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冠生：“這些史料應該歸還給社會”

　　費孝通去世九周年，張冠生推出《田野里的大師》還原費孝通田野調查現場

　　“這些史料應該歸還給社會”

▲學者張冠生出版《田野里的大師——費孝通社會調查紀實》。 (資料圖片)

《田野里的大師—— 費孝通社會調查紀實》 張冠生/著 海豚出版社 定價：52元

　　今年4月24日是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費孝通去世9周年。日前，學者張冠生的新作《田野里的大師——費孝通社會調查紀實》一書由海豚出版社出版。作者張冠生于1991年在《深圳商報》工作過，曾長期擔任費孝通先生的助手，此書即是從他陪伴費孝通先生在全國各地調研時所寫的“田野調查日志”整理而成。所選的11篇文章，成文于1993年至1998年間，以講話實錄式的全景方式呈現了費老的所言、所思、所行，不僅有詳細的時間、地點記錄，也包括所調研地區的特殊史料。

　　近日，深圳商報記者專訪了遠在遼寧調研的張冠生。在他看來，費孝通“自視甚高同時又虛懷若谷。用一個形象比喻費老，我總想到‘夸父追日’。他終生所‘追’，是用自己學到的知識為民眾康寧和社會進步服務，為此付出時代條件限制下的最大努力�！�

　　應是鴻蒙借君手

　　《文化廣場》：緣何寫作這本書？

　　張冠生：緣由很簡單。費老是2005年去世的，如今快10年了。我也到了快退休的年齡。為費老做助手多年，手邊積累了不少資料，照片、底片、手稿、錄音、筆記等，其中文字量最大的是田野調查現場記錄。這些史料應該歸還給社會，讓更多人了解、使用。我的工作日志中，屬于費老田野調查的內容，實際字數比這本書的字數多得多。這本小書算是嘗試，找找感覺，以后會把全部內容都整理出來。目前，后續整理工作已進入上海大學費孝通學術思想研究中心的研究課題序列。

　　《文化廣場》：在《鄉土先知》、《民盟歷史人物：費孝通》、《為文化找出路：費孝通傳》之后，此次《田野里的大師》是您又一本寫費老的書，是什么促使您一再地去寫費老？

　　張冠生：我本來沒有“一再”寫費老的主動考慮，是朋友和出版機構的邀約促成了這幾本書。說到這里，想起費老生前曾說到他自己的寫作緣由，他借了一句古詩——“應是鴻蒙借君手”。類似的感受，他還說過：我的一生文章結尾在什么題目上，不是自己定位，是時代定位。意思是自己在不由自主地遵從著社會發展的需要去寫，不是依著自己的興趣寫。借費老的話說，一再寫他，大概是社會需求所致。我寫費老最早的一本書，是1996年版的《鄉土足音》，主要寫給年輕人看。最近有出版機構聯系該書再版的事，可見社會還是需要。

　　記錄“找老師”的過程

　　《文化廣場》：《田野里的大師》跳出常規寫傳模式，用第三人視角的日記體去還原費老工作時的情形，為何要采取這種寫作方式？

　　張冠生：本意是借助這些現場記錄試著還原費老做田野調查的實際過程。他常說調查是“出門找老師”。我記錄的是“找老師”的過程——帶著什么題目，走了哪些地方，找了哪些人，討論了什么問題，費老據此作了怎樣的思考，文章是怎么寫出來的，調查過程中又發現了哪些新題目……這些記錄整理出來，自然就是這種文體，是順其自然的結果，不是刻意而為。

　　《文化廣場》：您是如何選出書中這些片段？為何選中在這九地的調查記錄，有何用意？

　　張冠生：為費老做助手多年，費老離去也快10年，現場情況記錄之后，有些印象特別深刻，有些不那么深刻。這次嘗試性的整理，選的多是印象深刻的片段。山東調查是我離開《深圳商報》就職民盟中央后跟隨費老經歷的第一次大型實地調查；重訪溫州是我助手生涯中起草行程報告難度最高的一次；訪問江蘇是領略費老與家鄉父兄魚水濃情的最佳現場；京九鐵路沿線地區考察利于記錄他對貧困落后地區的持續關注；再加上“北戴河起草文章”和吳江、北京、深圳談話，應該是在大約十萬字篇幅內顯示費老“文字后面的東西”的較好組合。

　　把調研看做“移動的課堂”

　　《文化廣場》：您在費老身邊的十多年里，他每天的工作安排是怎樣的？

　　張冠生：我主要是文字方面的工作。出門調查之前，會檢索搜集一些相關資料，集中起來帶上。調查途中，錄音、拍照、搜求縣志、記錄行程、整理錄音、參加調研報告框架和要點討論、留意記錄費老在正式場合之外的只言片語……回到北京后起草調研報告，在報告基礎上起草政策建議書。調研之外，費老有時會出于文人雅興寫點詩詞和散文，比如看了滕王閣后要寫《游滕王閣小記》。此時我的工作類似書童，幫助查查人物生卒年、典故出處及某些史實等。還有些工作是和三聯書店、《讀書》、《瞭望周刊》、《半月談》等雜志保持聯系，及時告知費老文稿、書稿的動態情況，屆時轉交，免誤刊期，及時出版。

