文學研究的，當時要給研究生、本科生上文學史和思潮方面的 課，所以需要備課。在備課過程中，形成了不少想法，這些想法當然也需要表達出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當時大的學術環境的促成。你知道，80年代 末、90年代初出現了兩個重要的學術現象：一個是隨著整體社會文化反思的推進以及“海外漢學”的影響，學界提出了“重寫文學史”；另一個是針對市場化和洶 涌而至的商品大潮，提出的帶有強烈“抵抗”意味的“人文精神”大討論，這都頗帶有那么一點火藥味。

　　我們后來喜歡用“轉型”這個概念來表述那時的社會文化重組和文學劇變。不管現在我們怎么看，可以講，那是一個社會思潮和文學思潮的活躍期和嬗變 期，整個學術界是這樣，學者個體也是這樣。那個時候，報刊雜志上發的最多的，就是各種“對話體”的文章。圍繞一個話題，幾個人從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見，進行 切磋。我也隨大流發了兩篇這樣的文章。那是一個比較“活性”而又“純正”的學術年代，現在回想起來都不免有些激動。在那樣一個“場域”中，你不可能無動于 衷，不受感染。最近幾年，人們普遍重視80年代，以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重返80年代”熱。事實上，無論是從文學創作還是學術研究上看，我認為80年代 都是當代文學再出發，而90年代則意味著它已行走在一個十字路口。我們那時的思考、選擇及其對今天的影響，里面的經驗可能更值得總結和反思。當然，由于個 性使然，我沒有撰文參加討論，我好像不大習慣這樣一種直接介入的方式，而喜歡自說自話。

　　周保欣：“重寫文學史”和“人文精神大討論”是那個時代現當代文學學者，特別是像您這樣的“50后”學者留在學術史上的地標性之物。時隔20年之后，您怎么看當時的兩個討論？

　　吳秀明：問題得從兩方面分析。常態的眼光看，文學史總是需要“重寫”的，世上沒有一成不變的文學史，自然就沒有一勞永逸的“文學史”。文學史既 是作為被書寫對象的作家的心靈史和精神思想史，同時也是歷史敘述者的心靈和精神思想投射。從非常態的角度看，9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顯然是有所指的，它 有自己的特殊性，這里不多講�？偟膩碚f，“重寫文學史”是有建設性的，當時的很多東西，后來都進入到我們的學術生產和文學史編纂實踐當中去了。自然，這里 面也有不少問題需要反思。

　　至于“人文精神”大討論，就更是如此。為什么我們當時對“市場化”那么反感，并有意無意地將其作為“人文精神”缺失的根源呢？現在看來，這樣一 種預設本身是有問題的，其用于批判的武器，主要還是我們傳統的“義理”倫理觀。因此討論雖然很熱鬧，但實際留給現在的東西并不多。關于這一點，我在《轉型 時期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一書中曾作過探討，這里限于篇幅，就不再贅言了。

　　周保欣：您的學術路徑可謂是“后退式”的，實證性越來越強。這當中，轉向當代文學思潮和文學史研究我能夠理解，但您關注很多現當代文學的學科問 題，這和您多年擔任浙江大學中文系主任應該有關系吧？您主持編修的三卷本《浙江大學中文系系史》，我想肯定不是簡單地給一個系存史，有沒有您的學科學術思 考在里面？

　　吳秀明：1999年到2013年，我曾擔任浙江大學中文系主任一職。這段時間的行政兼職，對我的學術研究是有影響的，它使我在關注現當代文學學 科問題的同時也關注中國語言文學的學科史問題。特別是最近這10多年，中國的高等教育、社會環境、文學學科生態、大學建制都有很大變化，給了我很大的壓迫 感，逼著我去思考很多問題。比如，過去的中文系，主要集中在一些綜合性大學和師范類院校，現在隨著大學擴張，很多理工商等�？茖W校都紛紛辦起了中文系，由 此也帶來了不少新問題。如中文學科如何守正創新、拓寬內涵與外延，如何處理基礎與應用、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如何處理與中學語文教學及社會現實需求的關系， 如何充分發揮傳統院校優勢、凸現自我特色與優勢等，都突現出來，提到了我們的面前。我為此寫了10多篇文章作了探討，還曾主編出版了一部近50萬字的《大 學文科人才的成長規律和教學改革與實踐——以中文學科為中心的考察》，在這方面頗化費了一番心思。

