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莘：講故事更容易讓外國讀者接受中國文化

　　新華網5月27日電(史靖 楊舟)近來年，我國大力推動文化走出去工作，向世界展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其中，戲曲是中華文化的瑰寶，經過2000多年的發展，現在已經逐漸演變出300多個劇種，并且以蓬勃的生命力活躍在舞臺上。除了直觀的舞臺表現形式外，是否還有其他方式能讓國外觀眾更好地了解這種中國獨有的文化形式呢？

　　近期外研社出版的《中國戲曲海外傳播工程》收錄了眾多經典劇目，用圖書作為載體向世界傳播中國優秀的戲曲文化。新華網特邀叢書的主編，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何其莘解讀如何通過出版將戲曲文化，乃至其他文化通過有效的形式的對外傳播。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何其莘做客新華網暢談對外出版與對外文化傳播。 新華網 楊舟 攝

　　【進入本期《讀家對話》專題】　　　　

　　翻譯工作和文化傳播息息相關

　　新華網：您以前主編的《新概念》英語教材家喻戶曉，在英語學習人群中有很好的口碑。而這次主持編著《中國戲曲海外傳播工程》是一項對外文化傳播的工作。為什么會從英語教育領域轉向對外文化傳播？

　　何其莘：我主持《中國戲曲海外傳播工程》這個項目并不代表我學術生涯當中的一個轉型，因為文化傳播或者中國戲曲傳播的主要方式和手段——翻譯，一直是英語教學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學外語的學生講基本功都是聽說讀寫譯，翻譯一直是教學當中的一個主要環節。

　　我國正規的英語教育，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標志是1862年創立的京師同文館，當時洋務派大臣奕欣，在1861年寫的一個奏折上說過“欲悉各國情況，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國均以重資聘請中國人講解文義，而中國迄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所以從這個奏折上可以看見創建京師同文館包括中國外語教學的初衷就是想培養翻譯人才。

　　講到文化傳播，實際上各國的文化傳播都是雙向的，向中國讀者大量介紹西方文化也是始于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之后，這場戰爭不僅叩開了清王朝閉關鎖國的大門，也震醒了部分中國人，有些中國的有識之士就意識到，中國不僅在軍事方面落后于西方，在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方面也落后于西方。所以19世紀中葉開始一直到19世紀末，中國大量地翻譯西方的科學技術還有政治方面的書籍。到19世紀末西方的文學通過像幾個特別是林紓這樣的翻譯家介紹給了中國的讀者。

　　但是像把西方文化介紹給中國相比，把中國文化介紹給西方可以說是起步更早，但是規模很小。16世紀末有一個意大利的傳教士把譯成拉丁文的四書寄回了羅馬，開創了意大利的漢學研究。后來許多譯者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四書五經方面，一直到19世紀才慢慢地開始把中國的文學也向西方介紹。到了20世紀初，像中國的幾大名著，包括像魯迅、茅盾、巴金這些現當代作家的作品也開始介紹到西方。所以這個雙向的傳播應該說都是慢慢地發展起來的，但是靠中國的譯者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那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了。

　　英語教學中翻譯一直是一門主干課、必修課，本科階段一般翻譯是兩門課，一個是英譯中，還有一個是中譯英，放在三四年級開，從這兩門課里可以看出中譯英的難度要大得多，這門課和英語寫作是我們國家外語教學方面的薄弱環節。但恰恰是這兩門課對于培養向外推介中國文化的翻譯非常重要。

　　國家重視對外文化傳播創造好時機

　　新華網：為什么會萌生把中國戲曲翻譯成英文然后向西方國家傳播的想法？

　　何其莘：最開始有這個念頭是上世紀80年代上半葉，我在美國讀研究生學位，主攻英國戲劇，我的博士論文是對中西方莎士比亞研究的對比。所以準備論文階段讀了20世紀初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大概300多篇中國讀者寫的莎士比亞的文學評論。但西方基本上不知道中方的這些文學評論，我就萌生了一個念頭，是不是可以從中選10篇有代表性的翻譯成英文推介給西方學界，然后再選中國的戲曲翻譯過來到美國出版。

　　但后來這個念頭被打消了，因為幾家美國出版社都說這本書專業性太強，沒有足夠大的讀者群。后來其中一個出版商建議我把博士論文第一章一部分內容——《中國莎學的回顧和總結》寄給了最權威的美國莎士比亞期刊《美國莎士比亞季刊》。我這篇文章登在了1986年的第一期上，作為刊首，主編把標題改成了《中國的莎士比亞》。當時雖然出書的愿望沒有實現，但是美國學界對中國的戲曲研究還是比較有興趣的，我一直保持這個念頭，想找到合適的時機重新啟動這個工程。

　　新華網：您在書中的序言中寫到，“在合適的時機、用合適的方式、把合適的內容提供給合適的讀者”。為什么覺得現在是一個合適的時機呢？

　　何其莘：目前中央的主要領導對于中華文化“走出去”非常關注。十七屆六中全會第一次提出了中華文化“走出去”，去年8月19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又提出了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今年的3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訪問德國期間，他和德國的漢學家還有孔子學院的教師和學生代表座談。在這次座談過程當中，德方專家提出建議說最好中國將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更好地結合，以外國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對外傳播，提升中國的軟實力。

　　習總書記在回答的時候說，介紹中國既要介紹特色的中國，也要介紹全面的中國；既要介紹古老的中國也要介紹當代的中國；既要介紹經濟社會發展，也要介紹中國的人和文化。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基因，根植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行為。

　　建國以來，這是第一次中央領導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反復地談這個問題。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一個最合適的時機。

