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化往往是“高處相逢”—— 李懷宇談旅美學人張充和等

　　張充和習字 2009年 譚琳 攝張充和(Ch’ung-ho Chang Frankel)，祖籍合肥，1913年生于上海，民國重慶、昆明時代著名的“張家四姊妹”之一，2013年5月17日在美國家中度過百歲生日。早歲師從朱謨欽學古文及書法。十六歲從沈傳芷、張傳芳、李榮忻等學昆曲。1934年以數學零分、國文滿分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箲鸨�發，轉往重慶，研究古樂及昆曲曲譜，并從沈尹默習書法。勝利后，于北大講教授昆曲及書法。1948年結縭漢學家傅漢思(Hans H. Frankel，季羨林北平時期的好友)。1949年移居美國，在耶魯大學教授書法二十多載，并于家中傳薪昆曲，得繼清芬。

　　編者按：

　　不久前，楊絳先生度過102歲生日，而被稱為“民國最后的才女”和“最后的閨秀”的旅美學人張充和先生也在早前度過百歲生日。

　　上個世紀的中國，歷經一波波戰火的蹂躪與政治的動蕩，許多華人被迫遠渡重洋，在異鄉找尋避風港。不少華人精英在美國落腳。他們之中不乏舉國聞名的學者、權傾一時的政客，以及名門世家的子弟和初出茅廬的學子。因緣際會下，他們打破階級的藩籬，譜出一段段患難中的情誼，也共同在他鄉為自己留下歷史的告白，在異國的土壤播撒故國文化的種子。

　　張充和就是其中的代表�！都覈�萬里》的作者李懷宇和《天涯晚笛》的作者蘇煒走訪張充和，在他們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到張充和評點過往的風云人物、雅事趣談，看到旅美學人的耕耘之路。

　　羊城晚報記者 何晶 實習生 江雪文 鄭娟

　　一、以“知人論世”為標準選取訪問對象

　　羊城晚報：如何確定這12位旅美學人作為訪問對象的？是否有你的標準？

　　李懷宇：以前讀過其中多位先生的書，像余英時先生、張灝先生、唐德剛先生、夏志清先生、王鼎鈞先生、董鼎山先生的一些書，我看得比較熟，心生向往。在中國采訪一些老先生時，常常會聊到海外的幾位學人，讓我有更強烈的心愿：希望能面對面地采訪他們。于是就到處找他們的書來看，書中常會談到一些師友，由此看見的世界就越來越大。在訪問過程中，也有一些驚喜，像巫寧坤先生，我到美國以前沒有看過他的書，到了余英時先生家，余先生送了巫先生的《一滴淚》，我帶在火車上看，深為巫先生的故事感動，幾欲落淚。到了哈佛大學，我決定訪問巫寧坤先生，一問余英時先生，原來巫先生住在華盛頓，再問我在華盛頓的朋友譚加東，原來他們是忘年交。真應了一句西諺：世界真小。我的想法比較簡單，都是比較欣賞的先生，看了他們的東西，就想見見他們的人，了解他們的心史，更深一層是理解他們所處的時代。孟子關于“知人論世”的名言也許可以作為標準。

　　羊城晚報：書名《家國萬里》，這個名字背后的感情和深意是什么？

　　李懷宇：這本書2012年在臺北先出繁體版，書名《知人論世》，中華書局出版簡體版時才改名《家國萬里》，兩個書名都是編輯想的，我都喜歡。如果要談背后的感情，自序里有一段話可以代表我的想法：“中國古來有‘適彼樂土’的憧憬，也有‘鄉關何處’的惆悵；愛因斯坦曾題簽‘為彼此的鄉愁’的肺腑之言，薩義德更寫出‘格格不入’的切膚之痛�！毕駩垡蛩固购退_義德都是移居美國，想必也有“家國萬里”之思。這里面包含著很復雜的情感，現在我倒相信：不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二、張充和憶沈從文趣事

