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智性”——孫紹振談中國散文與散文詩的“歷史選擇”

　　編者按：

　　中國散文詩研究中心第一屆年會日前在湖州舉辦，孫紹振先生受邀但因故未能出席，他在自己的博客中表示：“除歉意以外，還有一種失去大發狂論機遇的遺憾�！北緢缶痛瞬稍L了孫紹振先生。孫紹振先生是著名的散文家、文學理論家，對于中國當代散文和散文詩緣何在不同的歷史際遇中形成了異樣的風格與追求以及其在當代的發展有著深刻的歷史思考。他認為，當代散文應該是崇尚審智的文體，而非僅僅是抒情的，應從“審美”走向“審智”，與世界文學合流；而中國的散文詩，當務之急，乃是破除散文詩理論和實踐以散文的附庸為務的小家子氣，理直氣壯地發表散文詩之“獨立宣言”，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的歷史傳統，建構中國獨特的散文詩學術范疇。

　　問：孫老，您好！近年您提出了一個觀點，就是要給散文詩正名，您說要用世界的眼光來重新審視中國散文詩，能否具體談談您的這個觀點？答：用世界的眼光來看，散文詩的文體才是正統文體。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就是說，按我們現行的思維慣性，都以為散文是正統文體，而散文詩是散文的附庸。臺灣一位著名詩人、理論家就說過，散文詩，“這是一種非驢非馬、高不成低不就的東西�！碑斎缓髞硭�的觀點也有所改變。這其實就是中國人對散文的不理解，才導致了對散文詩的不理解。

　　散文詩在西方的百科全書里是有正統地位的，相反，在西方的百科全書和文學史里是沒有散文這個體裁的。散文的英文叫“prose”，這不是一種獨立的體裁，而是一種表現方法�；�本上不是用韻文來寫的，它可以是小說，可以是回憶錄，可以是演講，甚至可以是任何一種文體，都可以用散文的方法來寫。所以在西方的百科全書里有heroics，就是史詩，史詩里含有多種韻律的散文，有押韻方式的一種散文，alliterative　prose，還有 non－fictionneilipos——非虛構的散文等，在王佐良教授的《英國散文流變》中，連圣經、達爾文的進化論等等，都在其中�？偠�言之，散文不是一種獨立的文體，而是非韻的文體都可以用的表現方法。獨立的文體叫什么呢？叫隨筆，就是“Essay”，這種文體是一種強調智慧的文體，而不是像我們想象的抒情的、敘事的文體，你去看看權威的培根的散文，蒙田的散文，當代羅蘭·巴特等許多西方被我們稱為散文的東西，都是非常講求智慧的隨筆。

　　問：那么散文和散文詩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為什么會形成后來這樣的特征和地位呢？

　　答：我們中國的傳統散文，從孔子、司馬遷再到“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我們的“桐城派”，散文都不僅僅是抒情敘事的，抒情敘事的散文，只是散文中的一部分，是一個小小的部分。抒情、敘事的散文成為一種流派的時候，那是到了晚明時期的公安派、竟陵派。后來，在五四時期，提出了反對桐城派，因為桐城派是正統的，文以載道的，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是受到抨擊的，那時候強調個性解放，因而就上溯到了300多年前已經衰敗了的這個流派——公安派、竟陵派來作為散文的正統，于是，把散文規范為抒情的和敘事的，這是周作人提倡的。

　　周作人要提倡一種文學性散文，但這是在中國和西方都沒有現成的文體。這一點和小說、詩歌，是很不相同的。周作人自己在《美文》中，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后來被我們稱為散文的，在他那個時候的“國語文學里，還不曾見有這類的文章�！睘檫@個世界上最年輕的，甚至可以還沒有成型的文學體裁確立一個規矩(或者規范)，氣魄是很大的，也是很冒險的，留下偏頗甚至混亂，也許不可避免。

　　而實際上抒情、敘事的文體在西方百科全書中叫做散文詩，“prosepoem”，波多萊爾、屠格涅夫的作品就是散文詩。所以，如果用世界文學史和古代中國文學史的眼光來看，正規的散文詩，它是一個獨立的文體，它并不是散文的一個附庸。到了現代，中國散文詩的經典，比如說，魯迅的《野草》，表面上是抒情的，實際上它和《朝花夕拾》是不一樣的，里面充滿了人生的智慧和生命的哲學，這才是散文詩。

