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學者就要有一種公共關懷

《逃向蒼天》 雷頤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3年1月 定價：32.00元

　　■核心提示

　　先后當過知青、軍人、工人，然后，趕在1978年恢復高考制度那年考上大學，后來又讀了研究生。既往的經歷讓他在做歷史研究時，并不愿意僅僅以宏大視角進行論述，而是更為注重從小事件、小人物入手。由此，他的學術興趣主要集中在兩端：既會研究“五四”歷程，研究胡適、傅斯年等那批最為精英的知識分子，同時也將目光投向了社會最大眾的人民生活那一端。

　　雷頤很喜歡德國詩人海涅的一句話：“每一個人就是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隨他而生，隨他而滅的。每一塊墓碑下都躺著一部整個世界的歷史�！睂�這句話深有感觸的雷頤在今年春天，出版了一本關注極端年代里小人物命運沉浮的書，這本書取名為《逃向蒼天》。

　　在北京豐臺蒲黃榆附近的一間上島咖啡里，雷頤挑了一個靠窗的位置坐下。這里是咖啡館的禁煙區，他揮揮手告訴記者他不吸煙。話題是由這本新書展開的。

　　他的時間被很多事情塞滿了，第二天就要奔赴四川成都，在一家會所里做一場關于晚清改革的演講。

　　豐富的人生經歷，不僅深深影響了他的歷史研究，也讓他對于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有著敏銳的認識。與沉溺于書齋的學者不同的是，雷頤也在尋找與大眾之間的接口。

　　在他看來，把歷史說給大眾聽，也是歷史研究者的一種使命。近些年來，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寫博客、寫隨筆、在報刊上寫專欄，也開設大眾歷史講座，有人說他就差上《百家講壇》了。他說，他不在意場域的大小，報酬的多少，只在意能不能酣暢淋漓地表達觀點。

　　◎人物名片

　　雷頤，祖籍湖南長沙，1956年生于湖北武漢�，F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當代中國史。主要著作包括《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取靜集》、《時空游走：歷史與現實的對話》、《經典與人文》、《圖中日月》、《薩特》、《被延誤的現代化》、《歷史的進退》、《歷史的裂縫》、《逃向蒼天》等。

　　大時代裹挾中

　　小人物難以主宰自己命運

　　南方日報：將茨威格所寫劇本的名字“逃向蒼天”作為您這本新書的書名，有什么隱喻？

　　雷頤：《逃向蒼天》是茨威格根據托爾斯泰晚年出走的故事所寫的一個劇本。這段“歷史特寫”，深刻揭示了托翁思想的矛盾與內心的劇痛。我比較喜歡這個故事的隱喻，有幾層意思，第一，以中國近代為例，有人說應該告別革命和激進主義，當然“理性”很好，但有時就是不改，革命就很可能爆發，由此帶來的血腥場景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最典型的就是“戊戌維新”，很多人希望清政府改改，但統治者就是不改。這也是無解的。第二，這本書談的是，在大時代的裹挾中，小人物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有的順應它，有的成為推波助瀾者，有的只是為了活下來，最后只能聽天由命。這也就是“宿命”了。

　　南方日報：通俗歷史讀物中有史學家和文學家的著作之分，文學家著作的優點是可讀性強，然多不可信；那你怎么看待自己的這部作品？

　　雷頤：在我看來，這本書就是歷史學的著作。里面的內容都有出處，盡量讓史料本身去發聲去表達，不能有文采不能有渲染。比如里面提到的葉圣陶的例子，只是在陳述事實。葉圣陶在政治裹挾下有自己的難處，在批胡風時，他不得不批，又不能完全違背自己的良心，于是頗費一番苦心地寫到，他看過胡風的文字但不了解，他是讀了一些人的批判文章才認識到胡風有“多壞多壞”。我不能有自己的發揮，而是交給讀者去判斷，讀者做出怎樣的判斷與自己的閱歷有關。前段時間，我接到了很多個歲數比我大的朋友或者讀者的電話，他們說看到葉圣陶那篇太好了，說他們都有相似的經歷。然而，年輕人看了恐怕沒什么感覺，他們不能感同身受。

