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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懷宏: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倫理學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倫理學、人生哲學、社會史等領域的研究。譯著多為歐美倫理學、政治學經典,包括 《沉思錄》、《正義論》等;學術著作頗豐,其中《良心論——傳統良知的社會轉化》獲首屆正則思想學術獎;《世襲社會及其解體》和《選舉社會及其終結》被季羨林先生稱為 “非常精彩的書”。
要鋒 攝
采寫/本報記者 劉璐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何懷宏常以中文版《沉思錄》譯者的身份為人們所熟知,而作為一名寫作和研究學者,幾十年來他的“沉思”總是圍繞著與中國社會有關的“道德”、“常識”、“信仰”和“底線”。
面對當前的道德困境,何懷宏更相信向善的力量,他提出緩解“道德焦慮”的路徑是,讓本有的良知在每個人的心中蘇醒,圍繞著道德的底線凝集共識。在他看來,對大多人來說,正直并不是那么難。
物質財富上的成功,不是所有人都能達到的,而心靈、德性上的成就,普通人通過努力也能達到
■奧勒留的書讓我們明白,對人的評價并不應當主要看財富的多寡。
■我感到自己慢慢得到安慰,不是簡單的、表層的安慰,而是直抵心靈的。
早在27年前,剛剛踏上工作崗位的何懷宏翻譯了《沉思錄》。這本曾被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奉為“枕邊書”、“讀了不下100遍”的著作,輯錄的是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在戎馬倥傯中隨手記錄的對于生命與道德的思考。面對記者,何懷宏講起了當年翻譯此書的心境與此后的人生感悟。
解放周末:最近一份“大學校長推薦書單”很受關注,您翻譯的《沉思錄》“榜上有名”。幾年前,溫家寶同志也曾熱情推薦該書。在歷經歲月塵封之后,《沉思錄》所閃耀的德性光輝在今天并未褪色,依舊保持著鮮活的生命力,您認為原因何在?
何懷宏:和古代不同,現代社會更崇尚經濟成就、追求物質利益,但奧勒留的書讓我們明白,對人的評價并不應當主要看財富的多寡。物質財富上的成功,不是所有人都能達到的,而心靈、德性上的成就,普通人通過努力也能達到。這一點在今天并沒有失去意義,反而成為現代人更需要珍視的精神價值。
我的所有譯著和著述中,《沉思錄》是賣得最好的,出了多種版本,尤其是經溫家寶總理推薦后,被多家出版社重印。不知實情的人甚至問我:“你翻譯這本書是為了趕時髦嗎?”他們不知道,其實這本書我早在27年前就翻譯了。
解放周末:當年翻譯《沉思錄》,是出于什么樣的機緣?
何懷宏:那是1987年初冬,我還在北京讀研究生,突然接到了祖母去世的消息。在我的記憶中,祖母是那么善良、那么慈愛,我們兄弟姐妹都是和她睡在一張床上長大的。后來我們自己有了孩子,帶著孩子去看她,她會笑瞇瞇地把孩子領到床頭,掀開被子,一看,是一窩剛出生的小雞,那么可愛,孩子高興得不得了。祖母對人很友愛,不管是親人還是路人,只要人家有需要,都會傾其所能幫助別人。一杯熱水,一個笑容,哪怕是自己也不多的東西,她都愿意給予。
得知噩耗,我立刻買了火車票趕回老家南昌。當時直達車票已經買不到了,只好在杭州轉車,時間很緊,又不能出站,沒有辦法,我就從車廂底下爬過去。當我穿過最后一根鐵軌時,起身用力過猛,把額頭撞破了,流了血。就這樣我帶著傷口回到了家。我記得父母一看見我,就把我抱住了,哭成了淚人。祖母走的時候已92歲高齡,應該說父母是有心理準備的,但在那一刻,我發現他們突然間變得那么脆弱,那么像孩子。而我自己的內心也久久不能平復,不能接受祖母這樣一個好人的離去。當時就很想找一本書來翻譯,撫慰自己的心。
解放周末:為什么選擇了《沉思錄》?
何懷宏:作為學倫理學的,我對馬可·奧勒留的思想很早就有所知曉,上世紀80年代初便接觸到了這本書的部分原文,在內心陷于哀傷時,很自然地想到這本書,希望從書中尋求支撐。
解放周末:翻譯這本書讓您得到支撐了嗎?