　　所以我認為，目前為止，我們中國的散文和散文詩所走的路，都是非常狹窄的路，講一些風花雪月、人生小感悟，這是離開了深邃的思想，心靈的宇宙，而把自己關在了一個小籠子里。

　　問：所以您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中國的散文詩要有自己的獨立宣言”，這個“獨立宣言”是指什么呢？

　　答：我提出中國的散文詩要有獨立宣言，就是要擺脫所謂的抒情、敘事，特別是擺脫僅僅是抒情的，散文詩里面應該有很深邃的哲理、象征，人生的反思，生命的感悟與深刻的自我解剖，它不能夠只是一種頌歌、贊美和美化，比如，魯迅寫的散文詩《過客》，是生命的過客，也有充滿著戰斗精神、孤獨而絕望地反抗著的戰士形象，是革命者，更是魯迅本人，有著非常深刻的，甚至很悲觀的自我解剖。

　　我認為，應該走魯迅的散文詩的道路。如果是那樣的話，它就應該和《朝花夕拾》不一樣的。但是我們的散文詩的理論現在這方面有一點盲目性，都擠到一個小胡同里去了，應該回到魯迅的廣闊天地中去，你看波特萊爾、屠格涅夫的散文詩，所涉及的面都非常廣闊。

　　我們現在的散文詩，中心是詩，我覺得這是自我束縛、畫地為牢，應該倒過來，詩散文——帶著詩性的散文。詩性可以有兩個意思：一個是今天寫的抒情詩的詩，另一個就是在西方的語言里，包括俄國語言里的“詩學”的詩，這個詩，則包括詩歌、小說、電影等等一切文學藝術，這叫詩學。詩學的詩所指的面比較廣闊，特別是它的智慧、智性、哲理，人生的自我解剖，生命的感悟和終極關懷等。所以，你像羅蘭·巴特寫的《埃菲爾鐵塔》，沒有任何抒情，通篇寫的就是“偉大的無用”，非常哲理化。我認為我們散文詩的整個觀念是非常狹窄的，需要做一點解放。

　　問：您這樣說過，新中國成立后，和詩歌、小說追隨世界文學流派的更迭形成對照，散文落伍于詩歌小說的“審智”潮流長達數十年，甚至在新時期還徘徊十年以上，才作出調整，追趕上了從審美到審智的歷史潮流。您能談談這其中經歷了怎樣的過程嗎？

　　答：“中國散文和散文詩這兩個概念都比較狹窄。我們縱觀中國2000多年的散文歷史，它不僅僅是公安派、竟陵派中主張的“性靈”，這只是小小的支流，余光中就批評過周作人，把中國的散文傳統的正宗僅僅歸結為公安派、竟陵派的“三袁”、鐘惺、譚元春這樣的人，是很狹隘的，他說“認定散文的正宗是晚明小品，卻忘卻了中國散文的至境還有韓潮澎湃，蘇海茫茫，忘了更早，還有莊子的超逸、孟子的擔當、司馬遷的跌宕恣肆�！薄绊n潮澎湃，蘇海茫�！�，就是指韓愈、蘇東坡，那么我也還要加一句，還忘掉了孔子！比如《子路公西華、冉有侍坐》那樣的，我認為中國最早的《尚書》就是散文，因為《尚書》許多“首長講話”，如《盤庚》《多士》與西方早期的散文——演說，古希臘、古羅馬的演說和對話等散文的源頭是一樣的。

　　在余光中先生看來，周作人所確定的現代散文規范，其實就是抒情“小品”，而大海似的中國古典散文則是智性的“大品”。其實，就是西方的隨筆，不管是蒙田的、還是培根的都不僅僅是小品，而且有相當多的“大品”，羅梭的《瓦爾登湖》，不但是篇幅上，而且在情思和哲理的恢宏，是小家子氣的小品所望塵莫及的。

