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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燁:寫作脫不開時代和歷史

    http://www.jchcpp.cn 2013年07月23日10:40 來源:北京晨報 周懷宗

    被遺忘的新時期

      張賢亮是新時期影響大、受爭議的作家,他是勇闖“文學禁區”的先行者,他風格多變的文字,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他對“文革”的描寫與反思,他對“改革開放”的深層剖析等,都曾引起無數的爭議和討論。他的代表作《靈與肉》、《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也都曾風靡一時,成為當代文學中不可忽視的力量。曾經被認為是中國作家中離諾獎最近的作家。

      近日,張賢亮的十卷本文集正式出版,這套由張賢亮本人題名的《張賢亮作品典藏》,基本涵蓋了張賢亮自1979年重新執筆以來,所創作的全部小說代表作和相當一部分散文作品。

      從上世紀70年代末至今,30多年后的今天,當年曾經風靡天下的作品和作家們,似乎已經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張賢亮、蔣子龍、韓少功……他們的名字已經不再為年輕人所熟悉,著名文學評論家白燁說:“今天的文學,更多傾向于輕松化的閱讀,當年新時期文學時代那種沉重的思考、嚴肅的寫作漸漸不再流行。這不是文學的原因,而是我們的社會生活發生了變化!

      重溫新時期的經典

      新時期文學留下了很多經典,也為后來的文學提供了許多基礎性的東西,比如知青文學、反右文學等,他們對當時社會生活的觀察和反思,是值得我們反復回味的。

      北京晨報:《張賢亮作品典藏》最近出版,但是這位曾經影響力極大的作家,在年輕人中間似乎并不是很受關注。

      白燁:張賢亮是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最知名的作家之一,和他同時代的作家們還有很多,蔣子龍、盧新華、劉心武、王蒙、柯云路、韓少功等,今天的年輕人大多已經不太了解他們了。這其中的原因,跟文學關系不大,更多的是時代變了,社會文化生活的形態變了。在新的社會文化生活環境中,傳統的經典文學被遮蔽、被掩蓋、甚至慢慢被遺忘。

      北京晨報:那么今天出版那個時代的文學經典,是否有助于喚回人們的文學記憶呢?

      白燁:新時期文學留下了很多經典,也為后來的文學提供了許多基礎性的東西,比如知青文學、反右文學等,他們對當時社會生活的觀察和反思,是值得我們反復回味的。因此,我覺得再重新出版那個時代的作品,也等于是在重溫經典,讓后來人多少有點兒了解,這是好事。不過值得擔憂的是,在今天的環境中,到底會引起多少人的關注,要打個問號。我想那些作品所對應的讀者,更多會是中老年人,年輕人會不會喜歡,很有疑問。

      一個時代的群體像

      新時期文學流派的繁榮,文學論證的積極,和當時改革生活相互影響,不僅接續上了“文革”中斷的文學傳承,甚至遠遠超過了“文革”之前的“十七年文學”,即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前的文學。

      北京晨報:新時期文學,這個名字如何得來?

      白燁:新時期是一個和社會生活相關的概念。上世紀70年代粉碎“四人幫”之后,社會生活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后來這個概念被引入到文學之中,用來描述那個文學復蘇和高速發展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文學就被稱為“新時期文學”,也有叫“70年代末到80年代文學”的。70年代后期,文學中批判當時代的社會錯誤比較多,到80年代,文學迎來了新的大發展,所以,這個時代的文學,如果把它稱作80年代文學的話,可能會更加明了。

      北京晨報:新時期文學有什么重要的特征?

      白燁:當時的文學,整體上講,和社會生活的關系非常密切,當時出現了許多流派,比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朦朧詩、先鋒文學、改革文學等,各個流派都出現了許多知名的作家,比如傷痕文學的盧新華、劉心武,反思文學的王蒙,改革文學的柯云路、蔣子龍。朦朧詩的代表北島、舒婷以及尋根文學的韓少功等,文學在短時間內出現了極大的豐富性。此外,文學與人心人道、與現實生活的論證也是當時非常重要的現象。這種文學流派的繁榮,文學論證的積極,和當時改革生活相互影響,不僅接續上了“文革”中斷的文學傳承,甚至遠遠超過了“文革”之前的“十七年文學”,即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前的文學。所以說,新時期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中承上啟下、再創輝煌的一個時代。

    白燁:寫作脫不開時代和歷史

         白燁: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代表作:《文學觀念的新變》、《文學新潮與文學新人》、《批評的風采》、《文學論爭20年》等。

      文學形態隨時代改變

      不能說文學變了,而是時代變了,社會生活的重心變了,以前以政治為中心的生活逐漸褪色,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重,文學必然也會跟著變化。

      北京晨報:不少評論說新時期文學后來凋零了,是否如此?

