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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頤武先生近影編者按:
近日著名文化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先生出版了新書《年輕時》,該書是張頤武近年來對人生警語解讀闡釋的文字結集。這些文字多有一個程式,即每則以“年輕時”開頭,“古語說”結尾,篇幅短小,約百余字,主要為年輕人解決人生和現實的困惑提供思路和方法。張頤武說:“時代在變,但是做人的方法古今是相通的;我的文字微末,但是希望今天的年輕人少走彎路!北緢笥浾呷涨熬痛瞬稍L了張頤武,請他談談青年、學術與人生。
“人情世故”非庸俗
問:這本《年輕時》緣自上世紀80年代您在北大讀書時,對明清筆記中古人警語所做的記錄,近年來您又通過微博對這些警語進行了闡釋。文字精煉,又經多年斟酌,我覺得有一個詞特別適合形容它,那就是“集腋成裘”。您自己如何看待這本書?
答:這本書的內容來自我過去做的筆記和后來發的微博,但是此前是以散碎的形式存在的!凹赋婶谩,只把“腋”攢夠了恐怕還不行,還需要把“腋”重新細致地編排,才能做成一件上等的裘皮大衣。這本書就是將“腋”進行條理化、類型化、集中化的編排后的結果。
問:這本書現在很熱銷,體例您能介紹一下嗎?
答:我主要是按照主題編排的。如第一章叫“品行非路人”,講年青人必須提高道德水準,從不同的角度談怎么以品行立人。第二章“接力正能量”,是講做人的基本態度;第三章“狹路正相逢”,是講人生中間碰到的挑戰和困難,該怎么去面對;后面還講到一些做人的基本方法,像“知人又論事”,是要看清人生,看清別人;“人生放長線”,是說人生如何能夠看得更寬廣;“溫故又知新”,是講人生的老道理,人生的老經驗怎么用等。還有閱讀、學習、交友、求實等共11個大問題,其實是人生的11個側面。然后我把微博的內容按照這11個側面精心地編排。大概就是這樣一個想法,還是精心地想過這個分類的。思路就是如何將現在的年輕人遇到的問題,和我這些微博內容對接起來,重新編排成書。我自己在重新看了這本書之后,都覺得又有很多新的感受。所以,盡管內容是過去記錄的,里面的那些警語也都是很熟的,但是現在我看到它時,我覺得這已經完全是一本全新的書了。
問:您在書中談到人年輕時要了解一些人情世故,這和一些對年輕人的“要求”有所不同,有沒有人說您這本書會讓年輕人提早“變老”了?
答:我想年輕人多知道些道理是不會錯的。少年時期太莽撞,一點人情世故都不懂,問題會很嚴重,F在有的年輕人接人待物易走極端,有些是不屑于與人合作,唯我獨尊。但也有自以為成熟,其實對人情世故的理解常常很膚淺,是朝著實用的、庸俗的方向去理解人際關系,就想著利用別人。我這兩年發現,很多年輕人喜歡巴爾扎克小說里的伏脫冷這個角色,想做一個一切以自己的利益為中心的“冷面人”。事實上,這樣有時會畫虎不成反類犬。待人接物,與人合作共事并非是庸俗的事情,也很不容易。就像我們很多純文學作家說,我要寫通俗小說那還不易如反掌嘛!可是真的讓他寫,他會發現瓊瑤的小說也不是那么容易寫好的!這里面的“游戲規則”很難掌握。我的這本書其實是講待人接物的“分寸”。
中國的文化特別強調這一點。比如儒家講人情,講人與人之間要有真心。他人有困難,要將心比心,換位思考,幫人家一把,這就是人情;世故呢?就是要對復雜的社會有一些了解,對年輕人成長是有好處的。所以我在書中說,年輕人,應該“循人情”、“知世故”。我說懂點人情世故,是要年輕人學會如何與人合作,和庸俗無關。
問:您書里說:這些文字是“我自己年輕時吃過虧、嘗過苦頭、受過益之后反思得到的一點點感想!睍兴鶎,是否都是您的經驗之談?
