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劇趙冬苓：甄嬛對我寫好九兒影響很大

　知識青年陳志(辛柏青飾)被許諾說，如果娶了村支書的女兒翠花(陳小藝飾)，就能有辦法去上大學。

趙冬苓

　　大學生葉秀蘿(曾黎飾)喜歡的是同學陳志，后來因為“報恩”，與班黨支書馬慶升(馮遠征飾)結婚了。

　　北京衛視獨播的《我的父親母親》近期在一片古裝雷劇中突出重圍、獲得收視佳績，本周將迎來大結局，同時，由鄭曉龍執導的電視劇版《紅高粱》也在近期啟動，而這兩部受人關注的大戲，編劇都是趙冬苓。

　　在業界，趙冬苓被視為一位“快準好”的資深編劇，在接受新京報專訪時，她闡述了自己的獨特創作視角：在《我的父親母親》中，她明確拒絕了“大團圓”結局；改編《紅高粱》時，她會去借鑒《甄嬛傳》。她說，如今自己在不斷研究市場、學習年輕編劇，“對觀眾的考慮會越來越多”。

　　離婚反映的是社會的進步

　　《我的父親母親》講述了知青歲月的婚姻，農村姑娘翠花愛上知識青年陳志，磕磕碰碰三十年，最終還是以離婚收場。趙冬苓說，在她那一輩、甚至她父母那一輩人里，這種“錯位婚姻”非常多，“很多人因為一個死亡的婚姻毀掉了自己的一生”。

　　新京報：有人評論說，翠花喜歡陳志是因為熱愛知識，而不是真心喜歡他。

　　趙冬苓：我同意。翠花對陳志的愛，是出于對知識和文明的追求。我下過鄉，我們去農村時，農村青年都會用崇拜的目光看我們，模仿我們的衣著、生活習慣。

　　一般說來，女知青不大會成為農村青年選擇的目標，他們會覺得女知青不會過日子，而對農村女孩來說，選擇了一個城里來的男青年，就是選擇了另一種生活方式。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她們都是知識青年的犧牲品。

　　新京報：這里面有沒有你的個人生活故事？

　　趙冬苓：我本身下過兩年鄉，我先生就是從農村出來的，所以這種婚姻生活中常會出現的矛盾、問題，我自己都有親身經歷，很多時候不由自主就會流露到筆下來。

　　新京報：劇中兩人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為什么還是以離婚收場？

　　趙冬苓：很多電視劇無論怎么鬧最后都是復合，我覺得這是對人性的泯滅和壓抑。劇中最后兩人離婚，反映的是一種社會的進步。這部戲有很明確的社會背景，從“文革”結束一直講到改革開放，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社會中的人也在不斷成長、不斷得到解放。

　　新京報：不擔心這種相對殘酷的結局會招來觀眾批評？

　　趙冬苓：當時有一位專家建議我改成大團圓結局，我很明確地拒絕了。這部戲中的離婚寫得并不殘酷，簡直像一場“歡樂頌”，比他倆當年結婚還要熱鬧、情緒還要好。那場戲是在慶祝人的解放，每個人都自由了，蠻好的。

　　我和莫言的看法相當一致

　　鄭曉龍執導的劇版《紅高粱》即將開拍，編劇卻由莫言女兒管笑笑換作了趙冬苓。趙冬苓說，這算是“被裹挾上陣的”，如果做得不好，可能半生的功名都砸了。劇中趙冬苓投射了自己的理念，重新塑造了一個叫朱豪三的官員，而為了兼顧南方觀眾，她還把荒涼場景改到了宅院里。

　　新京報：此前有報道說你覺得山東高密的人“很特別”，主要是特別在哪兒？

　　趙冬苓：這可能是媒體的誤讀，我不記得說過。倒是和莫言先生見面時，討論過高密的“土匪”文化。高密地處齊魯文化交匯之地，當年地廣人稀，土匪橫行，民風比較剽悍。

　　在劇版《紅高粱》里，我們會寫不同類型的土匪，他們的為人處世原則以及如何走上這條路的。

　　新京報：莫言對劇本創作給過意見嗎？

　　趙冬苓：他很大度，給了我充分的創作空間。我很高興地發現，盡管和他交流前我已經完成了全部大綱，但在許多重大看法上，我和他相當一致。比如，著重寫人的個性、土匪文化，著重寫那個時代的中國鄉土社會，抗戰只作為大的背景等等。