　　羊城晚報：采訪張充和的情形是怎樣的？那次采訪她給你留下怎樣的印象？

　　李懷宇：張充和女士家里很素雅，談話也很平實。但我的書法和古琴的修養都不夠，沒有多向她請教這方面的學問。那次采訪就像聊家常，張充和女士偶爾給我看家藏的書畫，讓我感覺像在自己家里一樣自在。那天中午，張充和邀我共進午餐，桌上的幾道中國菜是早就訂好從外送來的，這是我到美國后第一次吃到地道的中國菜。張充和吃得不多，我則大快朵頤。問起前一天孫康宜在耶魯大學的著名餐館Mory’s 請客的情景，張充和說：“當年沈從文到美國來，人家請客，他不懂外國規矩，說：‘不用客氣，點三四道菜就可以了�！�其實，西方用餐，主菜式就是一盤，也可以說是一道。所以我們后來常拿這事當笑話說�！�

　　羊城晚報：這些學人之間的來往多嗎？有沒有些有趣的事？比如唐德剛、夏志清、董鼎山被稱為“紐約三老”，是誰給封的？旅居海外的共同經驗讓他們更容易親近，更有感情？

　　李懷宇：這些學人之間來往甚多。我記得在張充和女士家相談甚歡，張充和笑道：“我給英時打個電話，讓他知道我們談得很開心�！庇嘤�時與張充和關系很深，有一次，張充和說：“你看，我多么玩物喪志�！庇嘤�時即刻說：“你即使不玩物，也沒有什么‘志’��！”張充和與孫康宜同在耶魯，我采訪夏志清，則是孫康宜介紹的。夏志清和唐德剛是“斗嘴”的老友，當年夏志清結婚時，曾對唐德剛說“下次結婚再到這地來”�！凹~約三老”之說，大概是紐約晚輩朋友對他們的尊稱。

　　這些學人有深交，可能跟學術思想上的心心相印有關，比如余英時與張灝在哈佛大學讀博士時就成為好友，在學術上切磋超過半個世紀。唐德剛與夏志清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時常常交流，尤其是關于《紅樓夢》的研究，后來兩人還寫過論戰文章。林同奇六十歲以后到哈佛大學潛心研究史華慈的思想，而張灝是史華慈的學生，余英時與史華慈在哈佛大學是同事，因此林同奇與張灝、余英時在學術研究上不時交流，這是“以文會友”。

　　羊城晚報：董鼎山先生寫：“書中所述名家多數不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的產物。余英時、張灝、唐德剛、夏志清、巫寧坤等以及區區的我，都是二次大戰結束后首批或第二批前來美國留學的青年。一晃兒，60余年的時光過去了，許多都在學術界成名�！蹦阏J為海外經歷給他們做學問提供了怎樣不同于大陸學人的視野和視角？他們為學界提供了怎樣不同的貢獻？

　　李懷宇：美國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可以使學人比較從容地讀書、研究。而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名校具有深厚的學術資源，圖書館藏書豐富，國際學術交流通暢，這也是學術研究很重要的外在條件。余英時先生研究中國思想史，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張灝先生提出的“幽暗意識”，是受到西方宗教思想的啟發。唐德剛先生的口述歷史，顯然是受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的影響。夏志清先生先有英美文學的訓練，再寫《中國現代小說史》，常常獨具慧眼，因此能讓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這些一度為文學史遺忘的人物重見天光。

　　三、“世界知識公民”無時不在思考中國命運

　　羊城晚報：你覺得這12個人能大體呈現旅美名家的整體面向嗎？他們身上是否有某種共通的精神氣質？

　　李懷宇：每個人各有各的精彩。如果要說共通的精神氣質，我的印象是，他們談吐舉止淡定、從容、優雅，也許可以說是東方“儒者”與西方“紳士”的結合體。蒼松翠柏在低處是不碰到一起的，要彼此長得很高，樹葉就在高處相逢了。東西方高境界的文化往往是“高處相逢”。

　　羊城晚報：你訪問的學者都是爺爺輩的長者，他們在美國寂寞嗎？談到祖國時是怎樣的感情？跟他們談天時，給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李懷宇：美國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尤其是對老年人而言。他們充滿了“中國情懷”，對早年生活念念不忘，對中國前途時時關心。這種關心已經超越了政治與組織的藩籬，“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國”或“無處非中”的心聲很值得深思。我最深的感受是，這些先生即使是“世界知識公民”，也無時不在思考中國的命運，無不祈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