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納新·創新——文藝史家劉中樹訪談

　　孫淑芳：讀了您在《當代作家評論》上發表的《守正納新 思理常青》一文，很受啟發。您以自己為學經歷的體會，從學術史的角度提出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準則及實踐性方法問題，并結合您所從事的中國現當代 文學研究的專業，從三個方面展開了相應的論述。您能談談您寫這篇文章的初衷嗎？

　　劉中樹：我這篇文章醞釀了好長一段時間，其中有些內容是在為我們學校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生上課的時候講到的，后來，又應一些高校同仁之邀， 為這些高校的研究生講過。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我萌發了將這個問題系統化的念頭，于是就有了這篇文章的面世。至于說到這篇文章寫作的初衷主要有兩個：一個 是我想對自己五十幾年來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教學的經驗和教訓進行一個總結；一個是針對目前學術界，特別是我們中國現當代文學界在研究方面出現的一些 傾向，結合自己“為學”的經歷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當然，我這里要特別強調的是，我所說的“傾向”，不僅指我認為是不良的傾向，也指良好的傾向�？梢赃@么 說，我們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良好傾向及取得的豐碩成果，是我立論的正面論據，也是直接啟發我寫這篇文章的基礎，因為，我認為，這些研究成果的生命力雖然 來自各個方面，但其中最為重要的方面是這些成果既堅持了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又十分成功地吸收了國內外新型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實現了學術的創新；而一些不 良的傾向，比如說，自覺或不自覺地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追求在文學研究中所謂的“成一家之言”的傾向，生吞活剝外國的理論框套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事 實、問題的傾向等等，則是激發我寫這篇文章的反向動力。

　　孫淑芳：您50多年的治學之道是什么呢？

　　劉中樹：總結我50多年的治學之道，可以概述為：守正納新；知人論世；論從史出；文本之本。首要之點就是“守正納新”。

　　孫淑芳：您所說的“守正納新”，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劉中樹：“守正納新”，既是文學研究，大而言之，是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必須毫不動搖地堅守的原則，又是一種實現我們創新研究的方法。

　　孫淑芳：您能具體談談嗎？

　　劉中樹：作為研究的原則，所謂“守正”，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要堅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認識和解決現 實生活中的精神、物質和政治文明建設當中提出的理論問題和具體的實踐問題，并且以此來豐富和推動我們國家人文社會科學的建設，當然也包括豐富和推動我們中 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發展與建設。這一點我在你看到的文章中已經專門論述了；第二個方面，我在文章中沒有特別談到，今天看來，這也應該是“守正”的內容，那 就是要有魯迅在《拿來主義》一文中所說的氣度，即用科學的眼光接受一切健康的文化遺產，并堅守、弘揚這些健康的文化遺產中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觀念。這些文化 遺產，如果我們站在21世紀的今天來界定的話，我認為可以分為“遠遺產”，也就是我們習慣稱為的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也有“近遺產”，即20世紀中國文化的 遺產。

　　孫淑芳：那么我們習慣稱為的“近代”的文化遺產，是否可以稱為是“中遺產”呢？

　　劉中樹：我認為是可以的。學界有一種說法是沒有近代，何來“五四”。所以說近代文化遺產是“五四”新文化與古代文化的一個中介，應該是經受得起 事實與邏輯的檢驗的。不管我們如何稱謂過去的文化遺產，總之，我們不能虛無主義地對待過去，還是那句話，只要是健康的文化遺產，我們都要堅守。所謂“納 新”也就是要用求實的態度汲取各種外來的思想觀念和方法。這一點你們年輕人是最有體會的，也是最能接受的。

