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甘”的中國故事

老甘正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 李琮洲 攝

　　主持人：張小蘭 (本報記者)

　　特約嘉賓：甘德瑞 (澳大利亞墨爾本國際藝術節主席)

　　編者按：今年早些時候，中國國家話劇院與澳大利亞墨爾本藝術中心、PlayKing制作公司共同打造的音樂劇《蝴蝶》在北京上演，該劇由澳大利亞金牌編劇丹尼爾·金(Daniel Keene)根據普契尼經典歌劇《蝴蝶夫人》改編，澳大利亞著名偶劇藝術家彼得·威爾遜(Peter Wilson)導演，中澳藝術家合作演出。8月24日，《蝴蝶》開始在悉尼和墨爾本兩個城市演出。此番被邀請做客《中國文化報》“環球文化沙龍”的澳大利亞墨爾本國際藝術節主席甘德瑞，對演出的成功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熟悉他的中國朋友都親切地稱呼他“老甘”。在老甘駐華使館文化參贊的任上，中國的文藝節目應邀屢屢登陸澳大利亞，引起了無數澳大利亞人對中國的關注。老甘長得很帥，身材也很高大，很多朋友都覺得他可以當電影明星。12年前，他娶了華人才女王子音為妻，從那一刻起，老甘對于中澳文化交流的事情，更加一往情深了。中國文化部外聯局一位熟悉中澳文化交流事務的官員說，在推動中澳文化交流的事業中，老甘功不可沒。老甘說，從事中澳文化交流這么多年，這是第一次對媒體暢談自己的中國故事。

　　主持人：歡迎做客中國文化報“環球文化沙龍”，聽說老甘有一句經典的口頭禪：“為了澳中友誼！”這其中是否有什么潛臺詞呢？

　　甘德瑞：呵呵，其實這是我們從事澳中文化交流的朋友們的一句共同的口頭禪。上個世紀80年代，我曾在澳大利亞駐華使館擔任文化參贊，最折磨人的一項工作就是赴宴喝酒，有時候連續幾個星期每天晚上都要參加各種工作晚宴，盛情難卻，我們便將不得不赴宴喝酒的活兒稱之為“為了澳中友誼”！以后，每逢遇到澳中交流工作的困難，我們也用這句話鼓勵自己，努力堅持下去。

　　主持人：12年前您娶了王子音女士，她的長相酷似她的名人母親方菊芬。作為有才華的導演和制片人，子音與張藝謀、陳凱歌等諸多演藝大腕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同年級同學，這是否從某種意義上使您與中國文化界的關系進一步密切了？我聽說，娶子音女士為妻，其實也是您的中國情緣的一種具體體現，您從何時起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甘德瑞：我非常感謝我的妻子，她好像我的眼睛，讓我更加理解中國。我從大學時代就開始關注中國了。我于1944年生于美國，爸爸是美國人，媽媽是澳大利亞人，不過他們很早就離婚了。1955年我隨媽媽回到澳大利亞。1966年，我正在墨爾本大學讀本科，媽媽有一個在墨爾本大學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教授朋友，經常和我們談論中國，她帶來一些關于中國的書籍，多數是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像許多西方人一樣，她認為“文革”是有積極影響的、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是很浪漫和激動人心的壯舉。當然，對于中國人民來說，“文革”是一場大災難。我的一個很要好的同學參加了澳大利亞學生團組去中國冒險，把拍到的劉少奇畫像在天安門廣場被焚燒的圖片賣給美國的《時代》雜志。很顯然中國發生了不同尋常的大事，但是沒有外人弄得清楚內情究竟。因此，我加入了研究新中國課題小組和澳中關系課題小組，我媽媽的這位教授朋友是課題組發起人之一，另一位發起的學者史迪文·費斯杰羅1972年曾擔任首任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兩位學者對我的一生影響很大。

　　后來我到美國斯坦福大學讀碩士研究生，學習戲劇表演的管理。畢業后我應斯坦福大學邀請，在戲劇系教了3年書，同時演莎士比亞的戲。但我發現自己并不喜歡教學，不適合做老師。所以，1972年，我決定返回澳大利亞，先是擔任墨爾本話劇院的總經理，后于1976年和大學時代朋友一起創辦了自己的劇院PLAYBOX THEATRE。1978年，我率領澳大利亞戲劇代表團到中國訪問，游歷了中國的大江南北，觀摩了很多演出。1979年，我把福建木偶戲引進澳大利亞，演出非常成功。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便請我安排中國的雜技到澳大利亞演出。由于維多利亞州和江蘇省是友好省，我們便通過朋友引進了南京雜技團，之后是江蘇省京劇院以及湖南雜技團赴澳大利亞演出。更重要的是，在兩國文化部都不看好的情況下，我們不懈努力爭取，讓原來認為培訓對雜技一無所知的澳大利亞演員是白浪費時間的中國文化部和認為讓澳大利亞人學習雜技好比登天之難的澳大利亞文化部答應嘗試，成功引進了南京雜技團的業務骨干，連續幾年培訓澳大利亞的演員學習雜技，每次3個月，稱作南京計劃，成效不俗�，F在，這一培訓計劃已經發展到成立了澳大利亞國家雜技培訓學校。我們還邀請了北京京劇院的專家到澳大利亞培訓學生表演京劇。我想讓澳大利亞演員不但能夠表演京劇，更能夠了解世界上還存在著如此不同的戲劇形式、戲劇語匯、戲劇類別，這對他們的職業生涯會產生深刻的影響。