何懷宏:在翻譯過程中,我感到自己慢慢獲得了安慰。這種安慰不是簡單的、表層的,而是直抵心靈的,它撫平了我心中的悲傷,使我的精神在書中文字的陪伴下、滋養中,慢慢強大起來。而這本書對我更長遠的影響則是,它使我變得溫和而堅定,它影響了我的人生。
從一個貧窮的國家發展為一個富足的國家,必然要經歷這樣一個關卡,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必須面對的考驗
■人性中永遠有向善、向惡的兩端存在,我相信向善的那一面一定超過向惡的那一面。
■我們不要對道德現狀喪失信心。
在何懷宏看來,有兩個標準可以判斷一個社會的高下:其一是基本倫理,即底線倫理。比如這個社會能否隨意剝奪別人的生命。其二是人們生活的意義、價值和追求。當然,必須先保證基本倫理,才能追求高尚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以這兩個標準來衡量當今社會,何懷宏坦言社會道德受到了不少沖擊,比如種種不公、物質主義在一定程度上盛行、精神文化相對萎縮。但與過去相比,如今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這是很可貴的。因為如果經濟沒有發展到一定水準,人們就會在生存線上掙扎,社會道德必然受到威脅。從這個意義上說,何懷宏認為今天的狀況“不是很糟糕,只是很有挑戰”。
解放周末:路遇摔倒的老人少人敢扶、言語不和便惡拳相向、殺同學害親屬的事件時有耳聞……很多人對今天的道德狀況持悲觀態度,感嘆世風日下、今不如昔。您怎么看?
何懷宏: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道德困境。每個時代都會有人說,“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糟糕的時代”,每個時代也都會有人抱怨“禮崩樂壞”。這樣的說法,當然可能有一些憤世嫉俗的成分,但更多反映出的是一種憂慮,是一種出于善良的愿望,希望讓本時代的道德水準更高一些。
解放周末:這種抱怨本身,恰恰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大家對道德是有所期待的。
何懷宏:或者說我們對人性還缺乏一種恰如其分的思考。人性中永遠有向善、向惡的兩端存在,我是相信向善的那一面一定超過向惡的那一面,哪怕只是稍稍超過一點,F實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無恥之徒畢竟只是少數,惡人很多時候還要偽裝成善人,善還是占上風的。
因此,我不同意那種認為我們這個時代不可救藥的想法,絕對不是這樣的,這個時代還是蠻有希望的。
解放周末:希望源自于什么?
何懷宏:從情感上,也許寄托于孟子所說的“人皆有惻隱之心”。你看到一個孩子掉到井里,本能地會想要去拉一把,至少絕對不會去推一把。從理性上看,因為這是生命,每個人自然而然會有一種比較強烈的自我關懷。關鍵在于,不要讓這種自我關懷變成自相殘殺或互相拆臺,而應該尋找到一個好的制度,讓這種相對自利的程度不至于妨礙或者壓制別人。更理想的,是有一種比較好的價值觀,能夠引導人們更加向善,不僅關心物質,也關心精神方面的東西;谶@兩方面的保障,我認為我們不必對道德現狀那么喪失信心。
雖然每個時代都有不完整,但我們觀察不同的時代,還是可以做一些相對的比較,有些時代的道德水平確實要比另外一些時代高,具體要看和什么年代相比。
解放周末:和您最初進行倫理學研究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呢?
何懷宏:八十年代比現在更單純,當然也沒有今天這么多的誘惑。那時候人們更關心信仰,現在有些人沒有信仰可能也活得心安理得。貧富差距也不是很大,人們比現在更有信心一些。如果從這些方面看,今天可能不如八十年代。但是,我們要注意到八十年代是改革開放的開始,而隨著經濟不斷發展,比如貧富的差別較為懸殊,道德的發展落后于經濟的發展,由此帶來的某些問題,也是事實。
我們感覺今天好像比八十年代復雜了,紛繁了,但是換一個角度來說,也更成熟了,F在恰恰是要經受考驗的時候,從一個貧窮的國家發展為一個富足的國家,從一個激蕩過百年的國家向一個長治久安的國家轉型,必然要經歷這樣一個關卡,必然要面對這些問題,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必然要遇到的考驗。如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避免某些道德的弊病,或者說使道德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相輔相成、不至于太落后,從而使整個社會達到一種平衡,這是擺在我們這一代人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底線是客觀的,如果可以隨意降低的話,那就是彈簧,不叫底線了
■一種痛苦是:同樣的悲劇重復出現,常常只是換了人物、時間和地點而已
■僅有底線思維是不夠的,如果每個人都滿足于底線的話,那么社會的道德水準就難以得到提升。
在何懷宏看來,倫理學是一門“實踐哲學”,因此他從不把學術研究局限在象牙塔之內。前些年,他做過央視《道德觀察》的策劃,為報刊寫過名為“底線倫理”的專欄時評。本性不喜拋頭露面的他,這樣做,無非就是為了一個目的——重復常識,一遍又一遍。
解放周末:與很多研究型學者不同,您一直非常關注社會現實,一直試圖探討“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的底線倫理學”!暗拙倫理學”關注的是什么問題?