　　孫淑芳：在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如何做到您所說的“守正納新”呢？

　　劉中樹：這就涉及到作為方法的“守正納新”的問題了。要做到“守正納新”，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要讀“原文”，要通過讀原文來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解 中國文化遺產；要通過讀原文來理解西方的各種理論和方法。我曾經發現一些學政治的、學哲學的、學思想教育專業的學生，沒有認真讀過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 作；我還發現，在我們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中，有些研究者的論文、著作中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要么沒有出處，要么是“轉引自”，這都是因為沒有讀原 文。同樣，很多利用西方的新觀念、新方法解讀中國現代文學現象、作品的論文也是如此。有的雖然也標了出處，但一看就知道是從別人的文章、著作中轉引來的。 還有，談中國古代文化和思想觀念，連《論語》《孟子》《老子》等都沒有讀過，或者只摘取只言片語的現象，我想在目前的研究中也是較為普遍的。如果從事研究 而不讀原文，不將原文都盡可能地讀全，我完全可以說，是既無法“守正”，也無法真正實現“納新”的，所謂“創新”則更是一句空話，因為，不讀原文，你是無 法從整體上來理解相應的思想和觀念的。而當你對原文的思想觀念沒有一個整體的理解的時候，你的誤解也就常常不可避免，試想，以被誤解的東西來“創新”，這 種創新的成果不說是畸形的，起碼也是難以吻合所使用的新思想、新觀念的。

　　孫淑芳：在閱讀原文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注意一些什么呢？

　　劉中樹：要說注意什么，在我看來，就是要進行辨析。如，讀馬列的原文，過去我們常常受教條主義的影響，受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的束縛。這個我自己深 有感受。過去我們講文藝學的理論，應該說常常都是受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的束縛，我學的就是這些東西。我們的理論，是受錯解了的馬克思主義的扭曲，我們同學在 課堂上，常常聽到的也是錯解了的馬克思主義的這樣一些理論。今天，當我們從這里掙脫開以后，又很容易對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產生懷疑。我們認識到說過去的這 個錯解了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的馬克思主義不對了，那么馬克思主義還有沒有用呢？我們對它的真理性又產生了懷疑。所以在今天，我們有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基 本原理應該說還不是很熟悉的，特別是我們的年輕人。他們接觸的知識比我們多了，確實多了，過去我們接觸不到的，比如說存在主義啊、現代主義啊，這個主義那 個主義啊，早在我讀書的那個年代就已經產生了，但是我們接觸不到。我們接觸的是前蘇聯的那些長篇大論，蘇聯的理論家、文藝學家、文藝理論家，一寫文章就是 長篇大論，邏輯推理。我們接觸那個花了很多時間。今天青年一代比我們接觸的多了，什么都能接觸得到。但他們現在又有了他們的問題，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反而淡化了。我們在教學的實踐當中，也存在著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忽視的現象。所以，我們還是要提倡結合現實的理論建設和學科建設的實踐，來認真地學習、 科學地領會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以這個作為靈魂來創造我們的理論，來建設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來指導我們自己的學習，來指導我們的教學和我們的科研。這 是一點。但反過來，我們還要強調的一點，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生命。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不斷納新，不斷創新。我們接受馬克思主義并不是盲 目地拒絕西方的文化和傳統文化，資本主義的優秀文化也是先進文化，我覺得應該有這個認識�！跋冗M文化”不只是我們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是先進文 化，無產階級文化就是先進文化，而是只要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當中起過積極的推動作用的文化，都是先進的文化。但是先進的文化也有它歷史時代的特點，也有它 歷史時代的局限。毛澤東當年針對當時時代提出的現實問題作出的理論闡釋是不是先進文化？是，但是今天有些東西可能就有它的時代局限性了，所以馬克思主義的 生命就是要不斷納新，不斷創新。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中國夢”，就是對原來的一種納新、一種創新。這樣理論才能夠發展。所以 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和發展也包括吸收人類一切的先進文化。

　　孫淑芳：您說讀原文并要科學地理解原文的精神，這的確是實現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包括我們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理論創新的一個重要的方法，從知識學的角度看，也是很重要的。

　　劉中樹：說到知識學的問題，我在已經發表的那篇文章中沒有具體談，我只談到了我們的理論創新，就是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解決具體的實踐問題和 理論問題。我認為，堅持守正納新、守正創新才能有創造和建設，離開守正納新、守正創新就不能有創造和建設。對文學學科和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建設，就更應該 注意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就必須要關注現實，關注現實人生，關注現實的理論和學科的熱點問題。

