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諾：探討盡頭，是為了反觀現實

　　散文新作《盡頭》近期出版

　　唐諾：探討盡頭，是為了反觀現實

　　“極限的思索讓我們箭一樣射向遠方，但注視它實際上的力竭停止之處，轉而追究它 ‘本來可以發生卻為什么沒發生’、‘已堪堪發生卻退回去復歸不會發生’，則讓我們老老實實落回此時此地來，這比較迫切，也有更多不舒服的真相，尤其是人自身的真相。事物在此一實然世界的確實停止之處，我稱之為盡頭。在這里，一次一次的，最終，總的來說，揭示的是人的種種真實處境�！焙螢楸M頭？為什么要談盡頭？近日，中國臺灣作家唐諾新作《盡頭》 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出版，為讀者們講述一段“盡頭”之旅。

　　在《盡頭》里，唐諾用17篇散文48萬字寫“盡頭”，從王維、本雅明、克魯格曼、卡欽那等17個“人物”入手，談自己對于時間、經濟、書寫、文字的思索。這樣的思索對唐諾來說，顯得漫長而慎重。寫就此書，花費了他兩年半時間。在此期間，他每天像上班一樣，起床后到一個半露天的可以吸煙的咖啡館，一邊吸煙一邊寫。作家駱以軍偶爾也到同一家咖啡館，看到唐諾在里面拿著煙對著咖啡，痛苦掙扎的表情讓他“嚇得回頭就走”。盡管在咖啡館里一寫就四個小時，最終所得卻只有500字。對唐諾而言，只有這500字才是真正值得付諸筆端的文字。

　　作家阿城說，唐諾的《盡頭》是“一片樹林”，因為在閱讀這本書的同時，“就像看樹杈的分開，再分開，再旋轉。它在生長。初時疏闊，漸漸綿密，點點芯芽，轉瞬成葉”。對阿城而言，讀《盡頭》的經驗是，“不要急著讀完，體會它的生長過程”。無疑，唐諾散文的漫肆、龐雜、信馬由韁，以及文章中分出的無數個枝枝杈杈顯得自有一格，有人稱其為“唐諾體”。對于唐諾而言，這樣的文章風格已經從書寫轉為了日常的語言。

　　無論枝杈伸向何方，對于他而言，在這本書里其最想揭示的還是人在此時此刻的處境，“探究盡頭，是為了反觀現實”。

　　記者：書名是《盡頭》，這盡頭究竟是什么？身在當下，又為何要談盡頭？

　　唐諾：談盡頭不是要揭示某個末日，而是說它可能是在實踐過程、思索過程中一種有用的概念。譬如，人們都知道自己最終會死去，但在此中關于時間的所有思索都隱含著對于有限生命的直覺，從此也才建立了時間的層次，包括過去跟未來。那么，對于“盡頭”概念的思索讓你可以跳出當下，到你要思索的東西的外部去。你只有到了外部，才能看到事物的整體。某種程度上，我們也才能回望它，反觀它，否則你就是“只緣身在此山中”，不知道它會通向何方。盡頭的概念是，它是一面鏡子，可以讓你照見自己。

　　記者：延續此前您和梁文道、王安憶、金宇澄談的一個話題，“書寫的盡頭”。書寫真的來到盡頭了嗎？文學的想象力、文字的敘述能力真的被窮盡了么？

　　唐諾：不管使用盡頭還是極限的概念，事實上是對于書寫可能性的一種窮盡式的探討。書寫還能做到什么？哪些事情是我們希望它能夠做到，但事實上它還沒有做到或者說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我們更細微的心思能不能被捕捉、被記錄、被傳遞，這是書寫這門技藝必要的直覺。

　　當我們使用文字、語言、影像各種載體時，它都有不同的負載能力，它都能夠做到我們本來認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比如文字，相對于語言、影像而言，它已經是人類最綿密的記錄工具，所以它必須負責語言、圖像承載的一些功能。但因此也更困難，因為它更不接近于本能，必須要經過學習。所以對書寫盡頭的思索，其實就包含了對我們每天日用而不自知的載體的重新思索。

　　在此過程中，我們必定會面臨一個問題。當我們想將一個東西傳遞出來時，我們為什么總會覺得力不從心、掛一漏萬，甚至是一再失��？所以卡爾維諾才會說“語言文字都不是完美的工具”，他甚至把文字看作是一個松垮垮的吊橋。書寫的極限、書寫的盡頭是你每天都碰到的事實，它是工作本身會碰到的問題。

