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間舞蹈新變化

　　列出云南民間舞蹈第一份基礎清單的《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云南卷》(以下簡稱《民舞卷》)，是于1981年11月展開調查、收集、編撰工作的。此后的20年來，“云南民間舞蹈的現狀如何”始終令人關注。作為一名長期從事民族民間舞蹈挖掘、整理與保護工作，從事舞蹈創作、教學和研究工作，并在《民舞卷》等多個舞蹈課題中擔綱的舞蹈工作者，擬通過長期田野調查和工作中獲得的一些數據，經過與《民舞卷》進行歷史對照，來部分反映出云南民間舞蹈的現狀。

　　差異性與交融性突出

　　云南作為多民族的省份，26個民族中有25個是世居少數民族；作為多山的高原省份，山地面積占全省總面積的94%。在高山河流的自然分割下，云南各民族形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自成體系的生態居住區，呈現出立體分布的狀態，具有“聚居與雜居”相交織的明顯特征。云南民族民間舞蹈的發展、變化也體現著自身的特殊性。

　　調查顯示，云南民間舞蹈的差異性與交融性現象突出。一方面，各民族民間舞蹈因地域不同、自然與人文環境不同、風俗習慣和審美情趣不同，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另一方面，也因各民族不同族群長期在同一區域里交錯雜居，民間舞蹈相互影響與交融的現象突出。尤為引人關注的是，這種差異性與交融性現象有向交融性傾斜的趨勢�？偟谋憩F是人口較多的民族對人口較少民族影響更大；舞蹈資源豐富的民族對舞蹈資源相對單一的民族影響更多。

　　改革開放后，隨著民族地區對外開放力度的加大，民間舞蹈從封閉走向開放，并在各個領域發揮著突出的作用。一些民間舞蹈的“風俗性”“儀式性”特征得到了強化，在民族禮儀中起著特殊作用。如云南藏族的“鍋莊舞”，經專業舞者對其“相會鍋莊”“迎賓鍋莊”“告別鍋莊”等儀式特征的強化后，已經成為云南藏區迎賓禮儀中廣泛運用的舞蹈；彝族的“阿細跳月”更是以它歡快、熱烈、激情、奔放的形式頻頻運用到各種迎賓、喜慶活動中，產生了極佳的效果……將豐富多彩的民間舞蹈與旅游相結合，是云南的首創和一大特色。

　　云南少數民族“聚族而居”的村落文化特點，使得通過民間舞蹈在民族人生禮儀中發揮增強民族血緣感情和地緣感情、增強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成為特殊的方式。很多少數民族青年男女就是在舞場上相識相知，建立感情，定下終身，組成家庭的。如今，這一傳統在云南大多數少數民族中仍然延續。在云南4060公里的陸地邊境線上有傣、壯、布依等16個少數民族跨境而居。這些跨境民族，在維護邊疆民族地區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中，在與鄰國文化交流和民族交往中，充分發揮了舞蹈的作用。

　　傳統舞蹈的宗教功能發生改變

　　云南各民族宗教信仰十分廣泛，有自然崇拜、先祖崇拜、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各種祭祀、禁忌。一些源于宗教祭祀的民間舞蹈，在編纂《民舞卷》后發生了歷史性演變，呈現出多種變化軌跡。

　　一些驅邪攆鬼、喪葬祭祀性舞蹈，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原有鬼神觀念的改變，尤其是人們對生老病死與鬼神相關觀念發生了變化，絕大多數民族群眾特別是年輕人已不再迷信，生老病死更相信科學，有了病痛到醫院治療，家里有人去世也很少舉辦“祭祀亡靈”的活動，從而有一批驅邪攆鬼、喪葬祭祀性舞蹈因喪失了生存條件而消失。像白族的“巫舞”，怒族的“驅鬼舞”“圍棺舞”，普米族的“攆鬼舞”“壓土舞”就已經消失。

　　—部分傳統祭祀舞蹈仍在民間流傳，但主要是對自然的祭祀，并有向民俗轉化的趨向。如，在彝族和哈尼族多個支系中，每年仍要“祭竜”，祈求神靈護佑、村寨平安。大理白族，每年春耕栽插前要舉行盛大的“繞三靈”活動，祭祀“本主”，祈求風調雨順……這樣的一些舞蹈，是云南目前保存尚好的農祭舞。但活動的目的已逐漸由祭祀轉向民俗，成為人們對豐年順景美好愿望的表達。

　　更多的祭祀舞蹈發生了功能改變。如佤族的“木鼓舞”，原本是與佤族宗教祭祀和“獵人頭、祭谷魂”舊習相關的，1958年該習俗被徹底擯棄，“木鼓舞”成為佤族的自娛性舞蹈；近20年來，經專業舞者的不斷加工和提升，表演性大大加強，已發展成佤族的表演性舞蹈。