　　新京報：鄭曉龍的意見呢？

　　趙冬苓：我們對劇本的看法比較一致。實際上，我從鄭導拍攝的《甄嬛傳》里學到了不少東西，它對我寫好九兒這一人物有很大影響。

　　新京報：和電影版相比，劇中有不同的人物嗎？

　　趙冬苓：曹夢九只是小說里的次要人物，劇版里以他為原型人物之一，塑造了一個新的人物叫朱豪三，他的分量會大大加強，和余占鰲、九兒基本上三足鼎立。

　　我們的劇本格局很大，更大的背景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到抗戰時期的中國，朱豪三作為那個時代的一個基層官員，在劇中就有了很大的作用。他代表了那個時候的政治力量和執政理念。我相信他會是劇中最有光彩的人物之一。

　　新京報：《紅高粱》的環境背景，對南方觀眾來說會不會比較生疏？

　　趙冬苓：我動了不少腦筋。比如，把九兒從電影中的那種荒涼之地移到了宅院里，并在宅院里給她設計了復雜的人物關系。

　　商業對戰藝術，傻瓜才考第一

　　按計劃，《紅高粱》將于10月在高密開機，留給編劇的時間非常短，這從一個角度印證了趙冬苓“快槍手”的名號。趙冬苓的另一身份是人大代表，她自言是“一個對社會問題感興趣的作家”，在保護編劇權益和稅收立法權方面，她也提出了提案。

　　新京報：據說你是編劇界的“快槍手”？

　　趙冬苓：一直到現在，我每寫一部作品都會去采訪、去深入了解，寫《紅高粱》時我也去了高密。但《我的父親母親》是我唯一沒做采訪的戲，我對這種獨特婚姻生活的觀察和積累已經有幾十年了。

　　新京報：你對作品的商業性會有什么權衡嗎？

　　趙冬苓：我現在不斷地向市場、向年輕編劇學習，對于觀眾的考慮會越來越多。迎合市場和藝術創作本身是一對矛盾，但并不是不可調和的，我一直在艱難地尋找平衡點。

　　我經常用林語堂先生的一句話自嘲：“傻瓜才考第一”，就是說，我不會去爭收視第一，但還是希望收視排名能比較靠前。我會放棄一部分觀眾，但會想辦法留住另一大部分觀眾�！暗檬Т缧闹�”，創作中需要慢慢摸索和把握。

　　新京報：對于國內編劇的地位問題，現在你怎么看？

　　趙冬苓：我一直在表達一個觀點：編劇權益的維護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在影視圈里，編劇不在食物鏈的最下一層。編劇本身也要努力，編劇最重要的資本就是作品，當你用作品打開天地時，你會發現你是不可戰勝的。

　　■ 人物名片

　　趙冬苓

　　編劇。山東省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山東影視劇制作中心影視創作部主任。1987年進入山東影視制作中心。曾以電影《上學路上》獲金雞獎最佳編劇獎，以電視劇《沂蒙》獲飛天獎最佳編劇獎。代表作包括《孔繁森》《葉落長安》《母親，母親》等。

　　■ “錯位婚姻”

　　在《我的父親母親》里，兩段婚姻及四個人物交錯的情感是劇情主線。趙冬苓向記者表示，自己在創作時對陳志充滿了同情，“這個人的人性是非常好的，他想努力維持住這個家，想湊合著過，幫助翠花進步，甚至為了翠花放棄城里的工作到農村。他在很多時候都很無奈，這種精神上的孤掌難鳴，得不到慰藉、在家庭當中得不到呼應，是很痛苦的。他是一個很孤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