　　對外出版選擇預期讀者易于接受的方式至關重要

　　新華網：遴選合適的材料和內容都有哪些標準？

　　何其莘：這就談到了預期讀者。項目啟動的時，我們對預期讀者做了比較詳細的調研。我們給自己這套書的讀者定位不是外國的國家領導人，甚至不是海外的漢學家，而是普通讀者。普通讀者是什么？就是對中國文化有興趣、有英語閱讀能力的讀者。

　　所以我們在寫作和找作者的過程中，提出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有讀者意識。這個詞在美國的寫作課上經常用到。選好預期讀者之后，根據讀者的知識框架，選用讀者感興趣的資料，然后用讀者能夠接受的方式傳播。我們選的這些所謂的合適內容，就是對中國文化有興趣的國外普通讀者，想了解中國文化當中比較獨特的內容。

　　新華網：國外的這些普通讀者對中國文化有哪些具體的內容需求？

　　何其莘：這就要講到我選譯者了。我們大部分的譯者都是上世紀80年代左右從國內去美國讀博士的，讀了博士以后他們又在美國留校繼續任教，教美國學生的英美文學、語言學、傳播學等等。他們在美國磨煉了二三十年，接觸的都是我們認為的普通讀者，所以他們和我們的預期讀者群非常貼近。

　　舉個例子，當時我做了一個昆曲《大鬧天宮》，在劇本譯文之前有三章介紹。介紹了西游記作者吳承恩和他的文學生涯，昆曲的發展史和臉譜、服裝還有其中的音樂等等相關內容。這本書是一個試點，已經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翻譯，而更多的是以劇本為平臺的一個英文原創作品。我們覺得講故事可能是外國讀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也是針對預期讀者更有效的方式。

　　新華網：也就是說這套叢書整體來說不是單單以劇本翻譯為主，而是結合了大量的以劇本為平臺集成了相關中國文化元素的一本書。

　　何其莘：對，這套書每本差不多10萬字，劇本翻譯大概占1/4到1/3，份量應該說很小。

　　新華網：這套叢書的第一批是9本，都包含了那些劇種和劇目？

　　何其莘：這9本書涵蓋了京劇、昆曲、越劇還有河北梆子、川劇，昆曲和京劇多一點，比如《白蛇傳》、《西廂記》、《秦香蓮》等等，越劇就是《梁山伯與祝英臺》還有河北梆子是《鐘馗嫁妹》。我們完成和正在做的23個劇目里基本上是這么些劇種。我們考慮下一步想把劇種再拓寬，中國戲曲的劇種有300多種，每一個劇種里面我們都能選出很好的劇目對外進行傳播。

　　新華網：出版走出去可以說是文化走出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出版輸出的工作中采取怎樣的方式才能取得更好的傳播效果？

　　何其莘：起碼有兩個方面的問題要解決。一是資金的問題。選擇劇本，選擇團隊專門搜集文化方面的資料，選擇稱職的作者和譯者，最后的出版發行都需要經費。而這個項目我們覺得還是應該作為國策來看待，因為項目的意義在于提高中國的軟實力，提升在國際上的影響，我想這個效果可能會影響世界各國幾代人對中國的看法。如果應該把它作為一個國家工程來做，不是說立個項，簡單地撥幾十萬塊錢就可以了。

　　二是方式的問題。我們這套書基本上是用一種講故事的辦法，以戲曲劇本作為平臺，主要介紹劇本當中涵蓋的中國文化的要素。以前傳統的對外宣傳都是直譯，把中文直接翻成英文，這對于現當代的作品可能沒有什么問題，但是古代的作品可能就有點問題了。所以我們試探，不局限在直譯這個角度，而是用一種外國人能夠接受的方式來做這個事，用這種講故事的辦法實際上并不是我們的獨創。

　　我在做昆曲《大鬧天宮》的時候，對比了1942年的節譯本叫《猴王》，還有1977年四卷本的全譯本，這個節譯本是胡適寫的序，影響遠遠超過全譯本。所以我想在對外傳播的時候，不要拘泥于直譯的方式，可以采用比如講故事、節譯、選譯、編譯甚至改寫等其他方式。在這方面我覺得沒有必要求大、求全，更沒有必要去追求它的學術性，只要能夠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能夠起到傳播中國文化的作用就可以了。

　　翻譯隊伍的中文功底是關鍵

　　新華網：對外出版、對外傳播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它涉及到政策、資金、人才等。翻譯隊伍的建設是不是也很重要？

　　何其莘：對，國內開始英語教學已經是150多年了。我們仔細地梳理一下這150多年來教學當中的短板，恰恰就是英文寫作和中譯英，要培養這方面的人才很不容易。我覺得現在勢頭比較好，因為開始重視職業翻譯的培養，重視專業性，而不是像以前培養學術型的翻譯，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但是真正做中華文化的推介，合格翻譯人才的培養可能還要更長的時間，需要更多實踐。

　　我認為首先學生的中文功底非常重要，他不僅要懂英文，還需要懂文化的一些內涵。從我39年的從教經驗來講，外語專業最后能否成功取決于中文功底，不取決外文功底。因為兩種語言之間的交互不可避免，這是我們外語教學的一個關鍵點。另外我這套叢書的譯者現在大部分都是海外的學子，很多已經被美國的大學聘為終身教授。這是一支現成的隊伍，我們做好組織協調工作，他們就能夠成為對外傳播的一個生力軍。

　　新華網：對外出版的工作，出版社也很重要。這套《中國戲曲海外傳播工程》為什么會選擇外研社合作？

　　何其莘：外研社在高校出版社當中，特別是外語這個學科方面，實力非常強，編輯隊伍很雄厚。所以我啟動這個項目時最后決定把這套書放在外研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