　　說到《浙江大學中文系系史》，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一方面，浙大中文系是個具有百年歷史的老系，它有深厚的傳統和積淀，通過修史，我們可以薪火 相傳，從中找到根源性的精神和學術傳統。另一方面，這也可以說是現實擠壓和反思的產物。這個時代，重“實用”而輕“基礎”，一切都被量化了，而且到了斤斤 計較的地步。我們修史，就是試圖返回到學科史那里去，與名家大師對話。這個不是阿Q“我們祖上闊多啦”，而是尋找中文系的魂魄，探尋浴火重生的“突圍”和 發展的一種路徑。中國語言文學在上世紀80年代曾經“風光”過，但后來卻日趨冷落。我認為，對于傳統學科來說，太熱和太冷都是不正常的。

　　周保欣：作為“50后”學者，我感覺到，你們這代學者普遍有比較強的學科意識。這個學科意識里面，有使命感，當然也有很焦灼的情緒，以及這代學 者非常突出的歷史批判色彩與自我反省意識。你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寫過文學史，您也曾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另外好幾本書都是圍繞文學史和學科問題展開 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50后”這代學人的現當代文學學科意識？

　　吳秀明：現當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其歷史很短，不足以與古代文學相提并論。但這門學科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五四那代學人，因為新文學是在他們手上 誕生的，所以在寫作諸如新文學的各種運動史和變遷史時，心態很從容，當然也很自豪。1949年以后，“當代文學”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被放大了很多。1959 年新中國的第一個10年，就有很多紀念性的類似“新中國文學史”之類的著作問世。但在那時候，當代文學甚至包括現代文學，都不是作為一個學科被研究和討論 的。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科化、歷史化問題才真正凸現出來，原因我想可能有兩個：一是現當代文學已經有了足夠的時間長度，有了相應的 學術積累和沉淀，且與古代文學相比，確實有它屬性自圓和價值自圓，需要學科化和歷史化；另一點，就是我們沒辦法再像前輩學者那樣，在“創世心態”和政治的 激情中去討論現當代文學。我們要想立足，就必須把現當代文學的學科獨立性確立起來。

　　我們這代學者都經歷過“文革”，其中的很多人都有知青經歷，有底層生活經驗。由之，我們也就有了自己對歷史和現實的感知、體悟，有了自己的觀照 和把握的方式。盡管我們這代學者之間也有很大的差異，有的甚至在學術立場、思想理念上很有點“針鋒相對”的味道，但卻普遍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往往 把自身的生活經驗和生命經驗帶到文學中來，而且，我們有比較強烈的反思意識。再加上從80年代初開始從事文學研究到現在，已經有一定的積累，因此，寫作文 學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當然，我也深知，由于上述經歷，我們這代人知識結構和學養都存在著先天性的、歷史性的局限，“西學”不行，“中學”也不好，大概 只能算是“歷史中間物”吧。我們的優勢，似乎更多在“向外轉”。這就造成了我們的文學史編寫，包括評論和研究，帶有濃厚的社會學、倫理學色彩。即使是講 “藝術”、講“審美”，往往也很不純粹，很難將它付之實踐。這種情形在“重寫文學史”中也表現得相當明顯。

　　周保欣：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沒有，您的著述里“真實”和“闡釋”兩個詞出現頻率很高。比如“真實”，歷史文學研究論著里頻頻出現，但您的《中國當 代文學史寫真》是本文學史著作，卻也出現“寫真”字樣。至于“闡釋”，您有本書就叫《中國當代長篇歷史小說的文化闡釋》，去年的一個當代文學史料學國際學 術會議，會議名就有“史料和闡釋”字樣�？煞襁@樣理解：“真實”和“闡釋”，內涵著您的學術理念和價值方法？

　　吳秀明：我沒注意到，當然也沒統計過，或許你說的不無道理。真實不是文學創作及研究的全部，甚至不是其最高的境界，但它無疑是構成一切學術活動 的重要基礎，也是我們評價和把握現當代文學的一個基本價值。新時期文學創作和研究就是從這里開始起步，嗣后也從這個“原點”出發“重寫文學史”，實現對原 有虛佞的所謂的“傾向性”解構的。從這個意義上，“真實”可以說是構建新時期文學的“阿基米德點”。然而，真實只是一個方面、一個維度，還有其他維度，這 是一；其次，什么叫真實，怎樣才算真實，這個問題看似容易，其實無論從理論還是就實踐角度講，還真的不好說，也很難指認；第三，真實是需要闡釋的，而闡釋 就與作家創造主體以及文體形式、傳播載體等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它不期而然地成為主體、文體、載體的一個“復合話語”，而不像我們原來理解是文學與生活 的“反映論”式的鏡像關系。

