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述卓文學仍是時代支點

蔣述卓

　　文藝批評家，學者。暨南大學黨委書記、副校長，文藝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主席，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學術上提倡將文學放到文化背景中去觀照與研究，并倡導文學批評的第三種批評——文化詩學批評。在古代文論研究方面有較獨到的貢獻。著有《宗教藝術論》《傳媒時代的文學存在方式》《詩詞小札》等著作。

　　文學本身對公眾的重要性在減弱

　　記者：現在圖書出版的數量和任何時代相比都是巨大的，但為什么給人的感覺反而是文學不見了？

　　蔣述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處于中心地位，到21世紀以后則逐漸被邊緣化。我認為這種邊緣化是正常的。以前文學比較貼近政治，像傷痕小說、尋根文學。改革開放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家對文學的關注度降低了。進入21世紀，盡管文學藝術也很發達，但是人們的關注點和過去不一樣。文學對公眾的重要性在減弱，于是出現了文學逐漸向邊緣低谷轉移的趨勢。

　　記者：很多年輕人熱衷于網絡文學，您認為這屬于文學范疇嗎？

　　蔣述卓：21世紀以后文學領域最發達的就是網絡文學，但網絡文學最好的也是在20世紀90年代那幾年，后來走向類型文學，比如懸疑、穿越、盜墓，它的問題在于很容易導致跟風，作者、讀者都去追。這些作品影響著老百姓的閱讀�，F在的網絡文學一部分也在與主流價值觀貼近，包括穿越小說，很多主題都是在談治國的問題，有些用草根的方式去說歷史，像《明朝那些事兒》，大家也能接受。

　　對于網絡文學，我們的文學批評也是跟不上的。主觀原因是批評家放不下身段，還在用傳統眼光去看新興的文學現象；客觀原因是批評家把握不住網絡創作群體的海量文字，閱讀量太大了，顧不過來，所以導致文學批評和創作脫節，批評界失語。不過，現在我們也開始關注網絡作家了，廣東省創辦了《網絡文學評論》雜志，一年兩期，專門研究網絡文學。我們呼吁批評家更多地關注當下的文化現象，不管是傳統的還是新銳的，都應該給予及時的批評與對話。

　　記者：您近期比較關注哪些作家？

　　蔣述卓：最近這幾年我比較關注中國在海外的華人作家，比如電影《唐山大地震》原著《余震》的作者張翎，寫《金陵十三釵》《陸犯焉識》的嚴歌苓�！队嗾稹逢P注的是災難之后人性的平復和創傷的愈合，馮小剛最后講的也是這樣，《唐山大地震》不是災難片，而是從人性角度切入，從文化價值的角度去衡量。我主張要從文化角度去研究文學，作品中應該有文化立意，文化價值。

　　記者：余華現在應該算是暢銷書作家，為什么他的書比同時代的作家都要暢銷？

　　蔣述卓：我覺得余華的作品從《活著》開始已經有了一種深刻的社會批判與反思意識，他的新作《第七天》也保持了這個傳統。他不使用太多的隱喻，但注重對人性的挖掘，思想性比較深刻。他早期作品奠定了他的地位，后期作品也保證了他在同一個水準上甚至略有提升。蘇童、葉兆言等作家在這樣一個層面上與余華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的。余華與賈平凹的切入角度也不一樣。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余華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競爭者。我相信如果余華堅持他這樣的創作道路，堅持他的寫作手法，形成更強烈的個人色彩和個性特征，也許他會是中國下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文學的存在方式發生了變化

　　記者：越簡單的作品其實是越不簡單的。

　　蔣述卓：流行的文藝實際上影響是最大的。就像最早的《渴望》，講好人一生平安，還是王朔編劇的。還有劉恒的小說《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也非常貼近老百姓。包括劉震云的《一地雞毛》，方方、池莉的新寫實小說，對那種“好死不如賴活著”的生存哲學的呈現，對平民的描寫都是很細致入微的，寫出了他們真實的心態。這些作品對大家是有警醒的，在那種平民化的敘述當中更容易體現一種價值引導，跟主流價值觀一點也沒違背。包括現在的電視劇，比如《媳婦的美好時代》體現出來的道德倫理，哪怕講的是家長里短，但主題跟主流價值觀一定沒有違背。

