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尊重歷史的藝術構建國家形象

——就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與著名編劇王朝柱一席談

　　在中國影視界，王朝柱的頭頂上光環不少：“金牌編劇”“中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首席編劇”，金鷹獎、飛天獎最佳編劇獎“三連冠”得主……

　　這些榮譽實至名歸。自1990年寫出《巨人的握手》，開創我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創作先河之后，王朝柱以一己之力，用30多年時間，完成了《長征》《延安頌》《解放》《解放大西南》《辛亥革命》《尋路》等19部電視劇和《龍云與蔣介石》《走過雪山草地》等6 部電影，為從辛亥革命至新中國成立的中國革命留下了一部嚴肅的藝術的影像正史。

　　作為“王朝柱現象”的始作俑者，王朝柱有關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創作的心得和思考，令人起敬，發人深省。

　　記者：我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周揚先生對歷史文學創作有過三條定律：“第一，歷史距離今天越近，允許虛構的可能性就越少；第二，所寫的歷史人物知名度越高，允許虛構的可能性就越少；第三，所寫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有爭議，甚至蓋了棺沒有定論的，允許虛構的東西就更少�！毖韵轮�意，這樣的東西不好寫。而看您寫的東西，距離現在都很近，人物知名度都很高，也有爭議，但是都寫成了，您靠的是什么？

　　王朝柱：我以為有3點。

　　一是情感。這是基礎，沒有情感，任何創作都無從開始。我是貧農出身，從河北吳橋的窮苦孩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對黨、對軍隊有著深厚的感情。

　　二是要有正確的唯物史觀。作為以革命歷史為主要創作題材的作家，必須要有用歷史唯物主義來解讀歷史的博大胸懷。因為，歷史進程波瀾壯闊，原始素材浩若煙海，選什么，不選什么，怎么結構才能真正表現革命歷史的主調，只有擁有正確的唯物史觀，才能對這一切做出正確的評判和選擇。否則，其創作是難有史詩品格的。

　　三是要善于將史學思維轉化成藝術思維，以化解真實與虛構的矛盾。我主張以正史態度寫人和事，以鮮明的政治立場講述歷史，但絕不因對歷史再現而忽略作品的藝術性，而是輔以豐富的故事情節、個性的人物塑造，使作品既具歷史真實性又兼備很強的藝術觀賞性，給人以喜聞樂見且能收到以史為鑒之功效。

　　記者：那么，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對歷史加以審視，既要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又要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研究文藝，研究歷史，我想這其中必有規律可循。

　　王朝柱：是的。首先要對歷史有敬畏之心。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絕對不能生編硬造，其歷史事件、時代氛圍和重要人物都不能漫無邊際地胡亂虛構。其次，要在擁有厚實的史料基礎上，以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進行沙里淘金、史海鉤沉般的研究和發掘。只有占有了大量的歷史細節和史實，才能為觀眾提供更為厚實的歷史真實，獲得共鳴。再次，要在創作過程中吸收國內外的同類題材作品的營養，采用藝術的手段來再現歷史，堅持史詩品格的追求。最后，要以新的歷史觀重新審視歷史。這些年來，歷史界、黨史界新論迭出，對其中的有益成分應當注意吸收，以保證我們對歷史的再現更加接近真實。

　　記者：在人們的一般印象中，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很容易流于概念化。您的作品中的領袖人物，可以說栩栩如生，很多老同志甚至說您塑造了一批活生生的大人物。請問您是如何讓人物“立”起來的呢？

　　王朝柱：文藝作品要引領精神，燭照人心，最終還是要靠人來踐行。因此，我在創作中始終堅持以人為本，以人為根，以人為魂，以人帶史。

　　以我的創作而言，走過了3個階段：一是著重寫一個個戰例，用人來圖解戰爭；二是把戰爭作為載體，通過軍事角逐展示人物的聰明才智；三是回歸藝術的本體——人，既寫聰明才智，也不忽略情感表達。

　　對于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來說，想要讓觀眾對他們熟悉的人、事產生“熟悉的陌生感”，難矣，但這正是能不能寫好的關鍵。我曾在《長征》中寫過一段關于毛澤東捉虱子的情節。毛澤東在延安接見外國友人前，曾叫大家回過頭去，他要脫下褲子捉虱子。他還在一次會前公然提出捉虱子比賽。這是真事。有人說這樣寫會不會給領袖抹黑？然而，人們從中看到的卻是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毛澤東。

　　如今有一股風，打著“人性至上”的幌子公然戲說歷史、歪曲歷史、背離歷史。吹捧張愛玲與大漢奸胡蘭成的戀愛體現了真正的人性，而對劉胡蘭“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樣最偉大的人性卻嗤之以鼻。這豈非咄咄怪事？人性不是美化敵人的遮羞布，更不是觸犯中華民族道德底線的借口，而是追求圣潔、超越種族和國家的更高境界�！蹲哌^雪山草地》之所以能夠突破意識形態，在第八屆中美國際電影節上拿到“最佳故事片獎”“最佳編劇獎”“最佳剪輯獎”，就是因為它選取了堅忍不拔、互幫互扶、把生的希望交給別人、把死的可能留給自己等等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就是超越了種族和國家的最高人性！

　　記者：時下的文藝界有“意思”和“意義”之爭。有作家公開宣稱，其作品首先要有“意思”，即市場和票房，才考慮有沒有“意義”，即思想。對此，您怎么看？

　　王朝柱：如今的電視熒屏上，一些調侃搞笑甚至顛覆經典的作品大行其道，還有一些對黨的領袖、將帥和革命歷史進行解構甚至顛覆的無聊故事，也被一些人當成創新和時髦追捧，更有一些作品公然對英雄主義精神進行肆意扭曲。這些現象，的確對國家形象具有嚴重的危害。

　　實際上，這么多年來，我一直都在做一件事，就是用我的創作對1911年到1949年38年間的中國革命史進行“無縫鏈接”。因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來之不易，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我要以此對那些詆毀、質疑甚至歪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言論進行有力批駁：歷史的前進，是由革命來推進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幾千萬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建立新中國，是具有神圣意義的。

　　面對所謂的追求時尚，我選擇堅守。在創作中，我旗幟鮮明地高揚國家意識和主旋律精神，贊頌我們的黨和軍隊，贊頌崇高的英雄主義精神，贊頌光輝燦爛的革命歷史。我覺得，追求“意義”遠比追逐“意思”來得高檔。

　　記者：從《長征》《延安頌》到《解放》《尋路》，您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弘揚國家的主流價值觀，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能否說，這正是您創作的最大價值體現？

　　王朝柱：不久前，我的作品《尋路》播出后引發熱議，不少觀眾和專家學者都表示通過作品，真切地感受到了共產黨人艱難求索的奮斗歷程、革命先烈不畏犧牲的壯志精神。能讓觀眾看電視等于讀了一段黨史，上了一堂黨課，我真是感到很滿足很欣慰，這正是我創作的最大價值體現。

　　為此，我將繼續用自己尊重歷史的創作，塑造為理想和信仰不懈奮斗的中國之國家形象。作為一個老軍人、老作家，我深深感到身負的使命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