　　孫淑芳：您所列舉的一個“創新”的例子，就是您寫的這段話：“20世紀80年代中期，文學批評與研究的一大景觀就是‘方法論熱’。新方法的引 入，較早的是系統論等自然科學方法的運用，如林興宅在《魯迅研究》雙月刊1984年第1期發表《論阿Q性格系統》，運用系統論的方法，把阿Q性格作為一個 有機系統，分析系統內部各種性格要素之間的聯系，并從這種聯系中確定阿Q性格自身的邏輯統一性。這雖然不無機械地搬用系統論方法的缺陷，但是卻對新方法的 引用起了推動作用�！蹦�充分肯定了新方法的運用，同時也提到注意運用過程中常有的“缺陷”，這對新方法的運用應該有所啟示吧？

　　劉中樹：這就涉及到你所說的“知識學”的問題了�！墩摪�Q性格系統》是一篇好文章。老一代的研究者，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的同時，也在注意 吸收西方的一些理論方法；相應改革開放時代當代文學創作的新變化，當代文學批評與研究，對新方法的運用也更為關注和時興，如運用女性主義的理論方法、心理 分析的理論方法撰寫的論文，王璐的《“累斯嬪”文學情結與男權文化——對陳染作品的一種解讀》、汪政的《“你將我們的罪孽擺在你面前”——漫說艾偉和他的 〈愛人有罪〉》、羅興萍的《〈黑暗傳〉與〈圣天門口〉的互文性研究》等，都是很不錯的研究成果。對新方法的運用的成功與不足都涉及到“知識學”的問題。

　　孫淑芳：您能詳細一點談談嗎？這個問題，不僅是您在已經發表的文章中沒有論述的，而且，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劉中樹：從知識學的方面看，要創造新的知識，也就是我們說的“理論創新”，往往必須依賴已有的知識，而已有的知識，是以“信念”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接受已有知識的研究者對已有知識的“認可”所形成的“相信”它是“正確”的“信念”。

　　孫淑芳：我有一點明白了，那就是我們進行理論創新，或者說，創造新的知識，就先要接受“已有的知識”，如果不接受已有的知識，也就不可能進行創新。

　　劉中樹：可以這么理解。從人的認識的規律來看，任何創新都是在已有知識的基礎上的創新，不可能憑空創新。我們的文學研究也不例外。但在運用已有 知識的時候，則要注意基本的規律，這個規律就是，必須從相應的“信念”出發，而這個相應的信念，就是你對已有知識的認可。舉個例子來說，你運用女性主義的 思想觀念研究現當代文學，特別是女性作家的文學作品，你首先就要“認可”女性主義的基本觀點與方法，運用其他新的思想觀念展開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你不認 可，你當然就不能運用，這是最簡單的邏輯，不需要解釋了。不過，你如何“認可”呢？這就涉及我們上面談到的“讀原文”、“理解原文”的問題，如果連原文都 沒有讀，你即使“認可”也很難說是“正確”的，而如果認可都不正確，所謂創造出的“新知識”也是經受不起質疑的。

　　孫淑芳：的確如此。您說的很嚴謹。那么，那些有機械搬用傾向的研究成果，為什么說它們是“機械”的呢？

　　劉中樹：我們的文學研究有其特殊性，這個特殊性就是不管運用新理論還是舊理論，首要的一點是要讀文學作品，這也是讀原文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 還要讀別人的相關研究成果。從知識學的角度說，讀這些“資料”，其目的是為了得到一個“原型信念”，特別是對文學作品的閱讀，是得到原型信念的基礎，即使 你通過讀原文得到的藝術感受與別人不同，那也是可以在作品中找到依據的，別人有別人的感受，但別人無法否定你的感受，這是因為有原文支撐，可以從原文中找 到你如此感受的依據。當然，有了“原型信念”，還不表示能夠進行研究，要進行研究，則必須將“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也就是運用“模型信念”，所謂 “模型信念”，就是你認可的理論、觀點、方法，如話語理論、原型理論、潛意識理論等等。而你要運用這些理論，必須是在你的“原型信念”基礎上的運用，也就 是你運用的新理論、新方法要切合你的研究對象本身的“個性”。那些或多或少、或隱或顯的有“機械”傾向的研究成果，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運用新理論和方法 的時候，沒有顧及“原型信念”，或者說，不是以“原型信念”為基礎展開研究得出的觀點，而是從“模型信念”的理論出發來框套研究對象，其結果自然就機械 了，因為，“模型信念”像一般哲學原理一樣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文學現象是千差萬別的，如，丁玲小說中的女性意識，與張愛玲是不同的，如果不注意其不同，而 用一般的女性主義理論來研究，其結果只能得出相同的結論，也就是把研究丁玲的女性意識的結論，放在研究張愛玲的結論中，是一樣可以成立的。

