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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昉:這些年對文學批評的質疑聲音不斷,普遍認為當下的批評糾結于各種功利性之中難以自拔。您作為一個從上世紀50年代就從事文學批評工作的老批評家,對批評界的現狀怎樣看?
何鎮邦:20世紀80年代是主題演進式的文學,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則呈現出多元發展的軌跡,進入新世紀以來的文學現象更是層出不窮,F在的 文學批評則形成了幾大塊,傳統文學批評、學院派批評(也屬于傳統批評,學院派批評是比較穩定的)、還有媒體批評。媒體批評現在比較普遍,媒體除了紙質媒體 還有電子媒體。批評的平臺日益增多,平臺多起來后,各種批評現象紛至沓來,讓人更覺熱鬧。但熱鬧完之后,批評的各種病態就產生得更多。這些年來大家對文學 批評不太滿意,無論是社會各界、文學創作領域還是文學批評界自身都對文學批評的現狀不滿。文學批評不能盡到其應有的責任,從“人情批評”一直到嚴重的“紅 包批評”,再到“酷評”,文學批評失去了客觀性,大多數批評只說作品的好處,而且吹捧得過分,沒有客觀的判定標準。 “人情批評”、“紅包批評”始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討論會批評。這種批評就是開作品研討會,研討會的組織者給與會的批評家一定出場費、審讀費,為作品造 聲勢。研討會上大家礙于情面,糾結于利益,當然就要多說作品的好處,而忽略掉作品的不足,這種批評當然就失卻了文學批評應有的嚴肅性。針對這種批評的不 足,批評界又產生了另一種批評方式,即“酷評”?嵩u并非是現在才有,20世紀80年代就出現了這種酷評的聲音,F在有這樣一支不大不小的酷評隊伍,并且 也占據了一部分陣地?嵩u的效果如何?它對“人情批評”有一定的矯正,但也不是科學的,有的批評者僅僅是為了“酷評”而“酷評”,帶有很多個人的情緒,不 是從科學角度來判斷,也并不是魯迅所說“有好說好,有壞說壞”?纯纯嵩u者的文章,有的批評家對某些人“酷”得厲害,酷得甚至不講道理,但是對某些作品又 吹捧得很過分、很肉麻。歸根結底,這種批評還是從情緒出發,從個人的某個角度出發。批評的確是要帶有個人的情緒,但是這種情緒不能變成情緒化。所以從我的 觀察來看,無論是好評還是酷評,都帶有個人情緒,這是不科學的。當然,批評也不是純粹的科學,批評的基礎是鑒賞,鑒賞就會有差異,這種差異是允許存在的。 比如一個作品有的批評家給打70分,有的批評家給打65分,這都是正常的。如果我打50分,你打100分,這就是有偏見的成分在其中,F在有些評論家存在 這個問題,本來應該打70分,但是給予不理智的貶低,就很傷人,或者有的過分吹捧。創作與批評是文學的兩翼,如果批評出現偏頗,創作也必然受到影響。這一 點,文壇內外的有識之士想必都已看得很清楚。
王 昉:除了各種研討會,各種文學獎項與排行榜也是當下批評界遴選作品與作家的主要方式。在您看來,評獎的導向究竟由什么因素來決定?這種方式又給批評造成什么樣的影響?
何鎮邦:這些年來文學界出現了各種評獎方式,應該說,評獎也是一種批評方式,F在全國有各種評獎,也有各種排行榜,地方上也設有各種獎項和排行 榜。各種評獎有他們的傾向性,他們評獎也是在擴大自己的影響,所以排行榜也好評獎也好就是一個風向標。有的文學評獎動靜鬧得很大,有些文化商人也要介入, 利益驅動得很厲害。一個公正的評委不會把客觀的判斷看得很重,而且,時間的匆忙,很多利益鏈的介入,也會影響他們作出客觀科學的判斷。所以評獎當中,無論 你怎樣講自己“風清氣正”,都有些不正的地方,各種關系在左右著,包括組織者也要考慮他的利益關系。評獎與排行榜的不正之風也給批評帶來不正之風,而且是 批評界不正之風更重要的來源。
王 昉:您剛才詳細分析了當下批評界的各種亂象,那么您認為造成批評界這些亂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何鎮邦:造成這些亂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會原因也有文學批評界自身的原因。首先是社會對批評的不寬容,F在,作家希望你說好話,不希望你批 評他。一個單位也不接受客觀的批評,他們都希望你講他們的優點。無論是單位還是個人,批評家的正面評價成為他們爭取各種利益的砝碼。而文學批評界缺乏科學 的規范性也是造成批評亂象的重要原因。文學批評從文字上的批評到討論會,再到各種評獎和排行榜,無論是好評還是酷評都缺乏客觀科學性,對批評的本質和任務 不了解。指望靠幾個批評家來改變批評現狀,是不可能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媒體批評很活躍,但是,據我觀察,媒體批評比較粗糙,對作品的解讀也不是很深 入細致。而高校的學院派往往用理論來框定文學實踐,很少從文學現象和文本出發來進行判斷。當然學院派也有一個好處,他們的批評顯得比較有厚度。歸根結底, 批評為什么令人不滿意就是缺乏客觀科學性,客觀就是科學性的表現。原來我本人就在批評界,現在我逐漸離開批評界,拉開了空間和時間的距離,就有可能更客觀 地來看待批評界的問題。
王 昉:文學批評活動是感性與理性的統一,文學批評活動的感性與理性主要體現在哪里?作為批評主體,在批評活動中除了保持情感與理性的統一,批評主體還要具備什么質素才能盡量保持批評的客觀性?