　　傳統舞蹈組織表現形式發生變化

　　高山阻隔、江河縱橫的自然環境，一方面使云南的道路交通、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另一方面也成為云南民間舞蹈得以保持其原生性、多樣性和完整性的天然“屏障”。近10年來，隨著云南道路交通大大改善，一些民間舞蹈也發生變化。像大理白族的“繞三靈”，進入21世紀后，隨著大理交通、通訊的日益便捷，各舞隊相繼省略了沿途“繞”行祭祀、歌舞的過程，而以車馬代步由此至彼，使整個活動過程由“線”變“點”，“繞”的特征明顯弱化。一些源于祭祀的民間舞蹈在成為自娛性舞蹈之初，仍延續或部分延續了舞者為男性，女性一般不參加或較少參加的傳統。如今則徹底改觀——男子能跳的舞蹈，女子也能跳。

　　此外，受到當今審美觀念的影響，一些民間舞蹈在動作和觀賞性上也發生了明顯變化。有的動作幅度加大了，更加舒展、自由了；有的舞姿、造型優美了，觀賞性更強了。像彝族的“阿細跳月”，在強化了大擺手、擺胯、跳轉等動作后，動作更加豐富，韻律更加突出，情緒更加歡快。云南傳統民間舞蹈的表演形式如今明顯向亞舞臺化演變。這一演變，一方面使原本較自由松散的民間舞蹈展示相對集中；另一方面，卻讓原本不受場地和舞者進出限制、沒有觀眾和表演者之分的情形發生了改變；在表演上不僅有了方向的要求，伴奏形式、道具、服飾也隨之產生變化，舞蹈的目的則從自娛自樂向有組織的比賽或展示轉化。

　　至于過去大多由村寨、族人自發組織、屬群眾性質的傳統組織形式，在今天民間舞蹈備受重視后，大多由政府直接“領導”或“牽頭”。民間舞蹈活動尤其是有規模的活動，往往由政府出資并決定活動的內容與形式，由文化部門組織、承辦。也有部分民間舞蹈是由各地的“民族文化研究會”或“民間協會”組織、實施，政府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屬于民族文化學者、民間舞蹈骨干主持的半民間形式。

　　亟待進一步改善傳承機制

　　云南民間舞蹈在新的歷史時期，受社會環境快速變化的影響和外來文化的巨大沖擊，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變遷，也帶來很多新問題和新難題，傳統舞蹈文化正面臨重大的挑戰。

　　一方面，在旅游市場借助民間舞蹈文化進行宣傳和開發旅游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過度商業化的傾向和對傳統民間舞蹈隨意改動、粗制濫造的行為，大大損害和破壞了傳統民間舞蹈文化的真諦。以旅游、慶典、商貿、參賽為目的，由政府組織和倡導的亞舞臺表演，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民間舞蹈群眾自發、自娛自樂、廣泛參與的特點，改變了民間舞蹈形式自由、表演即興、生動鮮活、自然純樸的情感表達。大量統一制作、款式接近的舞臺裝取替了民間千衣百款的傳統服裝，民間舞蹈的完整性遭破壞。從整體上看，改革開放帶來了各民族之間舞蹈交流的頻繁和便捷，促進了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不同舞種、流派之間的相互借鑒。但由于借鑒中不注意保持自身特點，而丟失自己的“文化趨同”現象常常發生。

　　通過調查，我認為造成上述問題有多方主客觀因素。首先，部分地區、部分人員對民間舞蹈傳承、保護的標準存在偏差，只重形式、不重文化內涵，只重對舞蹈主體的保護、不重對輔助部分的保護，致使民間舞蹈沒有得到完整的保護。云南作為多民族的邊疆省份，社會、經濟的發展極不平衡，能夠在傳承和保護方面給予資金投入和做出積極回應的是少數地區。其次，“傳承機制”的快速斷裂，導致傳承人所掌握的文化要素快速消失。一方面是傳統民間舞蹈在民族內部吸引力衰退，年輕人缺乏學習興趣；另一方面，一些掌握傳統技藝的民間藝人不斷去世，也加大了傳承難度。而農村人口和勞力的外流，更加劇傳承后繼乏人。再者，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原因，云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受外來宗教傳播的影響至今尚存。受到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義的影響，其信徒是不參加歌舞娛樂的。這一點在信奉基督教人數較多的怒江州傈僳族、怒族中尤顯突出。少數民族教徒對本民族民間舞蹈的遠離，也對邊疆地區的民間舞蹈傳承形成了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