　　記者：過去一些很優秀的作家似乎也寫不出太好的新作了，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蔣述卓：我們目前的文化生態是不平衡的，文學的生態也是不平衡的。包括我們一些資深作家，在21世紀以后出來的好作品也不多。莫言的作品大多還是在21世紀以前，陳忠實的《白鹿原》也是以前寫的，賈平凹最近寫了一部《帶燈》，算是好的，但也沒有太多轟動。我寫過一本書叫《傳媒時代的文學存在方式》，探討文學的存在方式在21世紀之后開始變化。不要只關注傳統文學，文學已經在多媒體時代幻化成了多種方式，進入到日常生活。比如廣告文學，“鶴舞白沙，我心飛翔”就是極有文學藝術性的廣告，文學性滲透到廣告里，這在過去是沒有的。流行歌曲本身也有文學性，比如方文山、林夕的歌詞，包括汪峰的《怒放的生命》《飛得更高》，都很勵志。還有微電影，微電影現在的創作速度很快，它更需要文學的支撐。

　　記者：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文學的力量并未削弱，文學仍是這時代一個主要的支撐點？

　　蔣述卓：是的�，F在我們的文化產業在積極發展，我一直認為文化產業的核心是文學藝術。包括影視劇、話劇、戲劇、相聲、廣告在內，文學還是重要的基礎，只不過體現的文字形式不一樣。文學還是脫離不開時代和生活的。曾經有一段時間有人說文學要死亡了，其實質是在傳統意義上來講。只要有人類的精神存在，文學就不可能消失，也不可能終結。所以，在所有的文化創意領域里，文學始終處于基礎地位，也是主要的支柱地位。

　　搖滾被商業收編

　　記者：有一些文學性比較強的電影，結果卻無人喝彩。比如《1942》就是一個例子，和《泰囧》相比票房是失敗的。

　　蔣述卓：徐崢的《泰囧》沒有更多的穿透力，但是老百姓喜歡。大家看《1942》會引起很多思考，但是馮小剛卻提出想退休，因為電影玩得再深沉，人家不看，對于優秀的導演是悲哀的。馮小剛從日常生活切入，逐漸通過幽默、反諷來解構現代生活，他對文學是有貢獻的。對電影界來講，張藝謀、王家衛、馮小剛都是好導演。張藝謀以前的電影相當不錯，他是唯美主義者，他的電影色彩、畫面都非常好，思想內容也非常深刻。但他一旦脫離好的編劇之后就不會說故事了，比如《英雄》，故事不能打動人�！督鹆晔�三釵》畢竟有好的腳本。

　　記者：像您剛才說的音樂是文學的另一種幻化，但現在以汪峰為代表的搖滾樂也是商業性的。

　　蔣述卓：中國的搖滾樂借用了搖滾的名義，最后變成了商業性的東西。搖滾樂在西方最早是和社會對抗的，應該說崔健跟主流意識形態是有距離的，具有西方的搖滾精神。那個時期中國的搖滾樂在一定意識形態下得不到鼓勵，沒有太多的自由度，而到汪峰這個階段就成了主流。汪峰的選擇是他的生存之道，他得到了商業的成功，不需要再做那種對抗。他其實是被商業收編了，商業社會需要他。在這個社會里你抵抗性很強的話可能就無法生存，所以汪峰尋找到一條好的路。青年人更需要汪峰這種勵志搖滾，太多的痛苦他們未必會喜歡。很多人批評汪峰喪失了搖滾精神，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中國的搖滾有中國的特點，變成一種全民嬉戲，在政治上的意義消失了，跟西方的搖滾樂是完全不同的。崔健有他的歷史地位，汪峰也有他的價值，不能放到同一個層面去比較。不過，汪峰在一定程度上跟主流意識還是有一點距離的，比如《春天里》唱的“老無所依”，其實很有種悲涼感，他是很溫和地對社會做出抵抗。

　　記者：為什么崔健的搖滾成不了流行？

　　蔣述卓：因為后來他歌里的那種抵抗已經沒有意義了，《紅旗下的蛋》反思的是以前的時代，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21世紀以后老百姓已經不需要了。周云蓬的民謠對社會是有一定抵抗意義的，但沒有形成潮流�！傍P凰傳奇”雖然是農牧時代的搖滾，但是大眾需要，老頭、老太太在廣場跳舞的時候拿這個做伴奏帶，變成了全民搖滾，不需要太多思考。但這只能是一種狂歡精神，是一種嬉戲，是一種非常復雜的文化現象，而這個現象是我們需要去批評的。

