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盡管我強調“現實感”，卻是個浪漫主義者

　　“我的‘中國意識’是自我尋找的結果”

　　記者：您獲此次在場主義散文大獎的作品題為《時代的稻草人》，實際上是對別讓自己成了另一個“稻草人”的警醒。而這本書傳達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就在于這種“抉心自食”的自我審問，這種彷徨迷惘后的反省和思考。

　　許知遠：我想知識分子多少都有邊緣之感，正因如此，才令他保持思想的敏感性。自我追問更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基本前提，否則你的思考毫無立足之本。此刻的中國處于一種轉型期的混亂，大部分以知識分子名義的發聲，卻與知識分子無關。我曾對這種狀況深感焦慮，現在卻逐漸有一種淡然之感。我們都會被虛榮吸引，要學會馴服這人性弱點，它妨礙你對更高理想的追求。

　　記者：實際上，不管怎樣去理解“時代的稻草人”的命名，這個命名本身透露出了個人面對時代的無力感。而如何讓個人在喧囂的時代里，發出堅定有力的聲音，才是你試圖解決的問題。是否如你所說的把那些被玷污、扭曲的詞匯、情感拯救出來，賦予它們本來的光彩，讓精神、思想、知識彰顯出永恒的力量，并以此確立起自己的內在世界，就可以做到？

　　許知遠：這個過程自然是復雜的、反復的，我也沒有好的方案。我只能選擇自己的道路，它也未必導向一個我希望的結果。但是，它是目前最吸引我的方式。因為美好的語言、崇高的思想、純粹的精神生活對我充滿吸引力。

　　記者：村上春樹有一篇題為《高墻與雞蛋》的演說。他說：人類面對名為體制的堅實高墻，注定毫無勝算，“唯一勝過它的可能性只有來自我們將靈魂結為一體，全心相信每個人的獨特和不可取代性所產生的溫暖”。

　　許知遠：我們既缺乏宗教生活、也缺乏文學生活，怎么可能有超越性的精神力量，更何談靈魂？此刻的我們談論靈魂時，常是置于功利主義框架下的，它很容易淪為心靈雞湯。

　　記者：如果把你迄今所有的著作放在一起，會傳達出一種特別的焦慮，讓人止不住有緊張感，你的使命感和責任意識于此可見一端。這也印證了你時時刻刻的“在場”。

　　許知遠：這是因為你不了解我的生活啊。對待生活，我有一種明顯的輕浮的傾向，常常離場的。正因為這種“輕浮”，我才尤其在書寫中尋求緊張。當然，我不是個特別有天賦的作家，也僅僅是在這三四年開始尋求更為嚴肅的思考。我對“在場主義”的理解，更像是以賽亞·柏林所說的“現實感”，你必須有能力感知四周的環境，而不僅僅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

　　記者：你的大多思考體現了一種“對于中國的關切”，即使是談論西方的話題，你的筆觸也會很自然地轉向中國。

　　許知遠：這與性格與思維方式有關吧，或許我缺乏有些學者對現實的分析熱情與能力，卻對知識與思想的網絡更感興趣。盡管我強調“現實感”，卻是個浪漫主義者，對于超越性的意義更感興趣。我更希望看待世界的角度是純個人性的、情感性的。對于缺乏宗教感觸的我來說，中國這個概念具有這種超越性的特征。我記得夏志清曾譏諷中國知識分子太“感時憂國”，這可能妨礙他們的視野。但對我來說，這“感時憂國”卻別有魅力，它為我這樣的無根者提供某種根基，盡管這可能也是虛妄的。

　　記者：眼下很多學者會在中西方歷史和現實的橫向比較中，來探求中國的問題，他們藉以觀照中國的思想資源，大多也源于西方。然而中國的“大多數人”的觀念，實際上還是植根于中國本土的文化傳統。這就意味著讓一種觀念或思想，在更廣泛的群體里產生影響，還是需要激活傳統的資源。

