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都市：作家的鏡子

———法語文學翻譯家談文學與城市

　　上�！�巴黎：文學雙城記

　　部分法國知名作家將參與本屆巴黎圖書沙龍，與中國作家互動交流

　　許鈞：當下法國文學“多元之中有頂峰”

　　記者：經歷了古典文學時期之后的法國文學，其實有了更新的面貌。當下的法國文學探討的主題、文學的形式都有了新的變化，法國當下文學的樣態似乎也朝著越來越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許鈞：談法國文學的當下，就必須談它的歷史。兩次世界大戰催生了在哲學領域對人的生命的思考，而這種思考也擴展到文學領域，20世紀以來的法國文學一直就人的存在與生命的意義進行探討，荒誕派、存在主義、新小說、寓言派等各種文學流派也應運而生。而到了當下，從勒·克萊齊奧、于連·克拉克等人的創作可以發現，法國文學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那就是多元之中有頂峰。法國當下的文學沒有一種所謂的流派，而是在新現實主義、新寓言、以及小說新的形式的探索中并存的一種樣態。而在城市文學的書寫中，當下法國都市文學有三個特點，首先是對極端物質主義的批判，第二是對人類在都市生活中溝通隔閡的反思，第三是對都市生態的反思。這也是當下所有書寫都市文學的一種共同的主題，都市文學不再對一座城市的特征來進行描摹，而是探討人與都市的關系，直指的還是人性本身。

　　記者：在國內的圖書市場，盡管有法國當下文學的翻譯介紹，但對于一般讀者而言，可能更熟悉與閱讀的是法國經典的作家作品。翻譯者和出版社應該如何將好的法國當下文學推介給讀者？

　　許鈞：從出版社的角度來看，經典作品的閱讀人群永遠存在，而且經典作品進入公共版權時代之后，各個出版社都可以出版，經典作品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版本，這會造成一種虛假繁榮，但實際上，法國最新的文學作品在中國出版的并不少，最近幾年獲“傅雷翻譯出版獎”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好的法國最新文學作品。而且我們的翻譯隊伍中有許多年輕人一直在致力于將最新的法國文學作品翻譯推薦給讀者。

　　文學翻譯是需要傳承的。從1898年《茶花女》在中國翻譯開始，法語翻譯界形成了很好的傳統。一個好的翻譯者有三個標準，首先是選好書，要有好的目光。選好書是翻譯者的責任，中國文學走出去也同樣如此，要將最好的中國文學介紹給法國讀者。第二個標準是譯好書，一旦你選擇了好書，你就要精神與文字相通，將作品譯好。第三點是讀好書，這是指翻譯者有責任向讀者推薦好的作品，文學翻譯不僅僅是翻譯的問題，它涉及到整個生產、推廣、傳播的過程。首先文學研究要跟上，一個好的作品翻譯者不去研究它，怎么能看到它的價值，又怎么能進而把它推介給讀者？第二則是批評要跟上，翻譯市場的健康與否需要批評家說話。第三政策要跟上，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是要有中外文化交流的好的環境，創造一些機會讓真正的文學互動起來。

　　記者：上海是這次巴黎圖書沙龍的主賓城市，您如何看待城市間文學交流所能帶來的文學文化空間的拓展？

　　許鈞：文學交流對于城市文化空間的建立拓展的作用顯而易見，上海書展就是一個典例。這么多年來，我們一直在見證，上海書展逐漸成為國際書展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它的前景也會越來越好，它已經成為一個國際化的、真正放眼世界和容納世界文學的平臺。

　　文學的互動其實從作家的互動開始，他們的交流會產生思想的碰撞。城市文學空間的拓展需要作品來說話，中國有多少作家來書寫上海，又如何來書寫上海？書寫上海當然包括對人的書寫、生存環境的書寫、城市風貌歷史的書寫，這需要文學作品來說話。真正要推動城市文學空間的建立，需要有一系列的作家、作品書寫出上海的靈魂。還有重要的一點是，需要培育、培養一批真正的讀者，上海是最有可能培養讀者的城市，因為在現代化進程中上海扮演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角色，它更具有自己的氣息和靈魂。這需要進行研究，才能推動文學空間真正的發展。而且，上海究竟要跟什么樣的城市進行互動？它需要選擇一個跟自己文化氣息相合的城市，作家與作家之間的交流、讀者與讀者之間的交融，真正形成一個閱讀空間和文化空間的增長，互動之后才有互補。

　　余中先：都市在作家的眼里形象是分化的

　　記者：上海作為超級大都市逐漸面臨文化多元體驗的問題，如何書寫成熟的大都市也被文學界所關注，近兩年法國當代文學在這方面呈現出什么樣的特征？

　　余中先：法國文學在書寫城市方面歷史很悠久，像《巴黎圣母院》這樣的經典之作不必再說。在當代文學中，首先它們是不以戰爭、工業、農村等題材來劃分小說的，但以城市為背景的小說有很多。簡單來說，對于像巴黎這樣的成熟都市，在作家的眼里形象是分化的，一方面是以市中心的那種世界時尚潮流形象，表現出富庶、良好的氣質，比如前兩年我翻譯的法國作家米歇爾·維勒貝克的小說《地圖與疆域》，書寫了時尚藝術界的奢華生活；另一方面作為對比的是城市郊區，那里聚集了大量移民，產生了許多問題，各種聲音匯聚在小說中形成嘈雜不一的感覺，比如小說《法蘭西兵法》就是以里昂為對象，把代表旅游美好形象的老城區和郊區對照起來，引出許多具體思考。另外，還有一些是描寫日常生活困境的，妙莉葉·芭貝里的《刺猬的優雅》就是講述了看門人和房主們的故事，這類故事對于上海也是不陌生的。

