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精神的追問讓創作有了深遠意義

　　歲末年初，深圳作家作品紛紛獲獎，文學“深圳現象”引人關注，獲獎作家與本報記者暢談創作心得

　　對精神的追問讓創作有了深遠意義

鄧一光

南翔

龐貝

　　歲末年初，深圳文壇捷報頻傳——2013年12月末，新時期最具影響的大型文學雜志之一《十月》舉行第十屆文學獎頒獎，鄧一光的短篇小說《臺風停在關外》獲獎；幾乎同時，三年一度的《上海文學》獎隆重揭曉，南翔的短篇小說《老桂家的魚》和盛可以的中篇小說《成人之美》同時折桂；進入2014年元月，《老桂家的魚》闖進2013年中國小說排行榜十佳，這是繼去年的《綠皮本》之后，南翔的短篇小說再度上榜年度十佳。本月15日，由《中國作家》主辦的“中國作家排行榜”在北京揭曉，深圳作家再獲豐收——龐貝的長篇小說處女作《無盡藏》繼獲得第三屆《中國作家》劍門關文學獎長篇小說獎后，又一鳴驚人地高居該榜單“2013年度長篇小說”第三名；鄧一光的《如何走進歡樂谷》位列中篇小說榜單第九位；李蘭妮的《我因思愛成病》位列長篇紀實文學第九位。這些深圳作家作品喜報連連，令文學“深圳現象”再度引發人們關注。

　　日前，記者對載譽歸來的深圳作家進行了專訪，幾位作家坦露了自己創作的心路歷程。

　　鄧一光：文學始終在與現實博弈

　　記者：與很多作家不同，你非常關注深圳人的生活，近年的小說創作更是鮮明感受到與這座城市的貼近，像《如何走進歡樂谷》、《乘和諧號去找牙》等就直接將深圳的符號寫在了標題上。這是有意在打造自己的深圳系列嗎？

　　鄧一光：文學的“世界性”概念是西方殖民主義的一個文化成果，就算到了當代，除了英語世界的作家，文學的地緣限制也仍然存在，所以，文學的地緣性是客觀存在，文學在本質上是地緣的，而且依賴于地緣表達。深圳的地緣表達一直存在著兩種形態，本土的深圳表達和外省人的深圳表達，對于文學而言，兩種表達不存在優劣之分。兩年前我在出版來深圳后的第一本小說集時就說過，這些短小說是我的生活習得，人們可以把它當作我的文學筆記。換句話說，那些小說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喜歡從一件具體的事物上進入小說，一篇小說的篇目就像一位你將要認識的人，叫出他的名字，比只叫一聲“嗨”要好得多。

　　記者：文學與現實常常呈現一種愛恨交集的復雜關系。聯系太密切，觀察和判斷會受即時的限制，因此也會增加寫作的難度，評論界如何評價你的創作？

　　鄧一光：我不太清楚評論家們是怎么看我的小說，讀到過幾篇文章，觀點不大一致，各有論述，也有學者做過訪談，關注點也都不一樣。闡釋是闡釋者的事，這個不需要討論。私下里倒是有些朋友很關注我來深圳以后的創作走向，不乏困惑和擔心者，他們擔心我的寫作會在一座快速擴張和變化的城市中改變掉，或者消失掉，因為人們熟悉我以往的作品風格，接受了它們，改變會讓他們感到不適應。人們對深圳文學的記憶一直保持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先鋒性文本經驗上，保持在“花季雨季”的青春寫作，或者以“打工文學”命名的外省人寫作上，大概很少有人像我這樣來表達對深圳的文學看法，這個讓人們有點意外。

　　記者：在你的小說表達中，能夠深切感受到當代都市人的痛感，具體創作時，你更希望從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鄧一光：我不希望我的任何一篇小說止于現實，每一次我都試圖在精神層面對宿命的寫作做一次追問。這個世界的精神性在萎縮，人們已經接受了待在地面上生活的普羅生存法則，現實給予人們精神危險的警告，以及精神無用的教訓，那么好吧，現在讓我們在小說中來談論我們是如何一日三餐的，要求是，津津有味并且津津樂道。因為如此，對精神的追問必定會傷害到一部分人，比如精神萎縮者、精神創傷者，或者精神排斥者，至于站在精神層面對這一精神提出質疑的人，他們不在此列，因為他們要的是另一種精神，唯其如此，對精神的追問才讓創作有了深遠的意義。

　　記者：評論界常見到“小說已死”的絕望論調，很多名作家的新作也屢被詬病，寫出讓讀者滿意的小說似乎變得越來越難。從你個人的經驗出發，當前小說創作的難點有哪些？

　　鄧一光：“小說已死”不是什么新鮮話題，現實主義取代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取代現實主義，后現代主義取代現實主義，每一次與人類文明同步的文學轉型過程中，都有相應的說法出現，但藝術不但沒有死亡，而且生命力相反彰顯了，與人類的生活愈加密切了。文學始終在與現實博弈，這個博弈有兩層意義，一是它試圖發現和重塑生活，另一個是它不滿足于對現實生活的觀察和解釋，它試圖用全新的文本和語言來解構生活，揭示的是現實生活中缺失的那一部分，相比較，后者更難。