　　許知遠：并沒有一個固定的中國傳統、本土文化，它總是不斷變化的。中國此刻的最大的問題是多元思想的欠缺，只有在這多元思想的爭辯中，人們才可能尋找到某種與此刻中國相關的共識。我的“中國意識”是自我尋找的結果，你在中國成長，不該忽略自身的經驗。也只有以此為基礎，你才可能理解世界其他的經驗。畢竟，我們所有人都需要觀察世界的立足點。

　　記者：你出版于十幾年前的 《那些憂傷的年輕人》 一版再版，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感召力。這似乎也在提示我們，那個時代并不只是等同于現在以為的“理想”、“激情”之類的代名詞，實際上還意味著更多？

　　許知遠：每個時代都是復雜的，不可能用一兩個名詞來概括。同一批人不同的人生選擇也再正常不過了。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已大不相同了。倘若要有一個思想的自由市場，首先要打破一些禁忌。否則無從談起。

　　“與其譴責時代，不如讓自己成為逆潮流者”

　　記者：就精英的堅守和抗爭，你在《一個游蕩者的世界》 里舉到的泰戈爾的例子有典范性：泰戈爾婉拒了甘地希望他拿起紡紗車抵制英國紡織品的要求，他說：“我可以紡織詩句，可以紡織歌曲，但親愛的甘地，對于你寶貴的面紗，我會弄得一團糟�！边@一回答實是意味深長。

　　許知遠：每個社會都需要自己的精英，他們提供這個時代的知識、道德、審美上的坐標。精英團體也必須是開放的，為此能保持其活躍性與現實感。我們的時代的“精英”一詞，很大程度被權力與金錢扭曲，它與道德、知識、教養無關。我覺得自己十多年來的所有努力，都是想參與重建一個精英文化傳統，盡管它看起來很不成功。

　　泰戈爾與甘地之辯，是一個社會內部的思想與行動者之辯，也是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之辯，它們再正常不過。缺乏任何一方，這個社會都會滑向偏執。

　　記者：換一個角度，泰戈爾的回答里，也包含了對專業本位意識的思考。

　　許知遠：我們的確處于一個淺薄的時代。但與其譴責時代，不如讓自己成為逆潮流者。

　　記者：同樣是在這本書里，你提到一百年前，當泰戈爾環球世界時，世界的人們都傾聽他的東方智慧。而中國的一流人物，卻很少有人詢問他們對世界的見解。

　　許知遠：或許我們不該如此大而化之的討論問題，動輒以“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如何？康有為、梁啟超都是有亞洲與世界意識的。在文章里所提的譚云山，他能如此促進中印交往，他也不僅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我想，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對世界的理解被忽略與低估了。

　　記者：相比前輩思想者，年輕一代都抱有一種“觀念改變世界”的自信。但有些先進的觀念為何難以深入人心？為何觀念的革新，很多時候都止步于利益、人性的紛爭？極而言之，對“觀念改變世界”的期許是否太過樂觀了？

　　許知遠：觀念自然是重要的。但觀念常常只能生長，不能移植，這過程充滿意外的變數，它的結果常與期待的不同。我想，“五四”一代恐怕對觀念的作用更為自信吧，覺得找到了某種主義，就找到了解決方案。

　　記者：在為同時代思想者能如此深入思考中國感到欽佩的同時，還是不免感到遺憾，這些思考總體上看是碎片化的，缺乏比較統一的整體性視角。從這個意義上說，何偉“中國三部曲”的寫作有著啟示性的意義。因為他從容不迫的敘事，如多棱鏡般折射出了復雜多義的中國現實。你是否設想過，立足于某個特定的地方，或截取某個歷史或時代的片段，書寫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中國？

　　許知遠：我也對自己的碎片化的思考感到不滿，可能這與早年的媒體化寫作有關，也與書籍的編輯方式有關。何偉的寫作也啟發了我，尤其是他的觀察之耐心。但是，寫作中國并非只有這一種角度啊，他的方式只是美國的寫作訓練出的最佳例證，并非一定多么富有原創性。