　　費老在民盟的工作，大致分三部分，一是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和全國“兩會”，二是民盟的中央全會、常委會、主席會議，三是實地調研。1990年代，費老每年的實地調研多在170天上下。他把調研行程看做“移動的課堂”，不顧年邁力衰，“行行重行行”。每天早起后即開卷閱讀，上午、下午通常是實地訪問，農戶、田地、大棚、車間、市場、店家、學校、座談會……晚間看過新聞聯播后，多數時間是閱讀、寫作，偶爾看看足球賽轉播。地方領導考慮他年邁，有時安排半天休整，以放緩節奏。這“半日閑”總是費老的集中閱讀和寫作時間。他寫《游滕王閣小記》就是在調研途中，我陪著，查資料，一老一小，默不作聲。那天上午，我留意了一下，費老的工作效率是每小時書寫大約千字。

　　時間跨度最長的命題

　　是“文化自覺”

　　《文化廣場》：您曾撰文稱，費老一生中有三個時間段比較重要，這三個時間段都有怎樣的特點？

　　張冠生：上世紀20年代后期，是費老一生志業的萌芽到初步成型時期。他在暮年提出的“文化自覺”，可以從他20歲之前的文章里看出苗頭。40年代，是他一生學術生命的最盛時期。膾炙人口的《鄉土中國》、《民主-憲法-人權》和他自己最為看重的《生育制度》等著作，都出自這個時期。同時，費老以學術為根基的政治參與由此時開始。90年代是他“第二次學術生命”的中心期，也是他終身學術研究的集大成期�！拔幕�自覺”命題便是此時提出并作出解說。比起20年代和40年代，“變化與發展”是多方面的，也大有意味。概要說，變化里有遺憾，發展中有安慰。費老曾表示，早年做社會調查時“單槍匹馬”，行動自由，見聞真實，晚年就做不到了。但晚年里從《孔林片思》開始，一步步寫出了“文化自覺”文章，格局之大，氣象之雄，影響之深遠，足以讓費老有所慰藉，盡管他說只是“破題”。

　　《文化廣場》：在費老的《一生學術歷程的自我思考》中，他提到：“我從自己過去的半生中揀出了認為值得謹守的四個字就是‘志在富民’”，可到了1997年10月30日在北京的談話中，費老又提出“文化自覺”，那么這個“文化自覺”的思想是如何產生的？

　　張冠生：這個問題涉及理解費老的最關鍵處�！鞍肷�”和“一生”的組合，是個入口。半生中揀出四個字，是“志在富民”。一生中揀出四個字，就是“文化自覺”。此時，再用“志在富民”描述費老，就不合實際了，因為他還提出過“富了以后怎么辦”的問題，“富而后教”的問題。關于費老的“文化自覺”思想，我曾從最初萌芽到最終成型追索全程，寫了長文《應是鴻蒙借君手》，記述了大體過程。這篇文章可證：費老95歲生命中，時間跨度最長的命題是“文化自覺”而不是“志在富民”。

　　“‘老來補課’影響著我”

　　《文化廣場》：與費老工作的這些年，他的哪些言語、行為影響您最深？

　　張冠生：影響我最深的費老言語有三段。

　　第一段寫于1928年——“在這荊棘蔓蔓的人生道上，隨處都給你看見許多值得留意的事情，同時啟示了你宇宙人生的意義。我這愚蠢的筆，固不能在道上隨處記出一些給后面很努力趕來的同類們作一些參考，但是我卻又不愿這許多值得留意的東西，在未經人注意的時候，隨著無名無聲的浪花流星般的熄滅。我自己認為這是我唯一的責任�！�

　　第二段寫于1938年——“中國越來越迫切地需要這種知識，因為這個國家再也承擔不起因失誤而損耗任何財富和能量，我們的根本目的是明確的，這就是滿足每個中國人的基本需要�！�…對人民實際情況的系統反映將有助于使這個國家相信，為了恢復廣大群眾的正常生活，現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這不是一個哲學思考的問題，更不應該是各學派思想爭論的問題。真正需要的是一種以可靠的情況為依據的常識性的判斷�！�

　　第三段寫于2000年——“我已說過多次，‘身逢盛世’。時代是對得起我的，我卻有點辜負了時代，……我所處的這個盛世已為我提出了多少有意義的題目，但大多我卻讓它們在手邊滑過去了，至多也只能說掠得一點影子�！�…不管以后的日子還有多少，我的腦子似乎還抵用，于是自己提出了‘決心補課’�！薄拔�80歲的時候想起了8歲該看的書還沒有看，所以需要補課�！�

　　影響我最深的費老行為也有三點：一是他一生“隨處記出一些……值得留意的東西”；二是他一生堅持“對人民實際情況的系統反映”，力促“以可靠的情況為依據的常識性的判斷”；三是“老來補課”。尤其是“老來補課”，決定性地影響到了我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