　　南翔：好文學要有多維信息量

　　記者：《綠皮車》和《老桂家的魚》兩次進入中國小說年度排行榜，一個寫嶺南疍民，一個寫鐵路上的慢車，這類題材的寫作出發點是什么？

　　南翔：我今年的小說包括城市生活的三個維度，一個是歷史與“文革”，一個是弱勢與底層，一個是生態與環保。這兩個小說都屬于第二類。我的目的不僅僅是呈現弱勢和底層，還想感受他們的人情冷暖、守望相助以及展現一種人性的終極關懷。

　　記者：你的小說多聚焦日常生活，《綠皮車》和《老桂家的魚》尤其如此，兩篇小說的創作背景是怎樣的？

　　南翔：我在上大學之前，十六七歲即在鐵路工作，當了7年鐵路工人，鐵路生活給我留下的難忘的印象，主要是氣勢磅礴的蒸汽機、小站的梧桐樹以及以慢為特征的綠皮車。我的《綠皮車》寫了通勤(從小站到大站上班)的職工、通學(從小站到大站讀書)的學生和菜嫂、魚販子(從郊區搭綠皮車)——去賣菜的引車賣漿者流。在一個高鐵、動車組高歌猛進的時代，能否保留一點“站站�！钡穆�車——綠皮車？這確實是一個意象，也是一個隱喻：慢下來才能左顧右盼、扶老攜幼。事實上，慢下來，我們的環境也不會壞得那么快。這是一種文學的悲憫，至于有沒有用，那是另外一話題�！独瞎鸺业聂~》屬于同一類題材，主人公老桂的原型，是我偶遇且交往了多年的一個朋友。幾乎每年，我都會帶研究生去江邊探望他一家子，他病重直至去世，曾多次驅車去過；甚至動用當地媒體進行報道，希望有更多的幫助，惜乎效果不大。交往了八九年，忽然覺得應該有一個小說寫出來，雖然也寫的是弱勢或底層，主旨卻更隱晦些。簡單地說，是想探討一下底層生活的男女情感。那一條有著瑪麗蓮·夢露一般鮮紅嘴唇的翹嘴巴魚，其象征意義是，最好的男女情感就是一種默契，一種相濡以沫的刻骨銘心的相互愛憐。

　　記者：近年來，你的中短篇小說創作頗為豐碩，很多作品亦被權威文學選刊選載或獲獎。你認為自己作品中的哪些特點引發了文學評論界的關注和好評？

　　南翔：我在大學講課，曾經多次講到過好文學要有多維信息量，一是豐富的生活信息量，二是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創作要努力向此靠攏；我的閱讀選擇，也是以此為標準的。

　　龐貝：所有片刻在此一刻

　　記者：我們都知道，國內一年出版和刊載的長篇小說有數千部，去年又是眾多名家新作迭出，競爭激烈可想而知，但你的長篇小說處女作《無盡藏》卻喜訊連連，除了獲獎又高居中國作家排行榜年度長篇小說第三名。你如何解讀各方面的好評？

　　龐貝：獲獎確實是意外，但作為寫作者，我知道這部長篇的品質和高度。

　　說到好評確實一言難盡，總的看法是，《無盡藏》是西方現代小說與中國古典意境的圓滿結合，是一部有思想、有故事、有形式、有氣質、有語言的很好看的長篇小說，有的評委干脆就說這是一部杰作。最為一致的是對這部小說語言的贊賞，可謂是眾口皆碑。

　　記者：當下的中國小說出產量巨大，高質量的卻寥寥無幾，是怎樣的創作欲望，讓你去創作這樣一部長篇小說？

　　龐貝：因為有很多次我在冥冥之中看見了這樣一部書，這是別人所不曾有過的寫法，也是別人不曾講過的故事，還有故事中的這些人物。我確信這是一個具有原創性和想象力的文本，也是一個值得重讀的文本。

　　記者：在西方文壇，知識分子式的文學創作是很重要的部分，像阿根廷的博爾赫斯、意大利的卡爾維諾、�？频鹊榷紝儆谶@個范疇，中國除了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有《圍城》等少數幾部，后來就幾乎絕跡了。我看《無盡藏》有種眼前一亮的感覺，中國文壇已經久違了這種知識分子式的長篇小說寫作。

　　龐貝：是這樣的一種寫作。而你所說的這幾位作家其實還有另一種標志，他們屬于另一個序列，都是為諾貝爾文學獎所忽略的大師，其實屬于這個序列的還有普魯斯特、喬伊斯……

　　記者：邱華棟稱，《無盡藏》是博爾赫斯想寫而沒有能寫出來的長篇小說。某種意義上說，博爾赫斯小說的主角是時間，《無盡藏》的主角也是時間嗎？

　　龐貝：宿命，時間的另一種形式。這個主題麥家也看到了，他說《無盡藏》呈現出“一個為現實主義文學所遺忘已久的宿命主題”。

　　記者：可以看出《無盡藏》耗費了你很多心血，長篇小說是既耗費腦力又耗費體力的工程。接下來，你在文學或電影方面還有哪些寫作計劃？

　　龐貝：電影《上海王》1月8日已開機，接下來就是把話劇《莊子說》推出來，國家話劇院想做�！渡虾Ｍ酢肥且话倌昵暗氖�，《無盡藏》是一千年前的事，《莊子說》是兩千年的事。都是歷史，但佛家有言，所有片刻在此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