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戲是磨出來的，不是評出來的

　　八旬編劇筆耕不輟，近日將出版劇作全集�！缎虉錾系幕槎Y》編劇胡小孩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好戲是磨出來的，不是評出來的

胡小孩

　　胡小孩，生于1930年，國家一級編劇，寫過很多戲劇、電影和電視劇，《刑場上的婚禮》是其代表作。近日，中國戲劇出版社將出版其劇作集，收集了他20部代表作品。日前，84歲的胡小孩在杭州家里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兩兄弟》是我的第一個戲

　　記者：您寫了很多劇本，都是電影劇本嗎？《刑場上的婚禮》是最知名的一部嗎？

　　胡小孩：不是這么回事。我寫得最多的是戲曲，最有名的一部是現代戲《兩兄弟》。跟現在不一樣，過去主要的娛樂手段是戲曲，戲曲在中國是最受老百姓歡迎的。我們那個時候寫戲，都是配合政治，為政治服務的，來一個運動，我就寫一個戲來配合。我經常到農村去，還當過支部書記�？雌饋砦覍懙氖切麄髌�，但其實是藝術品，有人物、有故事、有情節，很好看，不僅農民喜歡，城里人也很喜歡。

　　《兩兄弟》是上世紀50年代初的作品，是我的第一個戲，寫合作化時期，寫南方農民的思想、生活的大變化，兩位堂兄弟因為一點點小事情，鬧得不可開交你死我活，最后通過合作社和好了。當時我在寧波甬劇團，寫了這個戲參加華東區的戲曲觀摩演出大會，戲一演出，很轟動，獲得了一等獎，一下子全國都知道了。那時跟現在不一樣，這個作品出來，全國都上演，因為只需要5個演員，所以很適合業余劇團演出，專業的劇團和業余的劇團都在演出，至少是幾萬個劇團在演我的戲。這是我最轟動的作品。

　　記者：這部戲是不是對您的人生有很大的影響？

　　胡小孩：那當然是。我當時只有24歲，我一下子成為浙江省的重點培養對象，一個尖子作者，我被安排到寧波當支部書記，作家農民化，跟農民打成一片，我又寫了很多作品，雖然沒有《兩兄弟》那么轟動，但也是獲獎無數，到處上演。再后來嘛，我就當了浙江藝術研究所的所長。

　　記者：您的名字很有意思，胡小孩，很罕見，這個是筆名嗎？

　　胡小孩：關于我的名字故事很多。我生在上海，本來我是叫“胡嘯孩”的，因為我生下來就不停地哭，我的父親就說，這個小孩這么喜歡哭，就叫“嘯孩”。我19歲參加革命，我的個子也小，在金華地區的一個文工團，過一種軍事化的、共產主義的生活，發衣服、鞋子、黃煙，每個月還有一斤肉。一個山東南下的干部不知道我的名字怎么寫，看我個子小，就說干脆叫“小孩”吧，于是我就成了小孩了。上世紀50年代，我寫了一個戲，就以“胡小孩”為筆名。上世紀80年代到北京開會，結果名單上沒有我，因為寫著胡小孩，別人還以為是誰帶的小孩子，又重新補辦手續，因禍得福結果跟王蒙成了鄰居，住到他隔壁了。賀敬之同志退下來后來杭州玩，一次吃飯時講了一個我的笑話，說是寫歌詞的喬羽告訴他的，說每次開會，喬羽都跟我住一個房間，胡小孩的老婆叫丹娘，丹娘寫給胡小孩的信，中間保密，開頭是“我的孩”，結尾是“你的娘”。當然，這個是喬羽編出來的。

　　《刑場上的婚禮》這個題材是周總理給我的

　　記者：對于我這一輩人來說，您的《刑場上的婚禮》影響更大，當時是改革開放不久嘛。

　　胡小孩：《刑場上的婚禮》這個題材是周總理給我的。1962年，在廣州開會，周總理把我們叫到一個小會議室，講到廣州起義，周文雍和陳鐵軍在敵人的法庭上，公開宣布結婚�！拔母铩焙�，我忽然想到這個題材非常好，于是就住在中山大學，翻閱資料，把這個戲創作出來了。當時全國可能有十幾個人都在寫這個題材，但最后采用的是我這個本子。