　　記者：這類小說受法國文學獎的青睞情況如何？或者說，法國文學獎近些年評獎趨勢如何？

　　余中先：應該說，這些年法國文學獎有年輕化趨勢，許多評委也正好輪到五年一次或十年一次的換選，年齡組成有了變化。當然文學獎對外是說一切以作品質量說話，實際來看，像影響力較大的龔古爾文學獎，獲獎作品的篇幅在變長，題材也比以往要新，當代現實話題更多些，我剛才提到的 《地圖與疆域》 就是2010年龔古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

　　記者：如今文化交流日趨便捷，也更技巧化，注重質量，您對已經實行了二十多年的法國“傅雷計劃”有什么感受？

　　余中先：我的翻譯曾經獲得過“傅雷翻譯出版獎”，我現在也是該獎評委之一。我感覺，整體的“傅雷計劃”如今是更尊重中國的閱讀出版情況了，這么多年推薦譯介了法國的社科類作品和嚴肅文學作品，文化價值和意義都是很大的。雖說跟法國文學中的暢銷書比當然一時看不出效果，但它作為文化輔助的輸出計劃，是潛移默化的方式，獲得國內讀者或研究者的接受。另外，也要看到翻譯質量的問題，如今因為翻譯稿酬較低，高校外文研究多重理論輕實踐，翻譯成果也無法作為學術成果等等原因，導致了翻譯界難以為繼的趨勢。我一直希望各方都能關注這個問題，讓翻譯的年輕力量越來越多，而且能踏踏實實地做翻譯，不必有后顧之憂。

　　袁筱一：作家在城市中發現錯綜復雜的“人類關系”

　　記者：此次上海作為主賓城市參加第34屆法國巴黎圖書沙龍，特別聯想到“城市文學”的話題。以你的了解，法國文學里的城市敘事，對我國當下方興未艾的城市敘事有何借鑒意義？

　　袁筱一：的確，我有時候會想，中國當下的寫作中有沒有所謂的“城市文學”？《惡之花》，或是本雅明筆下的巴黎似乎是比較早的，對于“都市”的描繪，但它們卻不僅僅是所謂的“都市文學”(或者說城市文學)，之所以有城市的景象，那是因為在現代社會的轉折點上，都市呈現出異常的復雜、繁榮和腐朽。寫作從來都無法割斷與歷史的聯系，就像羅蘭·巴特所說的那樣，波德萊爾也被他定義為所謂的“資產階級寫作”，和古典的寫作完全不同。實際上，《惡之花》 的歷史意義遠遠超過其地理意義。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或許我們不應該把《惡之花》 這樣的作品看作是“城市文學”的范本，更沒有理由用它來衡量中國當代寫作的“城市文學”的該與不該，好與不好。因為歷史的腳步，我們不是這樣踏過來的。

　　記者：另一方面，也有作家筆下體現出來的城市面貌是單向度的，所謂城市也就是罪惡、陰暗、欲望等的化身。對身居其中的城市，他們提出了淺層的批評，卻少有像波德萊爾、本雅明那樣真正深入的反思。

　　袁筱一：是同時期的城市，還是過去的城市，其實這并不是我們反思中國當下寫作的重點。

　　我還是反過來說吧。我記得2012年，勒·克萊齊奧在華東師大演講的主題就是《都市中的作家》。他說：“作家在都市中尋找什么呢？可能人類的城市仿佛是打開的書本。街道與馬路的結構、廣場的公共地帶、人群的移動、思想的流動與身體的混雜、建筑的節奏，這些與文學創作相應，它們既是靈感，又是批判，而且還是一種反襯�，F代都市，在其所有的暴力與復雜中，從某種程度上成為作家的鏡子，一枚巨大的放大鏡，透過它，作家可以發現人類關系的錯綜復雜，同時還有他自身的投影。也許這就是為什么大部分當代文學作品似乎都同城市生活相聯系，尤其是小說作品�！蔽液芟矚g他說，作家在都市中發現的是“錯綜復雜”的“人類關系”，而我也確實認為，在“錯綜復雜”的“人類關系”中，慕容雪村、衛慧、棉棉的欲望都市是一種；王安憶的上海的、女性的敘事也是一種；　但或許不應該僅僅有這樣的一種和兩種。

　　我還深刻感受到的一點是，對于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突然來到的(而不是漸漸來到的)都市令我們迷失。城市是一個巨大的迷宮，在這個意義上，城市是作為現代社會的象征出現的。中國當下的寫作中，還是有一些作品恰到好處地傳遞了這份迷失。只是，是不是有作家能夠在迷失中“標記”出一點什么，這或許真的需要功力了。

　　記者：近年，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和整個社會結構的調整，城市文化日益正成為文學界內外關注的熱門話題。然而囿于種種原因，相比在新文學發展史上占據主流地位的鄉村文學敘事，也無法擺脫置身邊緣的尷尬處境。

　　袁筱一：寫作的現狀我們永遠都無法去改變，也不應該想著去改變。誰來承擔改變當下寫作的責任？這個命題太宏大了。至于占據主流地位的鄉村文學敘事，這和我們的記憶有關。我覺得這并不值得我們憂慮。中國的記憶已經有太多人為的斷裂。而真正來自記憶深處的作品，無論是鄉土的，還是城市的，都是好的作品。我們并沒有“過多的”好的鄉村敘事，況且什么是“鄉村敘事”呢？我覺得這個定義也值得商榷。有很多你所謂的主流作品并不是對中國當今鄉村的現實描摹。

　　我們不要過于憂慮城市/鄉村這樣的劃分吧，這不是文學應有的分類。即便這樣的分類能夠成立，它也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