　　南方日報：這本書中有很接地氣的人物如農民梁書香、初中生何榕森，其他如程賢策、老舍等并非完全意義上的“小人物”。選擇這些人作為個案經過了怎樣的考量？

　　雷頤：當然里面不完全都是小人物，“小人物”是相對而言的。從前寫歷史的，人們寫到近代史往往就會寫李鴻章、袁世凱，寫清王朝；寫到當代史的時候會選擇毛澤東等。而我這本書選擇的人物不是政治性的領導，是凡人。比如樂黛云，雖然她現在作為湯一介的夫人名氣很大，但在當年就是一個剛畢業沒多久的青年教師，是小人物。我在書里主要描述的是這些人在大時代的背景下的思想變化，以及難以主宰自己命運的那種宿命感。

　　“檔案”文獻之外

　　可能還有另一個“歷史”

　　南方日報：您說您以前做歷史研究往往著眼大的規律，后來自1998年起就開始強調“日常生活”的歷史最為重要。這種歷史觀的轉變緣于哪些因素？

　　雷頤：可以說是慢慢的積累，然后突然形成一種很清晰的認識。在這之前，也包括現在我也還在做一些比較大的方面的研究。我曾經是一個下鄉知青，在河南插隊了四年，到了農村才知道農村多苦，這是我的經驗�？晌以�1990年代看到有些青年學者研究一個歷史人物、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或者歷史運動時，往往將某個歷史人物的公開言論，有關事件的宣言、主張、綱領等“文本”信以為真。我覺得這樣很荒誕，然后再仔細一想，曾經我也沒想過這一點。后來我在做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的研究，研究到1953年時注意到，那時中國做了一個戰略性的選擇：為了實行計劃經濟，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然而，這只是從國家視角抽象地談，沒有說政策實行后對農民和普通人的生活產生哪些影響。后來我寫了篇文章整理了思路，認為“日常生活”紛繁復雜，很多方面難以形成“文獻”，而在“檔案”文獻之外，可能還有另一個“歷史”。于是我搜集了很多資料，各種回憶錄。比如梁曉聲就寫了很多關于知青生涯的文字。不過寫來寫去，這段歷史大都是城里人寫的，恰恰那個年代的農民沒有發聲。

　　南方日報：您在書中就寫了一篇文章，是從農民梁書香的故事入手的。

　　雷頤：對。為什么我很注重遼寧農民梁書香寫的回憶錄？我很早就寫過文章說農民沒有歷史，農民自己都不寫。她看了我的文章，就嘗試著寫了一本《難忘歲月》，而且是自費寫的。我把那本書稱作“原生態農民生活史”，雖然寫得很粗糙，但從史學角度看反映出她沒有經過什么加工，比較純粹一些。那是純粹的農民寫出來的。我總是強調讓我遺憾的一點，在歷史話語權力場域中，“農村”是徹底的弱者，甚至可以說“農民無歷史”。只有被記錄下來，發生過的事情、事件才能進入“歷史”，成為“歷史”，沒有記錄，便無“歷史”。

　　南方日報：那您在做小人物的歷史研究時的史料來源有哪些，如何甄別？

　　雷頤：主要是從大量的回憶錄中互相佐證而來。我搜集了很多知青的回憶錄，雖然有的知青的回憶錄透露出了瞧不起農民的心態，但也有知青當上了小隊干部，從不理解、不了解農民到同情、從而開始幫助農民。有的知青在生產隊當了會計，在向上面報賬的時候幫助農民瞞產，這樣農民就可以多分到一些糧食。類似這些史料在回憶錄中都能搜集到。有的時候，經過一定的技巧和史學方法可以作為自己的一個佐證。陳寅恪說過從詩中可以發現史，“以詩證史”，從詩中可以找到蛛絲馬跡，互相映證。

　　南方日報：談到知青文學，您曾經針對知青文學有過一個觀點，將其形容為“拍賣苦難的劫后輝煌者”。

　　雷頤：對。從1979年很是熱鬧的“傷痕文學”一直到現在，城市插隊知青寫了太多太多作品，關于農村，有多少小說？只有一本就是路遙的《人生》。我在下鄉時特別感受到農村青年在當時的條件下在努力改變自己的身份，想成為城里人，但最后很多人都鎩羽而歸，大敗而回。路遙是個農村孩子，他是后來上了大學，是奮斗成功人士，但他理解這一代農村青年，恰恰是路遙寫的高加林的文學形象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回鄉青年的典范。這些故事在歷史教科書上是沒有記載的。