　　說起來在廣州開會時，有一天，我正在洗澡，忽然有人叫我去參加一個會議，車已經等在外面。等我到地方一看，一大批名人都在了，比如郭沫若、夏衍等等。田漢把我叫過去，說周總理接見，我是唯一一個年輕人。田漢給周總理介紹我說，這是胡小孩，周總理笑著說，哦，小孩啊。他把我們領到他的臥室，大家隨便坐，一起談笑風生，聊到夜里一點，總理又帶領大家一起唱北伐歌。

　　記者：我很好奇的是，您當年寫了那么多戲，到處上演，那么，稿費是不是很多？

　　胡小孩：我們當年按照規定是這樣，你的戲演出了，有5%的上演費，但我從來沒有要過。如果我要的話，我當年就是一個大富翁了。不僅如此，我還在背后批評曹禺這些人，我說他的錢那么多，為什么還要上演費？我自己的工資收入很高，稿費也很多，一個劇本一般稿費有500元，也有800元的，當時這是很多錢了。上世紀60年代中期我就有3000多元的存款。上世紀50年代在寧波，一個人有一屋子的紅木家具，要1000元賣給我，我沒有買，杭州還有一處非常好的別墅，人家2000元要賣給我，我也沒有買。幸好沒有買，否則，到了“文革”我肯定死定了。我的戲在文化部演出獲獎，有幾千元的獎金，我沒有要，但聽說還是發給我了，我很好奇，結果發現，打到公家的賬上了。我28歲就是省政協委員，一直到64歲退休才不是�？赡芤驗槲姨�要求進步了，所以，我會提出取消“上演費”，我現在覺得我是太左了，很不好。

　　寫作讓我充滿了喜悅

　　記者：您的輝煌時期似乎主要在“文革”前，后來呢？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呢？

　　胡小孩：改革開放之后，我開始寫歷史戲，比如《大觀園》、《花燭淚》，但是，到了上世紀90年代，這些戲都沒有人看了。一般演個一兩天就結束了。我就比較多的去寫一些電視劇或者電影。

　　記者：作為一個老前輩，您對現在戲劇界的現狀有什么意見：

　　胡小孩：現在多數劇團靠演出賣票是難以維持的，都是靠國家扶持。劇團都在搞獲獎的項目，政績靠獲獎，職稱也要靠獲獎，于是評獎之風越演越盛。一個戲評完獎就完事了，有沒有看沒有人關心。而且，為了評獎，很多戲都搞得隆重，燈光布景都很靚麗，結果呢，只能到評獎的地方去演出一下，不可能到基層、農村去演。我們知道，過去的好戲都是演出來的，磨出來的，不是評獎評出來的。所以，我不止一次呼吁，要停辦幾屆評獎。據說一位文化部的干部也很贊同我的意見，后來又聽說那是因為他退休下來了。

　　記者：您現在除了要去看看戲，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大部分時間都是怎么過的？

　　胡小孩：我80多歲了，我還在創作，我覺得我進入了一個人生最好的時期，我寫我想寫的東西，隨心所欲，不管發表與否，不管演出與否，只要自己覺得是有意思的就去寫。最近十年，我一年寫兩、三個大戲，我自己覺得質量比過去的要高，雖然沒有地方演出，但是，我寫給歷史，寫給未來的讀者。我的戲也沒有白寫，中國戲劇出版社今年年底要出版我的劇作集，收集了我的20部戲。其中第一部是我根據我的好友孫道臨和王文娟的愛情故事來創作的。

　　記者：文學創作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很多年輕人都受不了這個苦，您這么大年紀為什么還能這么有激情？

　　胡小孩：我最快樂的時候就是寫作的時候。我過去有一段時間用電腦寫作，現在又恢復用手寫。還是手寫的感覺更好。一旦我進入了寫作的狀態，可以不吃飯，不睡覺，不喝水，什么都忘記了，我就在我的這個世界里。有些人說寫作是痛苦的，那要不就不是一個真正熱愛寫作的人，要不他是在騙人。寫作讓我充滿了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