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翻譯家柳鳴九：我從事的是“擺渡”和“搬運”的工作

柳鳴九在一位讀者粉絲要求他簽名留念的部分作品旁留影。

　　夏日的一個上午，在北京東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棟住宅樓中，記者敲開貼著“年老多病，謝絕來訪”告示的一扇房門，被譽為“薩特研究第一人”、著作等身并創造了多個“第一”，集文學史學者、理論批評家、翻譯家、散文家于一身的柳鳴九先生，樸實無華地出現在記者面前。

　　他已八十高齡，滿頭華發，須眉皆白，但臉色紅潤，精神矍鑠，思維敏捷。進入十多平方米的書房，還是30多年前入住時的老樣子，水泥地顯得并不光整，原本白色的粉墻因為歲月流逝而變得灰暗，房間里甚為整潔，擺設卻近乎簡陋，能構成一道“風景”的，僅有并排而立的兩個大書柜，其中陳列著他撰寫、翻譯、編選、主編的三四百本書，展示出他豐富多彩的人生。

　　就在這仿佛能感受到歲月慢慢流淌的書房，柳鳴九先生引領著記者，進入他一生鐘愛的浩如煙海的法國文學世界，以及他自嘲為“相當無趣”但自得其樂的生活。

　　從文學理論轉向法國文學研究

　　記者：您1953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畢業后，到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室工作。當年您為什么會走上法國文學之路？在大學期間，有什么印象特別深刻的事嗎？

　　柳鳴九：我不是書香門第出身，沒有半點家學淵源，我的父親是一個廚師，但他讓我受到了很完整很優秀的中學教育。而我走上文化研究之路，最初只因為我從中學起就比較喜歡文科�？歼M了北大西語系后，因為覺得想在大學多學一門外文，就選擇了法文專業，由此開始走上了文化學術的道路，僅此而已。

　　在未名湖畔的四年，燕園美景是我整整四年生活的基調與底色，我假期也不回家探親，把時間全用來“充電”了。印象最深刻的是北大匯集了眾多我所崇拜的名家大家，在強大的名師名家磁場中，我很快確定了自己人生努力的方向，而且幾乎時時刻刻都感受著他們的魅力。我經�？匆娭旃鉂�，不是夾著書本去教室講課就是在體育館附近慢跑或打太極拳，總是一身布衣中山裝，一點也不引人注意。他那種樸實無華、不炫外表的布衣大師的形象，一直刻印在我腦海中，深刻影響著我。

　　記者：大學畢業后，您被分配到文學研究所工作，當時文學所所長是何其芳，文藝理論室主任是蔡儀。您能回憶下當年的趣事或與他們的交往中對您影響深遠的事嗎？

　　柳鳴九：何其芳是一位好領導、好學者，他一點沒有官架子，平易近人，非常有親和力。而蔡儀是著名美學家，他非常嚴肅，不茍言笑，但對下屬同道非常好。他是我的師長，是我的“伯樂”，雖然我還算不上是什么超凡的“千里馬”。

　　要說趣事，那可不是一個趣事多多的年代，尤其是在這樣一個肅穆的學術研究機構。要說難忘的事，那倒有一點，且說一件：那是我走上編輯工作崗位僅半年的時候，我向理論文章寫作這個領域踏出了第一步。當時蔡儀交給我一個任務——寫一篇三四千字對《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二輯的評價文章。這文章不好寫，我總算交了卷，并發表在《人民日報》理論版較顯著的位置上，稿費也很快就到手了，足比我兩個月的工資還多。我高興地走進中關村新開的一家西式飲食店，在一個清雅的角落要了一杯牛奶、兩塊美味的點心，算是對自己的犒賞。這是我這個窮小子第一次拿到稿費，二十四五歲生平第一次喝到的一杯牛奶，吃到甜美的西點。