答:應該說是。比如1983年,我20歲,還在北大上學。一次和父母去看電影《火燒圓明園》,電影演到一個清軍將領痛打外國人,觀眾掌聲雷動、起身叫好。我當時覺得這個情節有點荒謬,回家憤怒地寫了一篇文章,覺得自己很高明,像個“啟蒙者”?墒俏腋赣H聽了我的想法說,你為什么不換位思考呢?導演是個香港人,長期在英殖民統治下,電影已經讓觀眾很郁悶了,導演需要一個劇情振奮觀眾的情緒。那時候我還不明白,和他爭辯。后來想通了,遇事要換位思考,我想的不一定錯,但別人的想法也要尊重。我在書中很多地方談到這一點,人需要“換位思考”將心比心。我們年輕的時候,不大容易明白這個道理。
深入淺出是學問
問:您成長于一個具有學術氛圍的家庭里,老一代學者的治學方式給了您怎樣的影響?
答:我從小就生活在學院里,我的父親是中央民族大學的教授,是他那個學科里很有影響的學者,我是從小看著我的父親和許多學界前輩們如何做學問的。史樹青先生就住在我家樓上,史先生常來我家聊天。我對他們的感覺是,大學者們很近人情、通人情的;他們說的話都是深入淺出,從不“端著”;他們寫的文字也很通俗、生動。我的人生、我的學術受他們的影響很大。我覺得學術不應該是神秘的東西,所以我寫文章包括寫論文的時候,很愿意寫得通俗易懂一些。
問:您這本書以“年輕時”開頭,“古語說”結尾,把晦澀的道理深入淺出地講出來!吧钊霚\出”是否是您著書立說的方法?
答:這在中國學界也是個老傳統。中國很多學者都是“兩套筆墨”,“主業”是學術,“副業”常寫些散文、隨筆。我其實一直對通俗文化、大眾文化有興趣,平時常寫些比較輕松的文章。我的“副業”是從年輕時候開始的。為什么?有一件小事情,上世紀90年代初,我剛剛研究生畢業,留在北大任教,教的是成人教育。那時的我感覺自己書教得還可以,可是成人教育班的學生有個特點,他們都是家累重、工作忙的成年人,他們需要的是劃重點,應付考試。我當時非常困擾。那時正在演電視劇《渴望》,他們課間談起來都是說《渴望》里的故事,劉慧芳如何如何,宋大成如何如何。這啟發了我。我就分析劉慧芳和宋大成的故事的涵義,以及和當代歷史的關系,由此再回溯到現代文學,常常讓學生一起參與討論。這樣的效果真的很好。這讓我有所領悟,一是大眾文化對于人們的影響真是很大,不能不關注。二是講課寫文章要關注受眾的反應和需求。所以,90年代以后,我自覺地寫了很多散文、隨筆、時評文章來傳播自己的觀點,開始覺得學者應該具備這樣兩種能力。我覺得,學者可以把學術思維深入淺出地傳達給大家,F在有了微博微信,網絡對我們的影響無處不在,用零碎的時間隨手寫些東西,與公眾分享,如能積攢起來,最后也能“集腋成裘”。
問:這本書還應歸于您的大眾文化的學術研究的范疇嗎?這種關于人生智慧的文字和您的學術研究之間有沒有內在聯系?
答:這本書是我學術研究的一個延展。學術教會你思維方法,學問跟人生不是分開的。比較幸運的是,我的學術研究也是我的興趣所在。比如讀小說,我近來讀了嚴歌苓的新書《媽閣是座城》,覺得它對人性的觀察很深入。從這部書你可以看到嚴歌苓對于賭徒的心態,對于人投入賭博后的狀態有極深的體察感悟。這種賭徒的心態就是人生的一種形態,這種在欲望面前的無法自制常常是我們自己也可能遇到的,就能從中既看到人性,也悟到人生。你會發現文學作品里的人生,和我們真實的人生,是殊途同歸的。
人情練達即文章
問:嚴歌苓曾講過,她寫《扶!泛汀度隋尽窌r,她父親立刻指出,不能這樣寫下去了,文學不是理性的、概念的,你必須撿回你的形象思維,否則你將無路可走。您也常提到您的父親,您的父親對您是否也有過類似的影響?