　　孫淑芳：您說到這里，我想起您在文章中曾說，您的著作《魯迅的文學觀》，不是從“文學概論”所提供的觀念從發，按照這些觀念來研究魯迅的文學觀，而是通過讀魯迅的文章，逐步形成自己研究的內容與格局，逐步形成自己的基本判斷的，這也是從“原型信念”出發的吧？

　　劉中樹：你理解得沒有錯。我之所以強調要讀原文，也可以說是符合知識學所認可的知識創新的一般原則的。我自己的研究也是從這種讀原文中展開的，這可以說是一種經驗吧。

　　孫淑芳：您的經驗不僅很好地詮釋了文學研究的“創新”及如何創新的問題，而且，對當下我們的文學研究來說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說，您在已經發表的 文章中，十分詳細地論述了“守正納新”問題的特點與方法的話，那么，您從知識學方面的解說，又讓我明白了“創新”的基本方法。當然，反過來，也讓我明白了 守正與納新“一個都不能少”的道理，也更堅定了進行文學研究必須守正納新的信心。另外，我還想請教您，還是關于文學研究的知識學問題，也就是創新的問題， 除了要注意“原型信念”與“模型信念”的結合之外，似乎還應該有一種信念，這就是“真”的信念。您能談談嗎？

　　劉中樹：關于這個問題，你可以看看許祖華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做《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知識學問題》，好像是2007年發表在《廈門大學學報》上。

　　孫淑芳：您說的這篇文章我沒有看，但我看了他發表于《文藝報》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文學研究的德性信念》，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文學研究創新 的一個“保證性”的信念問題，他認為要保證文學研究實現創新，“德性信念”是不可或缺的。而這個“德性信念”，是保證“真”信念的信念。

　　劉中樹：那就再看看吧，結合起來也許更好些。

　　孫淑芳：您在您的文章中曾說，您的“守正納新”的觀點的形成，或者我們還是用知識學的術語說，您獲得“守正納新”的信念，與您“心儀魯迅”分不開。那么，在您看來，魯迅就是一位“守正納新”而實現“創新”的文學家的代表，是嗎？

　　劉中樹：完全可以如此說。你也是研究魯迅的年輕學者，你應該也有相應的感受吧。

　　孫淑芳：您在給我和許祖華、余新明合著的《魯迅小說的跨藝術研究》寫的“序”中給予了我們很多鼓勵，肯定了我們很多的長處，同時，您也指出了我 們的一個短處，而這個短處，也與我今天與您談的“納新”、“創新”問題有關，您說我們的“跨藝術”研究讓人耳目一新，很有創意，但也存在“比附”即“框 套”的問題。