　　“唯文本”閱讀

　　是當前應當警惕的學風之一

　　南方日報：您個人的上山下鄉的經歷，對于您的史學觀產生了什么影響？

　　雷頤：那段生活經驗恰恰能與我所學到的理論相結合。舉個例子，經濟學中有個很熱門理論就是科斯的“制度經濟學”，談的是制度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不僅是純粹的生產方式發生的改變，而是制度層面的變化。這段內容讓我馬上想到我在農村的經歷。

　　在當兵之后、上大學之前，我都曾經回到過此前下鄉的地方，那里的農民最羨慕的是城里人，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城里人一樣天天吃白面，這種狀況多年未變。但在我上了大學的那兩年，正逢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撤銷了人民公社，包產到戶等政策開始推行。在1981年，我很驚訝地發現，當地的農民都吃上了白面。盡管他們的生產工具還是此前的那幾樣東西，但生活水平有了很大變化�！爸贫冉洕鷮W”學起來很復雜，但因為我的親身經歷，我立刻就能聯想到農民生活因為制度改善而發生的變化。它變成了一個很容易消化的概念。

　　南方日報：您剛才同時也提到了一些學者“唯文本”閱讀，您曾強調過這種趨勢愈來愈嚴重，是當前值得重視、應當警惕的“學風”之一。為何感覺這種學風日趨嚴重？能否具體談一談。

　　雷頤：“唯文本”閱讀的學風自古以來就存在，我自身感覺，這種學風從1990年代開始越來越嚴重了。從那時起，我發現國內的一些年輕學者，或者是國外研究中國的學者，在史學研究上只找過去的一些報刊資料、或者是一些文件作為他的立論根據。在我看來，我主張的是要透過文本，看到背后的結果——這才是最重要的

　　南方日報：隨著當下數碼視頻技術的普及，在記錄影像資料方面的情況應該有所改觀。

　　雷頤：時間退回到幾十年前，全國能拍紀錄片的只有類似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這樣的機構，連照相機都很少。而影視資料對于史學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資料。因此我想，會不會過了300年之后，當后人查看一段歷史時，只能找到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拍攝的這些資料。與此同時我意識到，現在數碼視頻技術的普及，終于打破了權力對“歷史影像”書寫的話語壟斷。對此，我曾經專門寫了一篇題為《數碼時代的歷史書寫》的文章，指出以后任何重大社會事件都將會有許許多多不同角度的“記錄”。就連我家附近收廢品的也有攝像功能的手機了。在“手機隨身拍”的時代，如果誰仍想壟斷對重大事件的影像記錄與闡釋，終會感到無可奈何。

　　我希望

　　讀我文章的人越多越好

　　南方日報：有人說你開博客、寫隨筆、在報刊上撰寫評論文章，開設大眾歷史講座，就差上《百家講壇》了。那你有考慮去上類似《百家講壇》的電視欄目嗎？

　　雷頤：如果能讓我完整表達我的觀點，上電視欄目是可以的。平時我做講座比較多，我覺得講座是一種交流，也是對自己歷史觀的一種宣傳，挺好的。公共講壇也是這樣。前兩天我去立人大學(一所基于互聯網的民間“大學”)給他們講課，發現來到這里聽課的年輕人求知欲非常強，這很難得。我覺得學者就要有一種公共關懷。這類場合盡管人數很少、沒有報酬，我恰恰能敞開著講自己的觀點。這才有意義。

　　南方日報：您平時也寫一些專欄，那您對于自己的讀者有哪些期待？

　　雷頤：我希望讀我文章的人越多越好。批評或贊成都無所謂。

　　南方日報：您在寫文章時，會有啟蒙意識嗎？

　　雷頤：有一定的。包括去做講座，如果沒有啟蒙意識的話為什么要去演講呢，開個學術討論會不就完了。

　　南方日報：您在博客和微博上很活躍。遇到言辭激烈的網友的話，您會生氣嗎？

　　雷頤：的確也會有一些人在微博上提出反對意見，我認為這是一種公共交流，是良性的互動。當然也會有人來罵，我也會對此表示反感。不過，我已經基本上不會在意這些問題了，覺得無所謂了，看一看笑一笑而已。如果我說了句事實，有人來罵，那我就知道這句話正好擊中他的要害了。從他罵我，我可以感覺到一個詞：氣急敗壞。這就可以了。

　　南方日報駐京記者 劉長欣 實習生 吳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