　　經營了劇院8年之后，由于與中國文化交流活動的屢屢成功，我被派到中國做了6年澳大利亞駐華使館文化參贊，繼續為推動中澳文化交流樂此不疲。在任期間，我曾直接參與支持很多兩國之間文化和演出方面的交流。當時的一個項目就是《蝴蝶》到北京來演出，和今天大家看到的《蝴蝶》是同一個劇本，但是以不同的形式由不同的創作團隊來制作的。在我文化參贊的任期結束之后，我又回到墨爾本經營我的劇院。在擔任澳大利亞文化參贊期間， 我走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除了新疆之外。我看了很多很優秀的傳統戲劇、舞蹈和雜技，我很喜歡中國的傳統戲曲，特別是京劇。我還在1985年為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導演了一臺話劇，是一出澳大利亞的戲，名叫《想入非非》，劇本是中國著名的教授胡文仲先生翻譯的。我很榮幸和魏宗萬先生合作，他是一位非常好的演員。我很慶幸我在中國做文化參贊的時候，澳大利亞大使也不是職業外交官，他是一位經濟學家，非常理解我的想法，我對與我們的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的著迷，使我不斷懷著好奇心去探索，不斷從中國文化中學到新的東西。雖然語言不通，思維方式不同，甚至在合作中爭論不斷，但是我在中澳文化交流的事業中越戰越勇。

　　主持人：在中澳文化交流的努力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甘德瑞：一言難盡啊。澳大利亞政府是小政府，我可以知道做事的管道和著力點在哪里。中國政府太龐大了，人們可能永遠鬧不明白辦事到底該找哪個部門的哪個人。好像所有人都對你說：“不歸我管�！痹谖覔�任文化參贊的期間，趕上我們澳大利亞200周年的慶典，中國政府給澳大利亞人民的慶典禮物是把兩只大熊貓租借給墨爾本動物園。聯系租借大熊貓的事情，是我的責任。整整聯系了3年，每個月我都要去林業部一次，每一次都像是去探險，云里霧里，找不到北。

　　早期最大的困難是中國的表演藝術不被西方人所認可。引進中國的演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還有電影，我最早有印象的中國電影是《黃土地》，在海外很受歡迎，還有田壯壯的《藍風箏》。不少電影在中國是問題電影。如何在西方觀眾歡迎和交流順暢中找平衡，是我要面對的問題。在澳大利亞，藝術是星期六晚上的個人愛好，不太被重視；在中國，藝術的概念更為寬泛，有更廣泛的含義，是嚴肅的事情。還有飲食，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吃光盤子里的食物，在中國的宴請活動菜肴往往太過豐盛，使得吃飯成為一種極大的負擔。

　　主持人：您認為中澳文化交流中，最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分享中國文化應該從何處做起？

　　甘德瑞：最值得做的事情是分享彼此的文化理念。我認為表演藝術對于文化認知非常重要，不一定非要達到多么深的認知，但卻是打開文化認知窗口的很好途徑。電影和電視也非常重要，因為其觀眾人數多，與表演藝術等都是打開了解不同文化的很好方式。中國在海外開辦了很多孔子學院，語言是文化認知的重要工具。通過分享各自的文化理念，可以激發出很多新的文化創意。分享中國必須從學習語言、看電影和看電視以及上網做起。中國的許多表演藝術節目對于澳大利亞人來說太過感傷了，成為一種老套。我們喜歡更自然一些的東西。因此，一些中國藝術家在西方不如在中國受歡迎。這些年有一些高水平的演出，像中央芭蕾舞團的《大紅燈籠》和《牡丹亭》，廣州雜技團的節目，還有中國兒童藝術劇院和澳大利亞合作的《龍之子》，在澳大利亞非常受歡迎。去年，墨爾本國際藝術節和四川樂山歌舞團及新西蘭的藝術家一起，共同打造了一臺以地震為主題的現代舞蹈，反響很好。這臺節目今年9月要去參加新西蘭基督城藝術節。西方的觀眾不大能接受當今中國流行的大型音樂舞蹈的演出，但很多國內的團體和地方政府總是想向澳大利亞派出這類的節目，花費宏大，但很少有觀眾情愿去看，主要是不同的欣賞習慣以及對藝術作品的需求和品味不同。我們希望看到更多現代表演藝術。澳大利亞觀眾更喜歡看到體現當代中國的藝術作品。比如前年我們把孟京輝導演的《戀愛中的犀�！费�請到澳大利亞，參加了3個藝術節，演出了十幾場，非常受歡迎。這出戲講的是當今中國年輕人的故事，澳大利亞人對當代中國更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