　　周作人把中國的古典現代散文定位為抒情敘事，他在理論上忽略了一點，只講抒情敘事，忘掉了散文的智性，即智慧的含量，情感離開了智慧很可能變得膚淺。以至于后來產生兩個極端：一個極端就是，過分強調敘事的報告文學代替了散文。上世紀30年代，報告文學可以直接參加社會批評，像夏衍的《包身工》等；到了40年代，散文幾乎就變成了真正的報告文學；到了50年代，最好的散文差不多都是敘事的，類似報告文學，像魏巍、巴金的朝鮮通訊。但是，散文“沒有”了，變成了實用文體，通訊報告的附庸。

　　“百花齊放”提出以后，散文開始解放，散文有了自己的地位，可是又產生了另外一個極端：楊朔在他的《東風第一枝》的《跋》里提出：把散文都當做詩來寫。這個說法一出，迅速風行天下，成為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散文的藝術綱領。要知道詩和散文是兩種基本文體，好像人有男人和女人一樣，混淆性別造成了混亂。散文剛剛從實用文體里解放出來，又被關進了詩的牢籠。

　　散文應該是智性的，這個智性和西方的隨筆所追求的是一樣的，從這個意義講，魯迅的“雜文”是最標準的散文�？墒怯捎谥茏魅税焉⑽亩�義為敘事與抒情的文體，魯迅的散文在當時就不能叫做散文，所以就給它一個名字，叫“雜文”。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雜文”的文體，而且在文學史上占據了那么高的地位，所以這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如果從孔子到司馬遷，到先秦諸子，再到后來的桐城派，與這樣的散文歷史聯系起來看，魯迅的“雜文”有那么多的政論、那么多的社會文明批評，干嘛要叫做“雜文”呢？它就是散文嘛！在這一點上，我的觀點，和很多散文史家的看法有所不同。

　　問：那么今天中國散文的整體狀況如何？在“智性”這一點上又呈現了怎樣的新態勢？

　　答：時至今天，散文是從楊朔模式里出來了，可是散文詩卻還有很多人在“楊朔模式”里沒有“跑出來”。但是后來“跑出來”一個人，這個人的作品可能受到過很多爭議，但是他對散文做出了一個不可忽視的貢獻，那就是，把智慧和對歷史、文化、人格的批判又寫到散文中去了，而不僅僅是抒情。原來散文被周作人搞成明人小品，所以散文也是小品文，這個思想境界就比較小，將散文的智性和抒情再次結合起來的這個人，就是余秋雨。

　　原本中國的散文是“大品”，原本中國的散文思想是非常是宏大的、龐大的，但是五四時期變成了“小品”，周作人，他強調個性解放，將散文從“載道”的文體中解放出來，但是他把散文又關進了抒情敘事的籠子里，余秋雨最大的貢獻，就是恢復了散文的大品地位，我覺得他的最高代表作是《一個王朝的背影》，寫熱河避暑山莊和頤和園，通過這兩處皇家園林寫出了清朝300年的歷史和文化人格的強悍和衰退，這么宏大的氣魄，所以他對散文的貢獻是歷史性的。

　　盡管為數不少的人，對他的人和文是有質疑的，但是歷史過去后，人們會很公平地評價他對散文的貢獻。當然，余秋雨沒有完全廢除抒情，他不過是把智慧和激情結合了起來。如果從西方的隨筆追求智慧這一點來看，也有人批評余秋雨“濫情”，也就是抒情過度，那么完全把“濫情”這樣一個傾向“擠干凈”的，就是另外的一個散文家——南帆。南帆的散文非常冷靜，一點也不抒情，后來他的《辛亥年的槍聲》獲得了魯迅文學獎，他不但恢復了，而且拓展了散文的“智性”、思想和對歷史的思考，這個時候我們再看，中國的散文和西方的隨筆在“智性”這一點上合流了。在這樣的時刻，我看到還有不少散文詩還滿足于抒情敘事，還缺乏生命的哲學思考終極關懷，還停留在天真爛漫的美化和詩化的層次，以為散文詩就只能是這個樣子。這使我感到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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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紹振先生，1936年出生，1960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福建師大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福建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改革開放之初，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引起轟動和爭議，現已成為當代文學史的重要歷史文獻。孫紹振在學術上有獨創的系統性，在散文理論方面，他提出了“審美、審丑、審智”的散文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