何懷宏:底線倫理是指每一個社會成員自覺遵守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它處理的是一些比較緊迫的時代和社會問題。在關注這些社會現實的過程中,我所感受到的一種痛苦是:同樣的悲劇重復出現,常常只是換了人物、時間和地點而已。
解放周末:這個“底線”究竟應該設在哪里?
何懷宏:我覺得底線是客觀的。如果可以隨意降低的話,那就是彈簧,不叫底線了。底線倫理是一種最基本的全球倫理,比如不可殺人、盜竊、欺詐、強暴,這是從反面來說;從正面意義上看,還有對同胞不能冷漠無情,要有同情心,以合乎人道的方式對待人,等等。
解放周末:當然僅有底線思維是不夠的,如果每個人都滿足于底線的話,那么社會的道德水準就難以得到提升。
何懷宏:所以,在探討社會道德的時候,把自己擺進去非常重要。當我們很憤怒地譴責別人的時候,是否應該想一想:如果我處在被譴責的地位,我會怎么做?這樣想問題,也許會對別人寬容一點。對某些壞的行為,我們要堅決反對;但是對這個人,他(她)是處于各種復雜的處境和動機下的,一定要慎重評價。我覺得區分這一點很重要。
解放周末:與其譴責他人,不如從自己做起,活出生命的高度。
何懷宏:對,這是一種自我反省的能力。比如批評別人的時候,要把自己放進去一起反省,不能只看到別人的不好。能夠反省,就有可能預警和糾錯。
在我看來,緩解“道德焦慮”、解決道德底線問題的路徑是,讓一種自我反省的能力在我們的心中蘇醒,從而發現本有的良知,即孟子所說的“求放逸之心”;讓一種同情和理解的能力在我們的心里壯大成長;讓一種對于底線倫理的常識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共鳴。
正直是存在于每個人心中的本性,但這種本性也容易被遮蔽,因此需要去喚醒
■會計的天職就應該是不做假賬吧,但為什么“不做假賬”會變成一個高標準,這不啻是對現實的一個諷刺。
■一個理想的環境能鼓勵人向善,喚醒人心中的善意。
在談到社會道德缺失的種種現狀時,何懷宏一再強調“對事不對人”的原則。他相信正直是存在于每個人心中的本性,但這種本性也容易被遮蔽,因此需要以各種方式去喚醒。
他說,道德雖然不能代替法規、制度,但它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社會;有了基本的共識和共同的底線,人們才能溫和、理性、堅定地捍衛自己的權益,也關心別人的權益,從而形成更加公正的環境和更加美好的生活。
解放周末:雨果說,“做一個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個正直的人,那是為人的常軌!奔热皇恰俺\墶,正直就不應該是社會的稀缺品,可為什么現在人們會覺得做一個正直的人比較難?
何懷宏:有三種情況,會讓人覺得“正直”很難:一是“橫逆之來”,別人用很不公正的方式對待你,你就也想用不正當的手法去對待別人;二是“利誘之大”,很難抑制自己用不正當的手段去得到極其誘人的利益;還有是“權位之重”,做這個事情太容易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賄賂的錢財可能就源源不斷地來了。
我相信大部分人還是正直的。但是,現在有些不良社會風氣,或者制度上不盡完善之處,令本來正常人都不難做到的一些事情,變得比較難。比如說,會計的天職就應該是不做假賬吧,但為什么會變成一個高標準,以至于朱镕基同志專門以“不做假賬”給國家會計學院題詞呢?這不啻是對現實的一個諷刺。并不是這些會計都是不正直的人,只是他(她)有時不得不這樣做,這里有制度的問題、有社會風氣的問題。
解放周末:所以,您強調人和事要分開。
何懷宏:我強調人和事要分開,不一定是一個人做了有違倫理的某件事,就說這個人是個壞人,因為這或許是受到了具體處境的影響。有些人愛揣測動機,而且是從盡量壞的方面揣測。我經常說“盯緊壞事,慎說壞人”,有人做了壞事,如說謊、傷人等行為,當然應該要盯緊;但是,對人的評價一定要慎重,并且不要輕易牽涉動機,因為動機是很復雜的,一個人的人格很難一下子就全盤論定。如果環境正常的話,對大部分人來講,做一個正直的人是不難的。
解放周末:一個理想的環境能鼓勵人向善,喚醒每個人心中的善意,讓堅持正軌的人走得更遠。
何懷宏:一個穩定發展的社會,一定是合乎道德或合乎正義的。正直就是正道而行,分清正當和不正當,做正當的事,不做不正當的事。經過這樣的磨練,不僅是一個正直的人,還可能成為一個很高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