　　這件事，之所以難忘，是因為這是我“寫文章——掙稿費——補貼生活”這種生存方式的開端，我這一輩子家庭負擔從來沒有輕過，年輕時要奉養父母，中年時期要養育兒女，老年時期還要支援孫女在外國的學習，而我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工資是出名的低，微薄的工資遠遠不夠用，我一直不得不靠掙稿費來補貼生活，這構成了我的一種生存方式，只不過，我們國家的稿費標準很低，在不斷增長的通貨膨脹面前，學者再多的稿費收入，也只能維持小康的生活水平。

　　記者：您原來是研究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史的，但后來，您卻在法國文學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業績：《法國文學史》、《走進雨果》、《自然主義文學大師左拉》、《超越荒誕》、《從選擇到反抗》……為什么您對法國文學研究情有獨鐘？

　　柳鳴九：我們生活在一個理論居于強勢地位的時代。我深知，要真正成為一個優秀的理論人才，成為一個“大家”學者，還必須有深厚的文史功底。一個理論家至少應對某幾個作家、對某幾個斷代文學史有較深的研究，對某一國別文學稱得上是真正的行家，他才不會有“空頭理論家”常有的那種空論、那種缺乏史實依據、似是而非的夸夸其談。

　　為此，我規劃出自己的學術道路：最好先對國別文學潛心研究一二十年，再去作理論的總結闡發和體系的完善構設，這樣或許能成為令人信服的文藝理論大家，我最理想的國別文學研究就是法國文學研究，因為這個國家幾乎是世界所有文藝思潮、眾多文學流派的搖籃與發源地，而這正是我大學所學的專業。

　　所以我一直內疚有負蔡儀的栽培，我最終告辭了我的“伯樂”，轉向國別文學研究，“愈陷愈深”，再也回不去了。

　　記者：您與大師李健吾、羅大岡一起被人稱為“三賢”，還被法國巴黎大學正式選定為博士論文專題對象，但您謙虛地說，自己做的只是“擺渡”和“搬運”的工作，為什么？

　　柳鳴九：我是從事外國文學譯介的，本來做的就是“擺渡”和“搬運”的工作，根據“洋為中用”的要求，外國的哪些東西是好的，就要介紹翻譯過來，把外國文化本土化，變成中國文化。我盡可能把“搬運”工作做多做好，至于人家給我什么稱號，這不是我的事。這類事，總得要“水到渠成”，而且也要感謝人家的寬待與青睞。

　　我為薩特進入中國辦文化“簽證”

　　記者：對外開放初期，您與董樂山、施咸榮、梅紹武、袁可嘉等人充當起促進新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架橋者，被人們譽為“開放的翻譯家”，使中國讀者第一次接觸到了西方現代的思潮與流派。為什么堅持引入西方現代的思潮與流派？當年壓力大嗎？

　　柳鳴九：“四人幫”垮臺后，我想埋頭做一點自己感興趣的事，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結伴而行，這就有了獲第一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的《法國文學史》三卷。

　　在“實踐檢驗真理”大討論的時代春風中，我向日丹諾夫論斷開火，接著，我把薩特引入中國。

　　為打破20世紀中國人對20世紀西方文學認識與把握的局限性，我開始主編巨型的《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從1986年到1999年共出齊七十卷，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一套國別文學叢書，深受中國文學界的重視與歡迎……

　　壓力肯定是有，特別是1982年，“清污”在全國進行，薩特首當其沖，我的《薩特研究》一書成為批判對象并被禁止出版，此書的炮制者成為批判的靶子。

　　記者：早在1978年，您在《現當代西方文學評價的幾個問題》學術發言中就肯定了薩特的進步思想。當年20世紀西方文化藝術被統斥為“反動、頹廢、腐朽”，1982年，薩特又與當時流行的“蛤蟆鏡”、“喇叭褲”被并列為三大“精神污染”。在如此的環境下，您對左右中國譯著學界的蘇聯日丹諾夫極“左”論斷開火，遇到的最大難題是什么？是如何破除堅冰的？

