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歷史更需要反思，但我們做得不夠

　　北青報：去年，您的《一百人的十年》再版，這本書寫了沒經過文革“十年”的人對那段歷史的態度。這些年輕人，在對歷史的態度上，哪一點讓您感觸最深？

　　馮驥才：淡漠。但我覺得不怨他們，怨我們。

　　北青報：“文革”十年過后，“傷痕文學”興起，您也是那股文學潮流中的代表作家之一�！皞�痕文學”多停留在對歷史的控訴和個體的訴苦上，如此面對歷史，您覺得夠嗎？

　　馮驥才：我覺得，歷史更需要的是反思，但我們做得不夠。當然，這也跟我們時代的突然轉變有關系�，F實充滿了新的問題，也充滿了新的魅力。所以，文學開始被這個東西吸引。當時，國家也希望文學能推動改革。慢慢地，文學就轉向了。

　　北青報：可否說，在那一特殊的歷史機遇下，對歷史的反思，實際上，沒有真正開始就結束了？

　　馮驥才：就是這樣。懺悔是人性中的復蘇，也是社會進步的歷史良機，但被我們錯過了。歷史的機遇一旦錯過，十倍的力量也無從挽回。

　　北青報：缺了這一段，有何弊端？

　　馮驥才：一個民族，不怕它犯錯誤，就怕它記不住教訓。如果記不住教訓，那些損失掉的東西，才是真正損失了的。只有記住教訓，我們才不會重蹈覆轍，一個民族才能真正成熟起來。

　　北青報：對那段歷史如此審慎，是否意味著最佳的反思時機未到？

　　馮驥才：對特殊歷史階段的“反人性”，如果能深刻反思，我們的民族，就會更人道主義、更人性，更尊重生命、尊重他人，知道愛是什么，琢磨琢磨這些有什么不好呢？如果這些東西不反思，覺得反思似乎造成思想混亂，或者會被利用，認為是對政治的一種否定，或者懷疑，帶來的結果可能更可怕。

　　不能掩蓋歷史錯誤。這跟人有病不治是一個道理。其實，就像癌細胞一樣存在自己身上了，不一定什么時候發作出來。

　　面對歷史，誠實是最合適的態度。對歷史，德國的誠實值得學習。我曾寫過，面對歷史，跪著的德國人比站著的日本人高大。

　　“文學家、藝術家、學者對社會有矯正功能”

　　北青報：有人說，某些特殊歷史階段的“遺毒”，迄今還對大家日常生活產生影響。

　　馮驥才：沒有肅清的那十年制造的“人性惡”，在今天充斥著利益博弈的市場化的社會里雙倍發酵了。你看網上，很多語言，“我非得把你弄臭了不可”，就跟那時候一樣，詞兒都一樣。我不用棍子打你，不抄你家，但用語言暴力把你毀了�！胺堑冒涯憷�下來，才解氣”——就是那種心態。當年有的人不就是“憑什么你們家好？我非得以某個名義，把你們家抄了不可”。另外一撥兒人少不更事，別人告訴他這是“革命”，他們就跟著瞎胡鬧。

　　北青報：您強調歷史反思中知識分子的作用。

　　馮驥才：誠實地面對歷史，對當下是一種很好的教育。教育不是由上而下的，教育的本質是啟發。

　　我所言的反思，不是那種政治功利的反對，而是一種科學的、客觀的態度。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曾在一次政協會議上對一位國家領導人說，希望中央領導能夠理解藝術家、知識分子，大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是一致的，都希望我們繁榮富強。在這一目標一致的情況下，請允許知識分子說出和政府官員不一樣的話，甚至于說出相反的話來。

　　文學家、藝術家、學者對社會有一種矯正的功能。必須是獨立的、前瞻性的判斷，才有價值。順向思維沒有價值。

　　如果當時就說經濟發展過快，空氣有問題，肯定是會讓人不高興的。但是霧霾一來，工廠該搬的還是得搬家。前瞻，常常和現實是對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