　　最近一二十年，學界有關真實的討論，基本也是從這個角度展開，將它看作是一個“復合話語”。這也反映了人們思維認知的豐富開放和日益深化細化。 現在回過頭看，自己過去有關真實的闡釋，包括對歷史文學真實的闡釋，盡管注意到了作家創造主體、讀者接受主體以及彼此連接的藝術中介，但也殘留著不少“反 映論”及“本質論”的痕跡。不過我也并不完全認同“一切歷史皆文本”、“一切歷史皆碎片”的歷史觀和真實觀。絕對真實的敘事當然難以存在，但不等于文學不 能在一定程度上敘述歷史和生活，新歷史主義觀點無疑是偏頗了，它同樣需要反思。

　　周保欣：接著上個問題吧。目前，我們的文學史編寫同樣面臨著探尋“歷史真實”問題，面臨著文學事件、材料等的闡釋問題，而現有的文學史在如何處 理觀念和材料的平衡、處理文學表象的“真”和歷史哲學的“真”等方面的確存在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您多年研究歷史文學，有很深的思想積累。以您的眼光看， 您認為文學史應該求取什么樣的“真”？如何獲得“真”？

　　吳秀明：這涉及到兩個問題：一個是文學史的功能，一個是文學史當中的歷史觀和歷史哲學問題。文學史的功能，不外是文學教育、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承 三部分。不同的文學史，對文學史的真實要求是不一樣的，文學教育的文學史，主要是事件、材料的真實和作家作品評價的切體性；而學術研究的真實，則更多地是 探尋文學發生、發展、演變、盛衰的規律。不管是哪種文學史，都有一個歷史觀問題在里面。這個歷史觀是我們進入歷史的路徑和維度。你從哪個維度進入文學的歷 史，決定著你看到的就是怎樣的文學史。歷史是不可復現、不可還原的。我們所有的表述，都不過是一種“盲人摸象”式的言說，這大概就是所謂的“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吧。這里面的差別在于，有的摸得全面、準確一些，有的摸得不全面、不準確。所以，我們對于文學史必須抱持一份應有的謙卑，不能過于自 負，擺出一副真理在握的樣子。須知，任何一種概括都是有限的，哪怕最佳的范式和切入角度，它在敞開的同時造成對其他的遮蔽，有洞視也有不可避免的盲區。

　　我們現在需要做的，盡可能尋找適合自己觀念的文學史范式，個性化與開放性結合。作為教材，給教師與學生提供馳騁發揮的空間。我在10年前曾主編 了被黃修己稱為“描述型”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實際上追求的就是一種開放對話的文學史。在這部文學史中，我更像是一個“主持人”而非裁決者。我以為 對于只有起點而沒有終點、還沒有經過嚴格歷史篩選的當代文學史來說，還是多留下一點彈性和余地為好，不要把話講得太滿太絕為好。這樣的文學史，至少可以允 許存在，這大概也是一種“真”吧！

　　周保欣：最近幾年，您集中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2010年，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立項，這幾年發表了很多論文，學術界反響較大。很 快，還將出版一套當代文學史料方面的叢書。當初準備轉向史料研究的時候，有沒有想到現在能做這么大？有沒有想到能得到學界這么積極的回應呢？

　　吳秀明：當初轉向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我是有明確的問題意識的，就是覺得，第一，現當代文學研究歷來注重思想性，而不太注重史料的積累；第二，就 是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和經典化，必須要有堅實的史料做基礎。再加上不少當代文學的親歷者年事漸高，以及其他各種因素，很多鮮活的當代文學史料處在隨時可能湮 滅的緊迫狀態。因此，我就以“中國當代文學文獻史料問題研究”為題，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目的是想引起學術同行的重視。這些年，我就此寫了一些文章， 其中有的是與博士生合作。去年，我們還在杭州召開了一個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學的學術會議，也是想借此推動此項工作的展開。

　　應當說，文學史料問題現在大家都比較重視，這基本上已形成了共識。接下來，我們將推出一套11卷近600萬字的《中國當代文學文獻史料叢書》，就放在浙江大學出版社。有興趣的可以關注一下。

　　周保欣：當代文學史料與現代文學史料、古代文學史料相比，您認為它有什么特點？

　　吳秀明：當代文學史料當然有它的特點，而且特點非常明顯。所謂文學史料，不外是人類文學活動中留下的文字(包括影像、圖片、聲音等)與實物材 料。當然，這里的文學活動并非是純粹的文學活動，而是和人的其他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當代文學史料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它的多觸角性，即與社會、經濟、文 化、歷史，特別是與政治之間具有特別密切的關聯，以致文學史料的邊際效應被放大了許多。很多時候，有些材料看似與文學無關，但它對我們解釋作家作品和文學 現象，卻有著意想不到的效果。這種文學史料的邊際效應，導致很多邊緣性的史料會在文學性與非文學性之間徘徊，增加了文學史料的復雜性和辨識的難度。當然 了，這樣的邊際效應在現代和古代文學那里也有，但都不及當代文學突出。況且，當代文學與當代處于“同構”狀態，它的敘述者往往同時又是參與者，有更多人為 的、主觀的因素，所以，較之其他時段的文學史料也顯得更為豐富繁雜，充滿歧義。