何鎮邦:文學批評是感性與理性的統一,它不同于其他相對理性的社會科學。文學批評是一種創造,一種關于美和情感的創造。一個批評家沒有情感因素 在里面,寫不出好的文章,批評家一定要有情感因素介入批評,要把自己對作品的見解通過形象化的語言表現出來。但是文學批評從另一層面上看,從認識把握作品 的思路方面來說,又是理性的。理性就要講科學性,所以科學性是文學批評很重要的一個標準。文學批評活動只有堅持理性與感性的統一才能對文學對象作出相對客 觀科學的評價。除此之外,作為一個批評家,還要有社會責任感。社會責任很重要,一個批評家沒有社會責任感,沒有社會判斷、歷史判斷,就不能承擔批評的責 任,F在有很多歷史判斷都發生錯誤,很多批評家將歷史唯心主義拿出來鼓吹,鼓吹帝王將相。究竟歷史是誰創造的?是人民創造歷史還是帝王將相創造歷史?因此 說情感因素、歷史觀、社會責任感都要具備才可能作出科學的判斷。
王 昉:對文學批評建設而言,怎樣才能做到客觀化、科學化?
何鎮邦:對于文學批評的建設而言,科學化就是對文學批評家要有一個明確要求,要把這要求納入科學軌道。文學批評的建設從現在來看,要匡正時弊, 要解決文學批評的各種亂象,恐怕還要靠文學批評學。大家一起來研究文學批評的作用和它應該有的正確的軌道,不然,你說你的理,我說我的理,根本解決不了問 題,因為有利益關系在其中。批評家需要有科學的訓練,要有社會責任感,正確的歷史觀和審美觀,要有一個綜合訓練。我們這一代的批評人就要退了,要讓新一代 的批評人成長起來,我們要為培育新一代的文學批評人創造條件。那么靠什么來培育,就是要靠建立科學的批評體系,建設文學批評學。
王 昉:您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致力于文學批評學的建設,文學批評學是一種怎樣的學科體系,它的主要概念與主要范疇是什么?文學批評的性質與任務又是什么?建設這個學科體系需要做哪些具體的知識與理論儲備工作?
何鎮邦:文學批評學的建設由來已久,文學批評在學科上應該屬于文藝學的學科范疇。它是一種有實踐性的理論,它不是要空講理論,而是要將文學的基 本觀點與當代文壇相結合。我們過去講文藝學包括文藝理論、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三個部分。文學批評是活的理論,它是文藝學最有活力、最具實踐性的分支。20 世紀80年代中后期,是新時期文學的繁榮時期,有一些高校的學者就注意到文學批評學體系的建設問題。那時候華中師范大學的王先霈教授,帶著他的學生先搞了 一本叫做《文學評論教程》的教材,由華中工學院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是以講義為基礎完成的。我和王先霈認識以后,交流了想法,就在1988年的春天,在武漢 大學的珞珈山,召開了全國第一次文學批評學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由魯迅文學院牽頭,武漢大學中文系、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和社科出版社幾家聯合主辦,來自全國 各地的數十位文學批評家、學者與會。在這次會上,除了對文學批評學若干問題的研討外,會議還形成了一個共識,就是計劃搞文學批評學的學科建設,寫一本關于 文學批評學的書。會后開始策劃這本書,由王先霈、我和華中師大的師生來承擔寫作任務,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本書剛寫到一半就流產了。在魯迅文學院,我除了承 擔教學和行政工作外,當時還想搞3門學科建設:一個是文學批評學,一個是現代文體學,一個是作家學。作為魯迅文學院,不能光靠講座來教學,靠講座培養作家 只是一種速成的辦法,也不能開一般的普通高校的課程,因為學員都是讀過大學來進修的,他再聽這些課就沒有意義。所以當時就有這個想法,開出這3門課,寫出 這3門課的講義,但是后來也由于種種原因沒有搞成。文學批評學我只寫了一兩章,沒能繼續下去。
文學批評的任務至少有三個方面:闡釋、判斷、超越。闡釋就是闡釋作品的內在因素、社會學含義和審美含義。好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是隱藏在文本后 面的,一個批評家的任務就是要把其中的內涵闡釋出來。要闡釋首先要對文本深入解讀、熟悉它,而現在我們很多評論家是不面對文本的。判斷,就是對文本的好壞 作出判定,是好還是不好,是稍好還是稍壞,這個判斷中包含有社會學、歷史學、美學因素。最后是超越作品,要從文學現象和作家的創作活動入手,從理論上超 越,提出理論性的見解。比如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當時茹志鵑的《百合花》發表后,茅盾寫批評文章,他的批評文章并不比作品短。他認為戰爭文學可 以這么寫,這就在理論上有所超越。寫有所超越的批評文章要有理論的勇氣與態度,這種理論的勇氣與態度基于美學判斷的敏感和對文本的了解。
