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青春之歌”的變奏故事

　　“50后”許紀霖、“60后”劉擎、“70后”梁文道、“80后”蔣方舟(講臺上從左至右)在早報文化講堂上講述各自的青春記憶。早報記者 高劍平 圖

　　“懷舊并不是指向過去，而和現在與將來有關。不同時代的青春就像一個標尺放在你的面前，所致敬的或許就是當下所缺少的一些東西�！敝�名學者許紀霖昨天在“致敬！我們的青春：四代學子的記憶與對話”為主題的東方早報文化講堂上如此說道。昨日，東方早報攜手華東師范大學邀請1950、60、70、80年代出生的四代著名學者和文化人，分享不同時空的歷史記憶，共同緬懷所經歷的青春歲月。

　　“50后”與“60后”：

　　1980年代的共同記憶

　　面對濟濟一堂的青年學子，許紀霖動情地說：“我的青春在哪里？我的青春就在麗娃河畔的華東師大�！� 時隔35年之后，他仍舊記得，考入華東師大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時任校黨委書記施平教授帶領他們挖河泥來建設校園。這位畢業于民國時期浙江大學的黨委書記還讓全校師生手拉手在共青操場上跳集體舞，在許紀霖的記憶中，“那時候的大學沒有私人生活，而公共生活目不暇接，講座、社團等各式活動數不勝數，那時的華師大有種民國范兒，充滿青春活力。這是我最留戀的一段青春歲月，大學是我的人格形成期�！�

　　華東師大政治學系教授劉擎比許紀霖晚一年考入大學，當時15歲的他就讀的是現東華大學的前身華東紡織工學院。當時大學生的身份非常特殊，被譽為天之驕子，1977、1978年的高考錄取率只有2%到3%，因此那時候戴�；毡却┤魏蚊�牌都榮耀。讓大學生劉擎受益匪淺的是當時非常流行的宿舍臥談會，“我在青春期接受的社會教育大都來自學校里的大齡同學，他們談‘文革’時期的閱歷，談在工廠和農村的插隊經驗，這是極為豐富的歷史教育，讓我得到精神和心靈的滋養�！�

　　談到那時候大學生的日常生活與集體心態，劉擎說，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和在座青年有點相似，有很強的自我確認和被承認的渴望，但與今天的“90后”青年也有很不一樣的地方，那就是匱乏和珍惜并存的心態。劉擎說：“我們的青春年代物質上很匱乏，一所學�；�本沒有電視，沒有手機，甚至在宿舍門口沒有電話機。圖書館不能借出的書，就站在那里一個下午看完，比如禮平《晚霞消逝的時候》。正因為得到每一點東西都不容易，因此特別珍惜�！�

　　而對文學、戲劇等癡迷的他，就自然對近在咫尺的華東師大產生了心靈上的認同。劉擎毫不掩飾他的青春與華東師大的內在關聯：“我的青春是在華東師大�？慈A師大的內部電影，聽很多校園傳奇故事，在師大聽演講，看話劇等，我也根據華師大經驗在東華搞文學社、戲劇社，和華師大文藝青年宋琳等人都有交往。一面是讀書，一面是思想解放運動，那時候的中國大學確實有很豐富的校園文化�！�

　　那時的劉擎是一位以演講才能和文藝天賦聞名的青年，擅長運用一些知識界時髦的概念比如“自我意識”來架構演講，一次偶然的機會見到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王元化，王元化很親和地對他說：“你特別聰明，擅長發揮，但你說的這些話真能明白嗎？”這次見面很觸動劉擎。在劉擎的記憶中，1980年代是一個大時代，在那個時代的集體氛圍中，個人與民族國家的精神氣質是高度一致的，而做一個愛國青年更不會有任何障礙，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很自然地捆綁在一起。劉擎記得他當時參加了一個“振興中華”演講團，并被委派到北京向團中央，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高校匯報演講，接觸到一些比較高層的政治人物，幾乎生活在一種特別耀目的政治光環之中，但當時關于人道主義與人的異化的一些思想問題的討論，以及這些討論之后的被壓制，讓活得特別主流的劉擎開始對自我進行反思，他對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演講生活逐漸有一種內在的疏離，并轉向對知識的探索，以及對文學和文化活動的真正參與。劉擎感慨地說：“我開始從一個個人與時代高度合一的大時代慢慢抽離出來，并思考一些真正有價值的問題。這或許才是真正的青春�！�

　　“70后”：

　　難忘大學里的國士胸襟

　　著名文化評論家、香港鳳凰衛視主持人梁文道所呈現的大學記憶，卻是另外一種面貌。梁文道說，對青年時代大學生活的回憶其實就是一種歷史追認，而這種追認的渴望是為了確認今天的自我。他的記憶充滿了動人的細節：“我考進大學和兩位不一樣，我是重考了一次才考入，當時填了三個志愿，都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并很幸運進了這個學校。在學校碰到許多很奇怪的事情，比如有些大家很尊敬的老一代學者，我都因偶然機緣碰見過。比如師公勞思光先生，非常有名的哲學家，當時還在中大校園，不教書，但偶爾演講，在學�；蝸砘稳�。他是很洋派的老紳士，永遠穿西裝結一個蝴蝶結，很瘦小的樣子。我常常在學校附近的商店看到他，他會癡癡呆呆地望著商店的櫥窗，嘴巴里玩弄著他的假牙。那時候和一個怪老頭在一起，叫劉殿爵，最有名的是翻譯了《四書》。他們兩個喜歡坐在教職員餐廳門口，兩人都研究《易經》，很無聊比賽預測下一個進來的是多大歲數、什么性別、是什么樣的人�！�

　　梁文道覺得他的大學生活乏善可陳，但他看到一些奇異的文化老人，幽靈般地出現在學校里。這些老人大都到了人生最后階段，只剩一點燭光。

　　在梁文道的記憶里，當時香港的夏天很熱，新亞書院的牟宗三先生總穿一件白色的唐裝，拄一根拐杖，篤篤篤在木地板上走過，大家聽到拐杖聲音經過就會很害怕，表示他要上課了。牟宗三先生上課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講的話是山東口音的國語，香港人大部分聽不太懂。他在黑板上寫一些字，講些話，然后回頭突然對學生說：“嗯！你老點頭，懂了吧，這是什么意思？”如果學生答不出來就會被臭罵一頓，因此每當牟宗三先生要問學生問題，大家都把頭定住不敢動，他又會說你怎么會不懂，反正不管怎么樣，學生都要挨罵。

　　梁文道轉述余英時先生講過的一個新亞書院故事更是感動了現場的學生，他說幾十年前的香港夏天很炎熱，學�？諢o一人，余英時回到學�？吹藉X穆先生，錢穆生活艱苦，犯了很嚴重的胃潰瘍，經常發病。他沒錢舍不得去看大夫，于是就躺在學校石地板上散熱。余英時問：“老師，我有什么可以替你做，看大夫買藥什么的？”“我現在起不來�！卞X穆對余英時說，“你幫我找一本《王陽明文集》，我想讀�！本褪沁@樣一群人以及他們的生命故事，構成了梁文道曾經就讀的中文大學的文化傳統。

　　梁文道說他的老師關子尹曾經在懷念勞思光先生的文章里說，像勞思光先生這一代知識人，豈止學者風范，更是國士胸襟。梁文道如今回憶起大學時代因偶然機緣遇見的這群南下文人，很動容地評論道：“國士并非國師，這些知識人當不了國師，因為沒有附庸于任何一個權力之下，像左舜生在兩岸都有機會做官，當大教授大學者，都有機會影響實際政治，但他們選擇做國士�！边@種文化老人身上彌漫的胸襟和精神，恰恰是讓梁文道念茲在茲的青春精神的另一種表現。

　　“80后”：

　　叛逆成為青春的主題

　　青年文學家蔣方舟與在座的90后學子在年齡和心態上最為接近。當時的她以為自己不用高考就能被錄取，高三之前的狀態渾渾噩噩，每天看課外書、看紀錄片和碟片，聽音樂，從初一到高二一直不寫作業。到了高三，蔣方舟把桌子搬到教室最后，背對講臺，每天最早到教室最晚離開，把自己徹徹底底訓練成一個應試學生，不考慮文學，也不考慮寫小說，每天就做數學題。后來精神有些崩潰。有一次回家與家人一起吃中飯，看了兩眼電視，蔣方舟的父親非常憤怒：“你都高三了怎么能看電視呢？”蔣方舟很生氣把門一摔進了房間，她父親聽到摔門聲也很生氣，拿把菜刀砍門。最后是她的母親出來勸和。因此在蔣方舟的記憶中，高三是痛苦記憶的凝結點�；蛟S正因為高中生活的痛苦記憶，蔣方舟對大學生活充滿了憧憬。

　　可這種對大學的浪漫想象迅速地碰到了現實的灰色之墻。蔣方舟坦率地描述了她進入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之后成為一個叛逆的問題學生的心路歷程：“大學幻滅從軍訓開始，教官、老師乃至所有人告訴你要服從，而且不能過問原因。大一大二這種幻滅逐漸積累，有一門專業必修課，我每次都奪門而逃，后來老師說你不能這樣�！�2011年，清華大學百年校慶，大三學生蔣方舟應《看歷史》雜志約稿，寫了《給清華大學的一封信》。在信中她寄托了一些憤懣和不滿，這封信刊出后，由于“出言不遜”，蔣方舟招致諸多非議，“簡直成了學校公敵”。很多同學發很長的短信批評她，謾罵她，甚至有老師聯合寫信要求她退學。蔣方舟說，寫信給清華抨擊母校是她大學生活的轉折點。之后的各方反應，以及一些長輩的勸導，不是加深了她的不滿和格格不入，而是在和自己所處的環境逐漸達成一種和解。當時也有同學對她說其實跟她想的差不多，只是不敢公開發言，也有老師暗中鼓勵，她覺得慢慢地找到了一些有類似想法的同道中人�！爱斘业墓陋毟兄饾u緩解，并發現自己不是少數，我就逐漸認識到自己并非唯一的一個叛逆者�！痹谥v述完這段人生故事后，蔣方舟說青春不應太過順利，相對于其他三位文化人所經歷的理想主義時代，她說“我所懷念的是我未曾經歷的往昔”。

　　四個年代有著四種形態的青春，許紀霖說：“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問題，幾十年來學生的私人空間越來越豐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獨立意識。問題在于，如何選擇一種得體的方式，將自己的話語在公共空間中表達出來�！眲⑶鎰t說：“有句話說再不瘋狂我們就老了，我覺得在大學里再不單純我們就老了。讀書，發展愛好，讓自己變成一個豐富的有情趣有創造力的人�！笔Y方舟說：“如果讓我用一個詞來形容青春，我還在尋找答案。青春給我的感悟就是，很多事情其實是沒有答案，沒有解決辦法的。世界并非完美，它在每一個瞬間又都是完美的。我不再去苦苦尋找未來的一個承諾，我只要接受每一個不完滿的現在就好了�！绷何牡栏�是語重心長地說：“大學是一個實驗室，當人類不知道向何處去時，大學里這些青春的力量在探討，因此不要讓自己被太早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