　　劉中樹：是的，盡管只是個別方面有這個問題，但也說明了在“納新”、“創新”的過程中，注意理論與實踐結合的重要性，注意理論與研究對象的適應性問題的重要性。

　　孫淑芳：您能再談談魯迅是如何守正納新及如何創新的嗎？更重要的是，魯迅的成功，對我們今天的文學創作具有哪些實際的意義呢？

　　劉中樹：你提出的兩個問題，本身就是兩個很有研究價值的問題。對你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因為涉及的內容很多，我就仍然從知識學的層面來與你探討 吧。魯迅曾經說過，他信仰什么，并不是從某種理論出發的結果，而是由于事實的教訓，尤其是中國的事實的教訓。也就是說，魯迅形成自己的思想認識，無論是社 會層面的思想認識，還是文學層面的思想認識，都是從自己的“原型信念”出發的，這就使他在直接的意義上避免了“教條式的”照搬外國的或者是傳統的或者是別 人的理論與方法。如，魯迅早期信仰進化論和后期信仰階級論，都是由于“事實的教訓”，而不是因為這些理論很時髦，所以，我們發現，在魯迅的思想中，進化論 也好，階級論也罷，很少片面性，很少或者幾乎沒有生搬硬套的外國的、本國的或別人的內容。而他的信念一旦形成，他幾乎是終生恪守，如他提出的對文化遺產等 的“拿來主義”思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文學創作也是如此，如，小說，茅盾曾經指出，魯迅的小說每一篇都有新的形式，這可以說是魯迅的創新的一個方面， 也是他不斷“納新”的一種結果，他如果不納新，也就不會有不斷地創新。同時，在思想意識方面，他的小說也同樣是不斷納新、不斷創新的，他的啟蒙的思想就是 如此。在文學的創作原則方面，他也是不斷納新的，如，現代主義中的象征主義。但在這種納新中，他又有堅定的“守正”，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原則，而且，用他自 己的話來說，他所“守”的“正”，還不是一般現實主義的原則，更不是庸俗的現實主義的原則，而是“在高的意義上”的現實主義的原則，也就是融合了外面的世 界與內面的世界的靈與肉完美統一的現實主義的原則。

　　孫淑芳：也就是說，魯迅小說的創新，是在守正基礎上的創新；魯迅小說的納新，如《狂人日記》中的象征主義成分，是為了創新，并不是如某些人為了 追時髦而納新，而他的創新的基礎就是他的“原型信念”，即從實際的生活和人生體驗中得到的信念。您能談談研究魯迅這一方面的成功對您的影響嗎？或者說，您 在與魯迅的接近中，如何被魯迅影響的嗎？

　　劉中樹：用你們年輕人現在最時髦的一個詞來說，讓我談這個問題，“這是必須的”。我在學習和研究魯迅的過程中，從文藝觀到方法論都潛移默化地接 受了魯迅的理論觀點和方法論的影響，這樣就使得我自己的文藝觀、我的學術思想逐漸的成熟、成型起來。魯迅的影響是我的文學史觀和文藝批評觀的理論的靈魂。 作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魯迅，他晚年還是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的，他的世界觀、文學觀具有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特征，我們應該很好地來學習 體會。我覺得一個搞文學研究的學生，必須要把魯迅全集讀完。然后你再按照你的研究方向通讀哪一個作家去。魯迅的思想方法更全面更科學，他對文藝的本質、起 源、功能等文藝的基本問題，對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政治、文學遺產的批判繼承、文學的國際交流和相互關系、文學的特性、文藝批評以及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作 家的世界觀等等問題，都作出了科學的闡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我覺得要研究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就要很好地研究魯迅的文藝 觀。在中國，我覺得有兩個人，他們的理論學說是真正具有中國化特點的，一個是魯迅，一個是毛澤東，在各自不同的領域結合中國的實際，創造了中國化的理論學 說。我們今天提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社會主義道路，魯迅的思想和創作都體現著“中國化”這個精神。魯迅注意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你看魯迅青年時 期的文章，有的就是從西方搬來的，他也就是個青年，他不是神。他是把西方的東西搬來了，但他有一個特點，即，他能把搬來的西方的東西同自己思考的中國問題 結合起來，形成他自己的思想和理論見解。魯迅也懂得自己民族傳統的文化。所以魯迅的思想與創作真正達到了“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 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境界。

　　孫淑芳：那么，魯迅的這種守正、納新、創新的結果，對我們當下的文學創作有什么直接的借鑒意義呢？

　　劉中樹：從宏觀上講，似乎可以簡要地概括為，我們今天的文學創作，仍然應該堅持現實主義的原則，而且，最好是能像魯迅那樣堅守“在高的意義上” 的現實主義原則，密切關注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努力地深入改革開放的火熱的生活，從自己的切實體驗，尤其是生命的體驗和情感的體驗出發，在這種體驗所形成 的原型信念的基礎上展開自己的藝術追求。同時，像魯迅那樣，“放開眼光”，大膽地“拿來”古今中外一切有利于文明的發展、人性的健全、社會的進步的文化成 果、思想成果、文學成果、藝術成果，為我所用。在這個基礎之上，創造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文學作品。而不是像“東施效顰”那樣，盲目地學別人，也不 知道辨別學的是好的東西還是不好的東西；也不要像“邯鄲學步”那樣，沒有“守正”地學別人，結果連自己原來是怎樣走步的都忘了。