　　記者：我的理解是，對于盡頭的思索在于對于當下的不滿。有此不滿，才想要跳脫出來，看到它本來可能發生的事情，探討它本來可能變成的樣貌。

　　唐諾：當然會有不滿。因為它只是我們對事情理解的一部分，而人類的直覺和情感從來不是單調的，它一定有更復雜的情感蘊含在里面，所以我們當然有不滿。因為實然的世界永遠和因然的世界有差距，不管因然的世界它實際可不可能。是因為做錯事導致我們做不到，還是其實就是我們想得太美好，但我們一定會有對因然世界的思索，因然世界的思索把人帶到各種可能性的遠方。

　　我們處在歷史比較蒼老、比較世故的時刻，我們會很快放棄對因然世界的思索，太快覺得它不可能。我們走到了一個因然的想象思索太少、意義的理解太少的世界，這是當下的現實。但是，這個思索是重要的。

　　記者：語言與文字是您一直強調的。在之前的一次談話中，您提到您看重語言的生長性，即是它的負載有多大，它的面向有多廣、有多遠。

　　唐諾：語言和文字是我這些年來很重要的一個關懷。我曾經說過，我們的文字雖然不完美，可是我們也不再創作出新的東西，我們就打算這樣一直用到世界末日。但是，只要時間還在流動，當我們的思索不斷展開的時候，文字必然有更多的承載。這些年來我越來越相信文字，因為語言是一個太簡單、太表層、太容易被現實帶走的東西，我越來越不依賴語言。年輕時，很多人認為我是一個口語表達還不錯的人，但是這么多年來我越來越懷疑自己使用語言的能力�，F在演講超過三十分鐘，我一定會先用文字寫下來。就像卡爾維諾說的，很怕聽自己講話，因為只有用文字，你才能盡力修改掉你可能發現的不滿意的部分。時間在進行，事件在發生，最終極的能夠負載這個世界的東西的，對我而言還是文字。

　　記者：您的散文風格，用博議體、大散文、信馬由韁、旁征博引等等之類的詞似乎很難概括，有人稱之為“唐諾體”。這樣的書寫風格是否是“專業閱讀者”的自然結果？

　　唐諾：其實我并不知道為什么會形成這種風格。我能講的是，大概是因為你知道你有一些目標要完成，你的書寫要到某個地方去。所以當你想要到那里去、想順利說出某些話時，你一再告訴自己要如何到達。也就是說某些事情變得沒有那么理所當然，沒有說出來就好的那種瀟灑。有些時候是，當下的情境說出來的線索能不能讓我們真正理解事情，所以有時候我們讀格言體沒有那么大的感動，因為它光禿禿的，我們不知道思維的現實落點我們應當安放在什么地方。當某一種說法某一個句子被重新放在復雜的世界里時，它發生了什么事，它帶給我們什么？在用語言文字表述時，就是一個不斷取舍和刪除的過程，所以所有的文字都是隱喻。它是要點燃你的思索，讓事情在你那里重新發生。

　　記者：每天上午四個小時，只寫500字。是因為您對于文字的態度更審慎了？

　　唐諾：在寫的過程中你不斷會選擇，甚至有些路你會覺得不妥當。不是我要這么慢，我當然也希望一天寫一萬字，但不可能。在寫作的中途，你的可能性多了，充滿了歧路，所以你會不斷地推倒重來，不斷逼近那個“準確”。其實這也不意外，這是書寫到一個年紀必然會發生的事。像朱天心，她現在一天也只寫一千個字。夠認真的書寫者，到一定年紀就會慢下來，這好像是種無可奈何。我承認，我是一個夠認真的書寫者，不能草率處理自己的文字。

　　記者：聽說您正在寫關于《左傳》的文章，寫得怎么樣了？

　　唐諾：從第一次閱讀到現在，完整閱讀《左傳》已經超過十次了，每一次讀都有新的感受。在這次的寫作中，我大概會圍繞七八個問題展開我對 《左傳》的敘述。我想要探求的是，春秋的哪些東西最終因為歷史的走向沒有發生，又有哪些是本來可以發生后來卻沒有發生的東西。我最先處理的問題是子產，子產的一生是讓一個小國生存下來，而一個小國和大國的思維是不同的，它的生存處境、對于權力的體認到底是怎樣的，很多的問題聚焦在這里。我不是在重述歷史，面向的還是當代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