      白燁:也不能說是凋零,實際上是社會生活發生了變化,文學也因此發生了變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后,經濟生活成了社會生活的中心,個人化、甚至是市場化的寫作逐漸代替了集體性的寫作。文學不再是一種群體性、思潮性的創作。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是一個思潮接一個思潮,每一個思潮中,總會出現大量的作品和作家,這其實就是一種集體性或者群體性的寫作,但是到了上世紀90年代之后,文學逐漸轉向了個人化、個性化的創作,這個時代的小說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再加上70后作家的崛起,文學的形態也就逐漸變化了。

      北京晨報:文學有了新的形態?

      白燁:是的。不能說文學變了,而是時代變了,社會生活的重心變了,以前以政治為中心的生活逐漸褪色,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重,文學必然也會跟著變化。

      每個人都和歷史息息相關

      現在許多年輕的寫作者,不關注歷史和社會,甚至認為自己和歷史無關。他們不知道,其實每一個人的命運,都是和社會、和歷史息息相關,都是整個社會和時代的脈絡的一部分。

      北京晨報:對于今天來說,重讀新時期文學,最重要的價值是什么?

      白燁:新時期文學,反映的是那一代人對于歷史的反思,對于現實的思考,整個那個時代的寫作中,幾乎沒有什么純粹的個人命運的描述,因為個人的命運都是和整個社會糾結、聯系在一起,每個人的命運都在社會的大潮中起伏跌宕。今天的寫作中,關于歷史、關于社會的色彩在逐漸變淡,描寫個人的悲歡離合的作品更多,尤其是年輕的作家,不大喜歡寫歷史,也不大習慣于把個人放在歷史中去衡量?赡苓有許多年輕的寫作者,干脆不關注歷史和社會,甚至會認為自己和歷史無關,把個人的命運和歷史、時代疏離開來。他們不知道,其實每一個人的命運,都是和社會、和歷史息息相關,都是整個社會和時代的脈絡的一部分。

      北京晨報:這種疏離在文學領域中看來是否不當?

      白燁:寫作是個人的事情,但文學脫不開時代和歷史的環境,這兩者之間應該有一種相互的關系和平衡,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可能過于強調社會對個人的影響。今天的文學,卻又走上了另外一個極端,完全不關注歷史和現實,這也是不太合適的。

      文學與現實的距離

      上世紀90年代以后,社會文化生活越來越豐富,這就使得文學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比重下降,給人一種文學沒落、文學邊緣化的感覺。

      北京晨報:新時期文學之后,一直有文學沒落、文學邊緣化的觀點。

      白燁:要跟上世紀80年代比,文學確實在邊緣化。那個時代,文學對于社會的影響極大,因為文學在社會生活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重。新時期文學之后,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比重確實開始下降,這是沒有疑問的事實。

      北京晨報:為什么比重會下降?

      白燁: 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社會文化生活相對單調,文學成為最主要的文化生活的載體,因此使得文學不僅承擔了文學本身的功能,還承擔了許多文學之外的功能,比如說新聞、娛樂的功能等。上世紀90年代以后,社會文化生活越來越豐富,電視、電影、網絡等各種媒介越來越發達,這使得文學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比重下降,給人一種文學沒落、文學邊緣化的感覺。但事實并非如此,剝離了文學之外的社會功能,使文學變得更加純粹,也更容易去完成文學本身的功能。

      如何從邊緣到繁榮

      今天的文學前所未有的繁榮,不論是從作品的數量、文學的類型、創作者群體等方面來說,都是如此。

      北京晨報:那么今天的文學是否難以再現當年的輝煌呢?

      白燁:每個時代的文學都只屬于那個時代,重現當年的繁榮也沒有意義,過去那種群體性的、一個潮流接著一個潮流的現象,本身也很難再重現。今天的文學,是多樣化的,不同的類型同時存在,各自發展又互相聯系。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今天的文學前所未有地繁榮,不論是從作品的數量、文學的類型、創作者群體等方面來說,都是如此。

      北京晨報:不少人認為今天的文學太過自我,對社會現實的觀照已經很少,您怎么看?

      白燁:今天的文學是多樣的,沒有一個整體的文學潮流,可能有些作品離現實很遠,但有些作品仍舊和現實緊密聯系。如果說真的有什么問題,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多樣化之下的主次不分,良莠不齊,這反而更值得關注。

      北京晨報:那么怎樣改變這種狀況呢?

      白燁:這其實和社會生活的形態相關,比如新聞、網絡等造成的快速化閱讀,乃是經濟文化全球化等因素的影響。文學本身的領域中,可以通過文學評論、文學教育等逐漸扭轉,但文學之外的因素,還是要依靠綜合手段,才有可能使得文學重新在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晨報記者 周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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