　　孫淑芳：您的兩個比喻很有意思，這也許可以作為守正、納新、創新的反面教材吧。

　　劉中樹：我們當下的有一些文學創作，就是頗有點“東施效顰”和“邯鄲學步”的樣子。接受西方文學的藝術經驗，我們說是完全可以的，也是應該的， 但要學，就要先弄懂，比如，后現代主義的藝術原則與方法，我們當然可以學，也當然可以運用其原則和方法創作我們自己的文學作品，但要將其原則與方法投入實 踐，在這之前，我們至少要了解這種“主義”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是它產生的政治、經濟、文化、文學、藝術等方面的背景；第二是它的基本觀念與價值取向；第 三是這種主義的代表性作品，包括理論和創作方面的作品。如果沒有下這樣的功夫，沒有進行自己的消化，那么，即使學，也只能學到皮毛，如果進行實踐，也只能 是“東施效顰”，難取其“真經”，難得其“神髓”。如果硬要進行效仿而又不注意這些原則、方法與我們民族的藝術原則和方法的結合，那么，最終當然只能是 “邯鄲學步”一樣的結果：民族文學好的傳統丟了，而西方的又沒有學到，兩不著實。

　　孫淑芳：最后一個問題，我們還是回到文學研究的三個關鍵詞：守正、納新、創新方面，您能給我們這些年輕的學人提點建議嗎？

　　劉中樹：你們年輕人有朝氣，又對新事物很敏感，這是我所不及的。如果要我提一點建議，當然是可以的。首先，在今天進行文學研究，包括我們現當代 的文學研究，我們要了解中國現當代的文學批評和研究的理論認識的前提是什么？這個前提就是我們處在一個什么樣的歷史時代。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 全會開創的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已經走過30多年，這30多年中國贏得了經濟社會的大發展，也為中國的當代文學創造了開放的思維視野和廣闊的話語空間的百花齊 放、百家爭鳴的思想文化環境。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和批評，從創作主體的作家到接受主體的讀者，這兩個方面，不光是作家，包括接受者，在文學觀念、創作理 念、生命意識、人生體驗、審美感悟等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體現著改革開放時代精神的特點。這就啟示我們要深刻認識這個深刻變化的特點，要把握這個新 的時代精神，以新的視角、新的理念和科學地創新、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來認識、理解、闡釋、解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只有這樣，我們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的 研究才可能實現學術意義上的創新，不然很容易陷入“自說自話”的獨白之境，而獨白似的研究，是很難創造出符合時代需要和期待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創新成 果的。

　　孫淑芳：您說的這一點的確很重要，我們的文學研究雖然往往面對的是歷史上的文學事實，但我們的思想意識卻不能不關注中國今天的社會形勢和社會的重大主題。

　　劉中樹：第二點建議可以說是具體的，那就是，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中，科學的文學批評與理論研究，還是離不開在歷史的、審美的、邏輯的方法的 基點上納新、創新。文學藝術創作活動是人類認識、把握世界的實踐活動的一種基本方式。人都是以自己的人生體驗和審美感受來創造文學藝術形象和意境，來展現 人的情感體驗的審美世界，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個審美世界。文學作品作為人的審美藝術世界載體的一種，和其他藝術作品一樣，都構成了這一藝術世界的審美意義。 我們就要通過這個來認識和把握人的生活世界。文學批評和研究是干什么的呢？文學批評和研究，就是對文學作品所展示的藝術世界的審美意義的反思和認識，通過 這個反思和認識來揭示和闡發，使之成為具有社會普遍意義的人的“個我”意識。就是文學作品展現的這個藝術世界，我們的批評和研究怎么樣把它展示出來，成為 每一個個我、個人的認識，這樣它也就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文學批評、文學研究離不開文本。對于文學批評和研究者而言，批評和研究主體的人的世界觀、文學觀、 人生體驗、真善美的價值尺度、學術品格、學識素養和思維方式、理論方法，對于準確、深入、具體地把握和闡發批評與研究客體對象的文學作品所深蘊的藝術世界 的審美意義都是非常重要的。又回到知識學的層面，也就是強調一下，文學研究一定要以“原型信念”為基礎，讀文本，則是獲得原型信念的基本途徑，也可以說是 惟一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