　　特別需要提出的是實物性史料。研究唐代詩歌的，我們現在已經沒辦法知道唐詩里面的“敬亭山”、“桃花潭”是什么樣子；研究魯迅的，現在的魯迅故 居、“百草園”、“三味書屋”等，都是很重要的現場資料。當代文學因為它的即時性，類似這樣的物質性史料非常豐富，你讀《紅巖》，如果去過“渣滓洞”，可 能就會有另外一種感受；而如果你能夠去看看季羨林、楊絳他們下放的地方，可能就會對他們后來的晚年寫作有更深的體會。這些感受和體會是文字傳達不出來的， 它也可以說是當代文學史料的優勢吧。

　　周保欣：和古代文學相比，我認為現當代文學史料學建設更迫切。古代文學領域，史料當然重要，但史料對文學史框架不會是顛覆性的；而現當代文學， 我總覺得現在很多史料還沒有進入到我們的文學史，如果進入了，對很多結論和表述，甚至對文學史結構都會產生重大的改變。因此，我們現在的文學史脈絡不是歷 史自身的，而是根據現代價值觀念建立起來的一種敘述脈絡，像“啟蒙”、“救亡”、“革命”等。不知您怎么看待現當代文學史的史料學現狀？

　　吳秀明：你所說的現象是存在的。中國現代文學包括當代文學，是在殖民主義的壓迫下產生的，盡管這不是全部，但是確實是很重要的歷史壓力。晚清時 節，整個知識思想界都有理論上的焦慮，再加上西學的引進，從現代文學的源頭來看，它本身就是各種思想交匯、對話和沖撞的樞機之所在。這一點，必然會順流而 下進入到后來的文學歷史建構里面，影響到文學的歷史形態和審美形態。文學史的敘述當然亦是如此。我們總是以各種觀念形態的東西來作為文學史構造的骨架，甚 至有一種提法，“思想史是文學史的風骨”。過去，是政治化的“新民主主義”，現在則是“現代性”或“人性”等。在這個觀念化的文學史背后，文學史料當然只 能是第二性的存在，是一種解釋性的東西，它要服務于那個第一性的“觀念”。

　　當我們戴上“觀念”的眼鏡，我們所注意到的文學史料，必然是為各種觀念所激活的東西，其他與你觀念無關或相抵的內容，就很難進入我們的視野。當 然，從史料自身來看，的確，沒有哪個時代的文學史料像近現當代文學這樣，如此受制于各種意識形態和觀念實踐。但是，如果我們剝離出觀念的、思想的、理論的 東西，重新進入到文學的現場，我們能否重構出別樣的文學史呢？這里首先就有一個方法論的問題，那就是如道家所說，我們要“致虛”，要清空我們的心，要把你 內心里面故有的知識形態和各種觀念清除出去，然后才有可能回到“嬰兒”狀態，去重新認識史料，發現文學史�？蓡栴}在于，誰能做到無知、無識地看待文學史 料，并在此基礎上去構建出文學史？

　　周保欣：一般研究史料，都會注意到史料甄別，但我覺得，史料進入文學學術和文學史，還存在史料和想象力的關系問題，因為文學史料無法連綴成文學史，編修文學史也不能一味地靠邏輯和思想。您怎么看待史料和想象力的關系？

　　吳秀明：史料是文學史的基石，但史料不是文學史，史料也不是文學史的斷片殘簡。史料要想成為文學史的構成部分，必須要經過文學史家和學者的 “識”、“思”、“悟”、“證”等。你所提到的文學史的想象力，實質上它是與文學史料勾連和文學史建構的一種方法，這里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史料在具備的情 況下史料與史料之間的勾連；一種是史料在匱乏的狀態下展開的歷史想象。就前一種情況來看，理性辨析當然是非常重要的。通過理性的燭照，我們可以對史料斷其 前因后果，理出文學史的脈絡來。但是，文學史料不是沒有生命的死材料，它是有生命的。很多情況下，理性、邏輯推斷都沒辦法去研判史料所內涵的生命的東西。 特別是現當代文學，作家的生命經驗、內心經驗都相當復雜，這些生命經驗和內心經驗往往都內化在文學史料里面，當我們面對那些個史料的時候，我們需要以自己 的生命為鏡，對史料作出富有生命質感的想象，這樣才能在史料之間建立起聯系。再有，就是像胡適說的那樣，史料不可能是完整的，往往是有一段沒一段，這就需 要研究者具有“精密的功力”和“高遠的想象力”。當然，這種想象力不是文學上的虛構，更不是憑空捏造，它要有自己內在的歷史理性，有個“度”。