　　記者：汪峰的搖滾也符合亞文化的定義——最初和社會對立，后來被社會收編。

　　蔣述卓：西方亞文化主要是分析工人階級下一代的文化現象，比如朋克、光頭黨、摩托男孩。中國這種亞文化表現的形態跟西方完全不一樣，我們沒有朋克族，有些人可能有朋克的頭發但是他沒有朋克的精神。我們國家還沒有進入到后工業時代，而是處于工業化中后期，我們還沒有像西方那樣的精神支柱。我們的亞文化在很多程度上是變異的，比如北漂族并沒有形成亞文化，農民工也沒有形成亞文化，“旭日陽剛”只不過借用中產的、搖滾的東西來表達他們的情緒。

　　娛樂節目也要體現主流價值觀

　　記者：實際上流行文藝也是可以反映主流價值觀的。

　　蔣述卓：流行文藝是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在美國這兩者之間是不脫節的，但在中國流行文藝與主流價值觀有點脫節，沒有很好地融合。大眾文化跟精英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一定的鴻溝，盡管我們現在盡量在抹平這個界限，比如春晚就是在雅俗之間進行融合。主流價值觀不是懸在空中的口號，必須落實在作品中，體現在作家、藝術家作品的述說中。我認為主流價值觀與流行文藝要共榮共振。能夠共同攜手的是流行歌曲，流行歌曲是最容易擁抱主流價值觀的。歌唱祖國的流行歌曲跟主流價值觀沒有什么區別，從最早電視劇《霍元甲》的《萬里長城永不倒》，到后來的《好大一棵樹》，都是流行歌曲，基本跟主流價值觀在一個層面互相融合，也包括汪峰的搖滾。當然，像《香水有毒》這種歌曲的價值觀肯定不是主流的。

　　記者：其實我們在《中國好聲音》《爸爸去哪兒》等娛樂節目里也可以感受到正能量，但現在又總是會有限娛令，這個問題您怎么看？

　　蔣述卓：電視里娛樂節目越來越多，我們已經進入了視覺時代，大家不愿意再看紙質的書，包括莫言獲得諾貝爾獎以后，他的小說也只是熱了那么幾個月。因為娛樂節目吸引眼球，觀眾也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就像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寫的《娛樂至死》指出的，整個社會除了娛樂業沒有其他行業了，我們國家雖然沒有完全達到美國那樣娛樂主宰一切的程度，但也接近了。我們現在文化生態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朝著娛樂的方向發展，每個電視臺都有一檔甚至幾檔娛樂節目�，F在我們在娛樂節目里陷得太深，限娛令加強，就是想在文化生態上進行調解。黃金時段全是娛樂節目的話，民眾的精神是會產生偏向的。限娛令是政府在調解，西方廣播電視部門也是要做政策調劑的，美國電影的分級本身就是由他們的主管部門來做的，實際上就是一種限制。我是贊同限娛令的，至于具體內容的合理與不合理可以商榷。我們的電視臺太多了，互相之間重復播放，有點亂象，所以要加以調整和管理。

　　我們應該說在管理上還沒有到位。BBC新聞臺不能傳播商業性的東西，也不允許有廣告，但是我們現在沒分清楚，中央臺一套也有廣告，按理說中國的新聞臺黃金時段也不能有廣告，我們現在是混在一起的。

　　記者：電視劇、娛樂節目也要去體現主流價值觀嗎？

　　蔣述卓：前不久陶東風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評價電視劇《大長今》比《甄嬛傳》的價值觀更正確，他說《大長今》是鼓勵人類的進取之心，寬容之心；但《甄嬛傳》在不斷地比壞的心眼，誰更壞誰才更有成就感，那么這種價值觀對社會倫理是有損害的。我認為陶東風作為文藝批評家是到位的。這篇文章恰恰顯示了我們文藝批評家在價值觀上的引導。以前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不敢講價值觀，其實無論如何我們也脫離不了價值觀。當然體現主流價值觀的作品也要放下身段、放低姿態，以平民的方式去接近大眾，要變成大眾趨勢，為大眾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