　　“歷史感和幸福感類似，是內心中的一種觸動和共鳴”

　　記者：就中國而言，談歷史感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因為即使史家書寫的歷史，給你呈現了“進步的幻象”，實踐的歷史還是會不斷提醒你，別以為你已經走了很遠，實際上在不少方面，你很可能是在原地踏步。

　　許知遠：我強調歷史感，是因為它的確在中國當下是一種欠缺。對我來說，歷史感能防止孤立地看待問題，它也為你此刻生活提供價值與意義———你是生活于某種傳統中的。書寫歷史也是實踐歷史的一種。

　　記者：面對歷史，我想至少有兩種視角。一種是為現實何以如此尋找理由，另一種是為現實何以不能如此尋求答案。當然，還有一種或許就是對歷史的選擇性遺忘，或徹底的漠視。

　　許知遠：首先，歷史一定是色彩鮮明，細節豐富，并且令人感到愉悅或是震撼。歷史感和幸福感類似，都不僅僅是大腦皮層的簡單映射，而應當是內心中的一種觸動和共鳴。其次，歷史寫作和研究一定是對于當下的回應和參照，但是這種回應和參照是從容的。理論、概括和抽象化的歷史結論，即使存在，也決不能以犧牲對于歷史的具體感覺為代價。歷史寫作應當首先幫助讀者重塑當時的情景，辨別當時和現代的相同和差別，并且能讓讀者體會當時的潮流、感情和風貌，最后才能給出那些值得尊敬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敗背后的分析和結論。換言之，歷史寫作首先是讓讀者生活在歷史里，其次才是讓我們生活在當下。

　　最后，我們應有的歷史的一部分，是不完整的，可能是有錯誤的。這不是說歷史學家和編輯可以偷懶或是恣意妄為，這是說在嚴格的關于寫作和內容的標準之下，我們依然可能會犯下關于事實的錯誤，或是做出經不起新材料檢驗的結論。只要我們嚴格遵守先前設定的標準，這些錯誤應當被看成是前進道路上的階梯，而不是否定作品全部價值的依據。

　　記者：我們時代的錯位，但凡有點敏感的人都會有所體悟。很多作家也樂于把它稱之魔幻現實的國度。似乎“魔幻” “荒誕”這樣的詞匯，就足以做出概括。

　　許知遠：在任何一個價值斷裂、意義缺失的社會，荒誕都是必然的，因為人們缺乏言行的邏輯。但要從荒誕的事實里創造出非凡的文學與藝術作品，就必須要創造者本身具有更高的價值與意義系統。我們的作家只占有各種荒誕的現實，而普遍缺乏一種更超越性的內在價值系統。

　　記者：圍繞知識分子的責任和使命，一直以來有很多的爭論。我個人比較認同桑塔格的一個判斷。她認為，知識分子不應該在諸如正義之類的問題上浪費太多的口舌，而是應該執著地尋求真相。

　　許知遠：真相當然是一切的基礎。但是誰也不能聲稱掌握全部的真相。這就需要一個開放多元的思想與言論環境，才可能逼近真相。我的責任感首先來自對自我實現的渴望，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比如如何理解中國的轉變，理解自己與環境的沖突。我期待成為這個巨大轉變的重要記錄者。

　　記者：在沒有比較成熟的制度環境下，基于某些妥協而達成的共識，結果可能會導致你所說的“庸眾的勝利”。這也是你一篇因批評韓寒而引起很大反響的文章的題名。

　　許知遠：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緊張感，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了，它也必然一直持續下去。即使在“五四”時期，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也一直共存。李大釗歡呼庶民的勝利，魯迅則感慨吃人血饅頭的麻木。

　　我覺得韓寒們的努力也是重要的，他們是一個輿論場中的弄潮兒。我從未否定他們的作用，只是不那么欣賞其中的淺薄。我對于韓寒的現象沒什么可說的，它已被過度談論，實在沒有什么探討的空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