　　總的來說，史料研究沒有想象力不行，想象無“度”更不行。

　　周保欣：您是從歷史文學研究起家的，盡管這些年沒怎么研究歷史文學，但想必您一定會關注歷史文學。您認為現在的歷史文學(包括網絡文學和影視劇)，和您10年前研究歷史文學的時候相比，有沒有變化和新質的產生？

　　吳秀明：變化肯定有。不單是歷史文學，其他類型文學也如此。就歷史文學來看，我想可以分兩方面講，一個是傳統的歷史文學，一個是新型的歷史文 學。傳統歷史文學這塊，它一直有個功能性的東西，就是“古為今用”。所以上世紀80年代，有兩類歷史文學作品特別多，一個是寫歷史上的改革，一個是寫反專 制、反皇權的，這些都與當時的現實貼的很緊。到了90年代，文學與現實的關系發生了調整，那種直接干預現實的歷史文學就少多了，作家們開始從文化或人性的 角度寫歷史，題材上呈現出了向先秦上溯和明清下移的二極發展的態勢。這個變化，與整個當代文學的變化是同步的(當然，同中也有異)。這個話題比較大，這里 沒辦法展開講。

　　至于新型的歷史文學，就不能不提到新媒介和審美資本化這兩個因素了。這些年，你只要打開電視機，就會發現電視劇的一個重要類型就是歷史劇，有傳 統型的，像前些年的《康熙王朝》；有新形態的，比如《甄嬛傳》。數字媒體、網絡化對文學的影響，這個學術界已經有很多的討論，但對歷史文學來說，還有一個 審美資本化和資本介入的問題。相對于一般文學來講，大家對歷史人物、歷史故事的審美消費可能興趣更大些，所以，審美資本化和資本的審美化對歷史文學的影響 也更大些。

　　周保欣：歷史文學研究方面，您有批評、有選本、有理論建構，但是卻沒有寫過這方面的文學史，如果從完整性和圓滿性的角度看，沒有寫類似中國歷史文學史方面的論著，這多少是一個缺憾。您自己怎么看待這個不完整？

　　吳秀明：過去曾有這方面考慮，還為此擬過一個細綱，有位熱心的作家還主動為我聯系落實了出版社。最后之所以沒有做成，除了史料積累之外，主要還是心態問題——我似乎對當下正在行進中的歷史文學更有興趣。我希望在退休以后，有機會彌補這一“缺憾”！

　　周保欣：“當代文學”是個含混的概念，它是個“進行時”，所以從事當代文學研究，不管是做思潮研究還是文學史研究，首先得是個批評家。實際上，在您的學術經歷中，有很多就是寫批評文章。您怎么看現在的文學批評？

　　吳秀明：在一篇談文學史料的文章中，我曾經提到過這樣的觀點：“史料不能代替理論，也不能代替文本解讀即批評，不能代替鑒賞”。自上世紀引進西 方文學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育制度以來，我們的文學教育重在知識，而忽略了文學最根本的東西，即審美和趣味。我曾經呼吁當代學者最好是一個批評家，起碼有批 評實踐或經歷這個環節。至于談到對當代文學批評的看法，我想有很多問題可以提出來討論，比如說批評的理論創新問題、批評與創作的對接問題等。另外，文學批 評的人文性問題也有必要引起注意。文學批評當然需要“批評”，這一點毫無疑問，但它作為一種“人文性”的批評，同時也應該具有較大的包容性和對話性。它是 有彈性、有寬度、有溫度的。哪怕是在尖銳批評之時，也蘊含著善意和對批評對象的充分尊重，或如陳寅恪所說的有一份“了解之同情”。

　　中國近現代大部分時間都處在動蕩或動亂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下，完全不受時代風尚影響的作家和學人是很少的，包括我們自己。所以我們在批評時，一 方面不回避、不諱言；另一方面，要將其放在當時的歷史場中，給予“了解之同情”。我們最好不要先預設一種倫理化的標準，以此來代替歷史評價。須知歷史是不 能假設的，也不可假設，它不是用簡單的是非和道德倫理就可以評定的。歷史遠比我們的想象要復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