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明和解到文化復興——文化學者朱大可教授訪談錄（上）

　　嘉賓簡介

　　朱大可，1957年生于上海，1983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博士。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新世紀》周刊、財新網專欄作家。

　　從“絲綢之路”到“絲玉之路”

　　記者：您在新的文化研究課題中，曾提出過一個新概念——“絲玉之路”，不知是基于一種怎樣的文化研判？

　　朱大可：“絲綢之路”概念是德國地理學家李�；舴以�1877年提出的。這個概念雖然很好，但有其觀察和表述的局限性，需要加以改造，才能實現跟歷史真相和中國現實的無縫對接。絲綢是中國對外輸出的主打商品，但除了朱棣式的朝貢貿易外，所有正常的跨國貿易都必須是雙向的，否則根本無法維持下去。在“絲綢之路”的概念里，你會發現它只有輸出意向，而無輸入意向。

　　我為此提出一個修正性概念——“絲玉之路”，或許有助于“絲綢之路”概念的升級換代。古代中國人把絲綢販賣出去，又把中亞和西亞的玉石、青金石、黑曜石以及各種珠寶輸入本土，制造“絲”和“玉”的遠程對流，由此形成漫長的“玉石之路”。在殷商和周，玉器是國王跟眾神交流的重要媒介，維系著政教合一的體制。正是這種需求，推動了苦難的國家跨界貿易。當時，中亞草原上到處是職業盜匪集團，為防掠搶，玉商把玉塊和珠寶縫在腋下的肉里進行“走私”。但還是有大批商人被迫面對劫財取命的命運�！敖z玉之路”不是康莊大道，而是用無數生命鋪設的悲劇性道路。

　　記者：關于絲玉之路的商品販運模式，許多學者到今天好像也沒能說得很清楚。這些貿易究竟是怎樣進行的，如果它是一種高危行為，那它又如何得以延續如此漫長的歲月？

　　朱大可：在整條絲玉之路上，中國人通常只能把物流做到新疆東部一帶，而更遙遠的地方，包括帕米爾高原在內，則需要吐火羅人(以后變成突厥人)來接力，由他們把貨物轉賣給印度人和波斯人，后者又販給斯基泰人(以后變為阿拉伯人)，最終到達希臘/羅馬人或埃及人手里。沒有哪類人能伴隨貨物從起點一直走到終點。由于貿易路線過長，而被故意分切成多個有限的短線。這種接力棒策略延長了貿易周期，提升了貿易成本，引發貿易終端的大規模漲價，例如，一件中國絲綢的價格會在羅馬帝國上漲數百倍之多。但這種模式擁有一個無法比擬的優勢：每一路段的販運者，都是其地盤上的梟雄，他們通常會組成勢力強大的幫派，有效擺平守衛關隘的官員，制止強盜的致命襲擊，以及防止地方疾病對販夫和牲畜的侵擾，等等。隨著貨物安全系數增大，它們被運達的概率也大幅提升。貨物和販運者的安全，總是超過價格指數，成為貿易法則中的第一要義。

　　記者：“絲綢之路”也好，“絲玉之路”也罷，都是器物層面的交換，大家的談論好像也只限于貿易領域。事實果真如此嗎？難道就沒有別的交流？比如說，有沒有出現大規模移民現象？有沒有出現過精神文化層面的交流？

　　朱大可：正如你所說的，“絲玉之路”的交流，不僅僅是雙向的，而且是多層面的。它的第一層面當然是物質性的，也就是以“絲”和“玉”為代表的高端器物及其技術。第二個就是人種層面，也就是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尤其是由西向東的移民運動，這導致東亞地區成為國際移民的重要聚居區。古史里對此有大量記載，古人稱他們為“戎狄”，分屬印歐系的斯基泰人和雅利安人、印伊系的吐火羅人、歐系蒙古系混血之突厥人、蒙古系西亞種的埃蘭人等。這些上古移民進入東亞地區之后，形成民族多元并存和雜交的優化態勢；第三是文化層面，隨著商業貿易和移民步伐，中亞、南亞、西亞甚至里海和地中海沿岸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宗教思想、神話文學傳說、美術和音樂等“精神產品”，大量進入華夏地區，跟本地意識形態發生碰撞、沖突、滲透和融合，形成開放性和創造性互動格局。后人形容它是“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奇怪的是，許多人只愿意承認物質層面的貿易和交流，卻拒絕承認人種和精神文化的交流，我不知道這屬于什么邏輯。但正是這種奇怪的偏見，支配了許多人的天真頭腦。

　　記者：有一本叫做《穆天子傳》的古書，記載了周穆王西征的故事，其中關于跟西王母見面的段落，是膾炙人口的浪漫篇章。這本書發現于西晉，過去許多人認為這是一部假托戰國古籍的偽書，毫無學術價值，但也有學者認為它雖然有夸張之處，但不失為一部優秀的歷史地理文獻，對了解上古中國具有重要意義。不知您如何看待它在表述移民、旅游和文化交流方面的貢獻？

　　朱大可：我同意《穆天子傳》是一部經過后人加工和夸飾的真經。它迫使我們追問，為什么周穆王要耗費巨大資源去游玩蠻荒之地？這完全不符合欲望之基本邏輯。研究表明，穆王西行可能基于下列幾個重要目標：第一，尋找傳說中周人的西亞祖地；第二，開辟一條玉石采購和輸入道路，也就是“絲玉之路”；第三，尋找傳說中的女神西王母；第四才是滿足獵奇式旅游的狂熱癖好，而這可能緣于其祖先的游牧習性。在以上四點里，第一和第二點至關重要，它從一個側面驗證了上古時代跨文化交流的事實。