答:我父親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他做人非常謹慎,待人謙和善良。他對自己的學科非常專注,且做事細致認真,專注于學問。他寫一篇文章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反復推敲,我完成一篇小文大概半個小時就可以了。我經常說,您做事怎么這么慢呀?他就告誡我:你做事太毛糙,太簡單!這對我是非常重要的提醒,特別是我年輕的時候。
問:您剛才講人情世故、講表達,我覺得都涉及“得體”和“分寸”的問題,在您的記憶中,您的父輩學人在做人的“得體”和“分寸”上,是如何把握的?
答:他們都非常注重中國的傳統禮儀,比如稱謂問題。一次錢鍾書先生給一位學者寫信,稱“某某兄”,那個學者當時才20多歲,而錢先生已是德高望重的大學者了。其實這和這位學者的年齡無關,也并非錢先生很贊賞那個學者的學問。而是錢先生遵守著傳統中對年輕人的稱謂,如果他非親屬又非師生關系,書信當中也要保持這樣的稱呼。有這么一個規矩,實際是保持一種尊重感、分寸感,這是一種微妙的傳統禮數。錢先生對這種禮數是絕不會錯的,雖然他在私下場合也開玩笑,甚至在文章中可以讀出他的清高,但是他與人見面總是要恭恭敬敬的。
在北大,我經常碰到白化文先生,是一位大學者,我們尊重的老先生。他的學問很高,但是白先生每次見到我這個晚輩都一定要寒暄,并且寒暄的時間會很長。這是北京的“老禮兒”。識禮、得體,是中國文化傳統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問:您墻上掛著一幅星云法師的書法“觀自在”,這個“自在”和您剛才說的“得體”有沒有沖突?一個人,如何“自在”?又如何“得體”?
答:星云大師也給我啟發,去年我們在佛光山做了一個“對話云時代”的活動,他心胸開闊,能夠接受新的事物,看人生很有一種行云流水的超越的智慧。強調自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的側面。這個“自在”,我認為是自由的精神、自由的內心。你看,“自在”前有一個“觀”字,“觀”是什么?這就是一種“間離”的效果。儒家文化中很重要的就是人際關系,人和人之間講究“敬”;道和佛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內心的自由,講“靜”和“凈”。你在社會上的表現得體,你的內心就會獲得更大的自由;相反,如果你的自由表達觸犯了他人和社會,那么你的自由也將受到妨礙。
聞一多先生說,戴著鐐銬跳舞。如何在人生的“自在”和束縛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這就是我們所談的“得體”和“分寸”。
問:看來做學問和做人是可以融會貫通的。
答:對!學術訓練其實對做人是很有幫助的。融會貫通以后學問是打通的,可以用閱讀文本的方法來閱讀人生。我覺得我為什么能夠觀察到一些年輕人的缺點,是我對自己的毛病能夠做反思,這很大程度得益于長時間的學術訓練,自我批評,然后發現我今天做得不對,F在很多年輕人不太善于反思,就是因為缺乏“學術訓練”。我這本書其實是在運用學術訓練。我常說,求實,是做學問做出來的。比如,我時常說我這個人不是特別理想化,這是個最大的缺點但也是最大的好處。有些人特別理想化,他不是不聰明,特別聰明,但是他們的聰明都偏于理想化。理想化當然有一個好處是對人生執著,但壞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理想化以后容易不夠理性,理性判斷缺乏。所以我的不是特別理想化,在文學方面,就使我在上世紀90年代做出一些比較準確的預測,如預測大眾文學的興旺、中產階級的崛起等。因為理想化成分較少,所以比較求實。因為你最后要對,不是按照理想對,而是按照事實情況對。實踐檢驗真理,非常重要,最后看著實際情況跟你說的對,而不是說你這個話在當時你可能“理想”,我要堅守,別人一聽很感動,但這個沒有用的。所以我的這本書也是,我對年輕人的看法的要求是求實。另外是低調。由于求實了所以低調。因為你會發現事情很復雜,不是一下能夠解決的。而學術訓練有一個好處,就是讓人能夠換位思考,這一點對于人,特別是對于年輕人,意義重大。
錢鍾書先生最贊賞的人是“文士”、“通人”,就是通達之人;他最看不起死讀書的“學者”,認為讀死書,不能融會貫通是最糟糕的。我是做文學批評理論和文化研究的,我發現把這些思想方法應用到對人生問題的思考上,也能夠很好地得出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