　　柳鳴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時，我已完成了《法國文學史》的上卷，正在進行中卷的編寫，不久將要面臨對法國20世紀文學的評說。但只要一進入20世紀文學領域，就會碰到一座阻礙通行的大冰山：日丹諾夫論斷。日丹諾夫是斯大林時期蘇聯意識形態總管，他把20世紀文學斥之為反動、腐朽、頹廢，一棍子打死。如何請走這只攔路虎成為最大難題，我一直有計劃、有目的地醞釀此事，上述那場大討論成為了絕佳的時機。

　　這就有了我的揭竿而起與“三箭齊發”：1978年秋，在外國文學第一屆全國工作規劃會議上，我的長篇學術發言《現當代西方文學評價的幾個問題》矛頭集中指向日丹諾夫論斷，相當一部分篇幅是專論存在主義文學與薩特的，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緊接著將上述報告整理為約六萬字的長篇論文，在當時唯一一家外國文學評論刊物《外國文學研究》上發表；在我主持工作的《外國文學研究集刊》上，有計劃組織、刊載了題為《外國現當代文學評價問題的討論》的一系列筆談文章，擴大了“揭竿而起”的聲勢與影響。

　　但之后不久，日丹諾夫忠實信仰者的反擊與清算就降落在我的頭上了。次年全國外國文學工作第二次會議上，就出現了“批日丹諾夫，就是要搞臭馬列主義”的大批判發言。但我沒有作任何聲辯，決定“進一步讓事實說話”。于是，1981年，我編選組譯了《薩特研究》并撰寫了長篇編選者序《給薩特以歷史地位》，我的這些舉動無異于捅了馬蜂窩。

　　然而，中國畢竟是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時代，1985年，雨過天晴，《薩特研究》被解禁再版重印，我所主編的“法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亦“春風吹又生”。

　　有人說我是“中國薩特研究第一人”，這使我深感受寵若驚，這只不過是因為人們記得文化學術歷史中的這一“公共事件”，記得這一“時代履痕”。我更愿意把這稱作“我為薩特進入中國辦了文化簽證”。

　　記者：從《薩特研究》到《為什么要薩特》等書，您一直堅持不懈地引入薩特，研究薩特，為什么？薩特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有什么特殊的時代意義？

　　柳鳴九：薩特的“自我選擇”哲理以及我所做的哪怕很膚淺的詮釋，正好投合了改革開放初期人群中個體人自主精神、選擇精神的社會需要�，F在人人可能都說過“自我選擇”這句話，他們不一定都讀過薩特的論著與作品，但薩特的“自我選擇”的哲理有助于釋放個體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能量，這是不爭的事實，一種哲理吻合了社會群體的精神需要，這便是薩特熱的真正根由。

　　很高興可以拿出個人文集15卷

　　記者：您在《浪漫彈指間》一書還披露了在巴黎期間，探訪與薩特關系密切的西蒙娜·德·波伏瓦，與她談薩特。您翻譯作品或研究時，是不是經常去法國實地探訪，同這些作家或與他們接觸密切的人接觸？

　　柳鳴九：1981年秋，根據中法雙方關于學者互訪的協議，我得以第一次去到向往已久的文化之都巴黎。由于法國外交部文化技術司接待我的禮遇甚高，我見到了上個世紀后半期仍健在的大作家，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瑪格麗特·尤瑟納爾、埃爾韋·巴贊、阿蘭-羅伯-葛里耶、娜塔麗·薩洛特、米歇爾·布托、米歇爾·圖爾尼埃、索萊爾斯、皮埃爾·加斯卡爾等，得以與他們對話，于是有了《巴黎對話錄》(又名《巴黎名士印象記》)。這么好的訪問與交流的機會，是很難有多次的，何況，中國學者每出一趟國，也并不很容易。