　　民族移遷和民族融合

　　記者：關于民族移遷，中國學術界的研究比較薄弱，上古民族移遷，更是一個學術空白。不知您在這方面有何研究心得？

　　朱大可：依據人類學對種群遷徙的描述，似乎存在著這樣幾種移民/遷徙模式：第一是摩西模式：移民只有單一的預設目標，它由領袖提出并受到絕對擁護，而到達目的地后，全體“下車”并且永久駐留。這一模式在希伯來人和印第安人遷徙中經常使用，尤以摩西率領猶太人離開埃及，越過紅海抵達巴勒斯坦，是其樣本事件。而在東亞地區，殷王盤庚西遷也提供了一個經典案例。面對某種危險外力(種族戰爭)，這種計劃嚴密的模式，對保障種群整體生命具有重大意義。

　　第二是巴士模式：在這種模式下，種群遷徙者結群到達某個預設地點，其中一部分人(移民A群)“下車”，著手開辟新的生活營地，但還有一部分人(移民B群)繼續前行，奔赴下一個站點，而這種運行路線及其站點是可以無限延伸的。該模式是建立在種群分裂基礎上的，并跟背叛與忠誠、正義與陰謀的傳說密切相關。

　　第三是僑居模式：移民全體下車，安營扎寨，經過一個實驗性居住期，其中一部分人(移民A群)選擇長期居住，另一部分人(移民B群)因對新家園不滿而重新上路，尋找新家園。這種情形，也許能夠解釋中美洲印第安文明跟殷商文明之間的相似點。

　　記者：在國際人類學領域里，關于中國人和其他民族的關聯，存在很大爭議。印度學者就聲稱，中國人起源于印度，而中國學者則宣稱瑪雅人是中國人后代。您認為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朱大可：通常爭議在于，移民A群的后裔會自認為移民B群的祖先。盡管印度學者就曾指稱中國人是印度人后裔，但巴士模式的邏輯完全不支持這種論斷；中國人比較熱衷于稱殷人是瑪雅人唯一祖先，但僑居模式也不能贊同這種說法，因為移民A群和B群之間可能會有血緣交織，但卻不能簡單地判定B群是A群后裔。毫無疑問，移民模式的細分，有助于厘清上古移民狀態的基本邏輯。

　　記者：先秦時期的民族問題，也是史學界爭論不休的難題。古籍上提到的西戎、北狄、東夷和南蠻，其實都不只是一些東亞的匆匆過客。他們在華夏文明結構中，應該扮演重要角色，您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朱大可：春秋戰國時代的諸侯大國，絕不是單一民族的“純種”族群，而是典型的多元民族結晶體。王室和貴族多為“異族”分子，屬于你說的戎狄之類，普通民眾的種族成分則更為復雜，其中絕大部分為本地“土著”(較早定居本地的移民)，較少部分是異種和“土著”的雜交產物。這種紛繁而開放的血緣身份，以及廣泛吸納外部精華與能量的能力，不僅孕育了令人神往的先秦文化，更令華夏文明得以名列全球“四大文明”的榮譽榜。

　　記者：兩千年以來，中國大多數朝代都由所謂北方的“外族人”統治，而真正屬于“漢人”的朝代，只有漢、宋、明等。這引發了一個有趣話題，那就是誰才是真正的“漢人”？

　　朱大可：大多數居住于中原地區的“土著”，也就是你說的“純漢人”，其實是歷史敘事的最大盲點。它們來自非洲，數萬年前從越南進入中國，擁有最古老的殖民歷史，并且保留了更多的非洲傳統。但該族群最終卻成為沉默的一代，極少在歷史上發出自己的聲音，抑或被主流史家以輕率的態度而忽略不計。這是因為，在不斷更替的異族王室和權貴統治下，他們的“祖國”不斷被征服和吞并，有時他們會追隨失敗的國王逃遷，如東夷人被周人擊敗后，向南方逃離而形成瑤族、苗族與畬族，剩下的則大面積淪為奴隸，過著《詩經》中描繪的“七月流火”式的艱難生活，命運稍好一些的，也是面對種族隔離政策的平民。周人自稱“國人”，而稱當地土著為“野人”，對其實施種族隔離，專門劃出城外的郊野“鄙地”令其居住。而只有眺望這種社會底層，才能觀看到那些模糊而卑微的身影。

　　記者：亨廷頓關于“文明的沖突”的觀點，最近被國內一些人復制和改寫，而成為一個眾聲喧嘩的議題。但聯合國近年來一直在倡導民族諒解與和解。您的研究，對促進中國文化的輸出，以及促進亞洲各國的文化交流有何種意義？

　　朱大可：研究“亞洲文化共同體”的動機，就是為了在文化層面尋找各國之間的共同價值，并建立文化學習對話的全新平臺。無論如何，向西與印度、伊朗、阿富汗、伊拉克、中亞五國、俄羅斯、土耳其、敘利亞和以色列，向東與朝鮮、日本、中美洲和南美洲，都有深遠的民族史和文化史淵源。按照貿易和移遷路徑，重建一條文化價值紐帶，有助于各國在文化共識基礎上的諒解、和解與合作。

　　文化有兩種功能，一種是制造偏見，第二是消除偏見。文明也有兩種功能，一種是制造沖突，第二種是制造和解。既然如此，我們就應當在存有差異的文明之間扮演積極斡旋者的角色，促成不同文明之間的和解與共贏。從世界范圍看，亞洲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3000年以前本是一家，而現在終于到了團聚時刻。當然，文明認同的前提，不僅需要共同的人類價值觀，而且需要共同的文化基因。我的工作，就是找到這些基因，并且把它公示于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