文學批評學的建設是一個巨大工程,它需要做很多準備工作,就學識貯備上,它除了要打好西方文藝理論的扎實基礎外,還需要對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的 遺產作出整理。要建設中國文學批評學,中國的文學批評遺產是一定要整理的。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只言片語到魏晉南北朝比較系統的文學批評理論,要有一個基本的 學科梳理,F在從事文學批評的人還有誰去愿意精讀《詩品》?誰還能坐冷板凳去讀《文心雕龍》,把它讀得滾瓜爛熟做到真正理解?但是要搞文學批評學就必須要 有這個功底。對于西方的文學理論,現在我們接觸的主要還是歐美的,從古希臘到近現代,但是現在流行的都是歐美20世紀以來的文學批評理論,真正對歐美古典 文學理論的介紹很少。除此之外我們還要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研究,講歷史的美學的批評,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不了解,我們就無法講清楚文學的歷史 內涵。俄羅斯的三大批評家的理論總是要讀一點。所以說這是一個系統而龐大的工程。
王 昉:從文學批評學的角度,文學批評分為很多類型,歷史批評、印象式批評等,文學批評也分為不同的批評體裁,您怎樣看待不同的批評類型和批評體裁?
何鎮邦:從文學批評學的角度可以將批評劃分為多種類型:歷史批評、印象批評、文體批評、比較批評、原型批評等,F在的批評大部分是印象批評,印 象批評寫好不容易。文體批評、原型批評、比較批評,這都是很難做的,這些批評要求批評家有足夠的學養。比如文體批評,他要求批評家對文體作出辨識。而作家 中真正要成為文體家的也很少,一個作家要是文體上成熟了,那就是真正成熟了。搞文學批評真正從文體上進行辨析,要費很大的力氣,除非批評家有非常好的職業 操守和職業素養,不然要寫這樣的批評是十分艱難的。我們現在的批評中批評的類型很少。但是從文學批評學的角度看,批評的類型應該是多樣的,既要有印象式感 想式的批評,應該還有對文體,或者說對內在藝術品質的批評,各種批評類型都應具備。
從批評的體裁看,現在作家論寫得很少,因為太費勁,作家論寫起來要比作品論難得多,發表也比較困難,F在的批評其實很需要作家論,關于一個階段 的思潮論更加需要,F在《文藝報》每年都對當年的各種體裁創作發表綜論,這樣的稿子是很難組到的。作家論與思潮論對作者的要求是比較較高的,就文學批評來 說,它應該具有這個功能。在20世紀80年代,大家還都比較積極來做作家論與思潮論,也做了一些工作。那個時候的文學思潮很多,文學現象也比較多,文學批 評界對當時的文學現象能很快做出反應。在文學思潮方面,批評家應該看到文壇有什么新的文學潛質出現,能從理論的高度發現新的動向。
王 昉:從您所介紹的文學批評學的學科建設來看,建設文學批評學是一個巨大的工程,那么這樣一個龐大的工程由誰來承擔具體的工作呢?
何鎮邦:這樣一個龐大的工程,需要一個具體的工作單位,比如中國作協。中國作協經常組織動態批評,比如很多評獎,比如討論會,但是很少進行這種 基礎的建設。高校中會有學者感興趣,但是完成這樣的課題要有個積極保證,有資金、有團隊,三五年下來,寫幾本好書,相應開一些課程。文學活動的組織者、有 關研究者和批評家們應該共同來想解決的辦法。我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文學批評,半個多世紀,據我的體會應該建立一個這樣的學科。我生命的大部分都從事文 學批評事業,我從來沒像現在這樣講這么多關于文學批評的話,包括我開這門課的時候,斷斷續續也講過,但沒有這樣系統地講這個問題。我呼吁文學界重視這個問 題,中國作協應該有這個責任。建設文學批評不能是一句空話,應該有若干具體的行為。大家重視起來才可能改變文學批評的風氣,真正使文學批評發展起來,應該 讓真正的有識之士有力量建設文學批評學,F在文學史多的很,批評學應該也繁榮起來。我們應該通過批評學的學科建設和專業培訓提高批評隊伍素質,使批評家有 文學批評的自覺。但是并不是說搞了這個文學批評的學科就是萬能的,就可以把文學批評的現狀改變過來,也不是這樣的。還要靠制度、思想等等各方面的改進相結 合,社會也應該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給批評界創造一個比較寬松的空間,不要給批評者太多的限制,真正讓文學批評的生態更加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