　　記者：您還寫過《翰林院內外》，與李健吾、朱光潛、錢鐘書、楊絳、馮至、卞之琳、郭麟閣、吳達元、徐繼增以及馬寅初、梁宗岱、何其芳、陳占元、聞家駟等名家大師都有過交往。他們對您影響最大的是什么？

　　柳鳴九：從求學與工作的環境來說，我幾乎是在這些名士大家中間泡大的，幾乎每天都感受著他們的氣場與磁場，我很熟悉他們，從他們那里我得到的教誨多多、啟悟多多、感慨多多，正如有人所評“更識大儒真形態，皆緣身在學林中”。這些人文領域中的名家，既有自己鮮明的個性，也有時代社會的典型性，后來就有了我寫的《翰林院內外》，這些名士大家的確對我的學業與人生都有很多影響。

　　記者：有人開玩笑說，您這么多年寫作的東西累積起來，比您的身高還要高。多年來堅持翻譯和研究寫作，您有什么秘訣？您最滿意的是什么？ 對自己怎么評價？

　　柳鳴九：法國思想文化研究是一個深不見底、浩瀚無邊的大海，我自認為智力水平中等偏下，不像錢鐘書大師一樣有博覽群書、過目不忘的本領。我總有一種緊迫感，總覺得窮我一生都不可能達到終極的盡頭，只能不斷“擠時間”，以勤補拙。所以，我的秘訣就是要舍得下笨功夫，舍得投入時間。為此，我這一輩子幾乎沒有度過一個完整的假期，沒有作過一次純粹的旅游，基本上過的是沒有星期天、節假日的書齋生活，幾乎每天都在工作。即使現在，我仍然堅持早上7點左右起床，夜晚總要過十二點才就寢。說實話，我談不上有什么生活享受，甚至可說我的生活質量是很低的，是一個“相當無趣的人”。

　　我聊以自慰、感到欣悅的是，我還算是留下了一些東西。我常常坐在書房的長條沙發上，面對著擺滿了自己的書的那兩大書柜，自得其樂。這兒是我的“綠洲”、我的“家園”、我的“療養勝地”、我的“加油站”。

　　但回顧我幾十年生命存在，我只不過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

　　記者：近期，您有什么新作正在籌備或創作中嗎？媒體報道，您正主編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的“本色文叢”，為什么想做這個項目？

　　柳鳴九：人文學者于散文更有優勢，我答應出版社出來主編這一輯學者散文，就是希望或能給文化讀者帶來一點不一樣的感覺。取名“本色文叢”則是希望能通過這些散文本色地表現人文情懷、人文關切。目前第一輯八種已出版，第二輯已交稿，將于近期出版。

　　近期，鳳凰壹力與譯林出版社已經再版我主編的《雨果文集》20卷；上海譯文出版社正在再版我主編的《法國二十世紀文學譯叢》；河南文藝出版社正出版我主編的《外國文學經典》叢書；我還在籌備出版《柳鳴九文集》(共15卷約600萬字)，這是一個大工程，基本收入了我全部的論著。我很高興，在我八十歲時，可以拿出一個15卷的《文集》來。

　　人物小傳：

　　柳鳴九，1934年出生，湖南長沙人。195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西語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000年被法國巴黎大學選定為博士論文專題對象，2006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終身榮譽學部委員”稱號。

　　學術專著有三卷本《法國文學史》、《走近雨果》等三種；評論文集有《論遺產及其他》、《法國二十世紀文學散論》等十種；散文集有《巴黎名士印象記》、《翰林院內外》等六種。翻譯與編選有《雨果文學論文選》、《磨坊文札及其他》、《局外人》、《梅里美小說精華》、《薩特研究》、《法國自然主義作品選》等三十多種。主編項目有《西方文藝思潮論叢》(7卷)、《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70卷)、《法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10卷)、《外國文學名家精選書系》(80卷)、《雨果文集》(20卷)、《加繆全集》(4卷)等，其中四項獲得國家級圖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