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忠:嘗試在文學史學 管理學跨界寫作

　　人物名片 張培忠 1965年10月出生，廣東饒平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鄉村小學教師、機關雜志編輯；先后在廣東省教育廳、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工作；現為中共廣東省委巡視組副組長、副廳級巡視專員。已發表小說、評論、報告文學等作品100多萬字，其中長篇傳記文學《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獲第八屆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入圍

　　《海權戰略：鄭芝龍、鄭成功 海商集團紀事》 張培忠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文學要落實到人才會具體。所以，在選擇人物的過程中，寫什么、不寫什么很關鍵�！睆埮嘀业纳矸萦行┨貏e——廣東省委巡視組副組長、副廳級巡視專員，同時也是位作家。進入他研究視野的人物總是帶有雙面甚至多面的，譬如張競生、張九齡，譬如這次的鄭成功。

　　近日，他的新著《海權戰略——鄭芝龍、鄭成功海商集團紀事》由三聯書店出版，該書不僅為這一史實進行拾遺補缺，還獨辟蹊徑從戰略管理的理論層面揭示了鄭氏海商集團的全球意識和商業意識，在當下全球軍事環境嚴峻的形勢下，他想以此書喚起中國的海權意識和憂患意識�！皻v史研究要有新發現才有價值，而這本書更是我在文學、史學和管理學跨界寫作的一次嘗試�！睆埮嘀艺f道。對于該書，中國海軍原司令員、海軍上將石云生這樣評價：“站在海權戰略的宏觀高層，以海商經濟為拓展主軸，運用紀實文學的創作技法，為我們奉獻了一部具有歷史文獻價值、理論創新價值和文學欣賞價值的好作品�！�

　　【談創作緣由·“端家底”】

　　第一部寫海商集團

　　第二部寫收復臺灣

　　南方日報：您的新著講述的是三、四百年前鄭氏父子海商集團在中國南海所展開的全球化競爭和戰略沖突的故事。相比上一次的張競生，這次人物不論時間和角色跨度都挺大的，您為什么會有研究這段史實的想法？

　　張培忠：原本我的業余寫作有個“三部曲”計劃，在寫完張競生這個“文人”之后寫張九齡這個“官人”，再寫鄭成功這個“武人”，計劃都由三聯書店出版。但中山大學常務副書記兼副校長、明清經濟史專家陳春聲教授很早之前就推薦我研究鄭成功，并將其積累了多年的史料全部提供給我，他認為鄭成功將臺灣收回到中國版圖，是個民族英雄，同時又是一個海盜，非常具有可寫性，也很認同我此前在《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中用學術與文學相結合處理歷史題材的方式，建議我試試。

　　可以說，鄭成功的歷史地位比張競生高，而且他的母親是日本人，他在日本長到7歲才回到國內，在他的父親鄭芝龍投降清朝之后揭竿而起，又在潮汕的南澳起兵反清復明，后將廈門、潮州等作為他抗清根據地，到最后收復臺灣成為一代英雄，這令他的故事變得十分傳奇。但因為剛開始毫無頭緒，不敢答應。后來，我找來鄭成功的家譜來讀，發現他的老祖母譚氏是潮州澄�？h人氏，就突然來勁了。這樣一來，鄭成功便是我們廣東老鄉，他不僅有潮汕人血統，后來還被封“潮王”，不過他沒敢接受，這就說明了鄭成功和潮州有血緣和精神上的聯系。這一點在學術上還沒被人發現，我和陳校長提過之后，他也說沒看過這方面的資料，歷史研究要有新發現才有價值，所以便下定決心推后張九齡的寫作，全情投入對鄭成功的研究。

　　南方日報：您原本是打算寫一部鄭成功的傳記，為什么首先專注于他們的海商集團？畢竟鄭成功和張競生是完全不一樣的人物，研究的時候有什么困難？

　　張培忠：這得益于我在中山大學讀EMBA時的導師——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陸亞東教授，當時寫EMBA畢業論文的時候我想和我的研究結合起來，那時我正在讀鄭氏海盜商人集團的史料，同時在課上陸亞東教授系統講授了全球化、競爭和貿易的話題，我發現這二者非常吻合，而且鄭氏海商集團時期是中國海權史上最強盛的時期，以史為鑒，正好為觀察當前南海危機提供一個歷史的獨特的視角，在得到陸教授的認同后我便采用戰略管理的理論去分析這個既是商人集團、又是武裝集團的明末清初的跨國企業，這就是我跨界寫作的原因，這本書也是文學、史學和管理學結合的一個作品。

　　當然，難度是非常大的，首先便在于史料的收集。因為鄭成功的史料浩如煙海，不知從何下手，還有一些二、三手的史料需要花很多時間去考證，加上我本身有公務員的工作，只能利用業余的時間進行研究。目前這部作品主要講海商集團，這只是一個側面，第二部作品準備濃墨重彩寫鄭成功收復臺灣，這是他人生歷史當中最華彩的一個篇章，希望明年底之前能夠出版，這也是省委宣傳部主要領導親自抓的幾部重點作品當中的一部，寫完這一部后，我最終會用40萬字的篇幅來創作《俠客與英雄——鄭成功傳》，希望能更全面、多角度、立體化地展示和分析這個人物和那個時代。

　　南方日報：從學術和文學相結合的寫作方式中有沒有找到一些寫作規律能讓作品被讀者更好地接受？您寫作的對象都是廣東歷史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但因為廣東也是一個很大的移民城市，一些年輕人并不是太能找到文化認同感，如何讓廣東的傳統、歷史和人物更被年輕人和新廣東人接受？ 

　　張培忠：這是一個重要而尖銳的問題，最近廣東主要領導講到“廣東文化不夠鮮明”，確實是切中要害，我們以往沒有把豐厚的文化資源利用好。其實廣東是一個文化非常有特點的地方，從近現代開始到改革開放，廣東都是在經濟上“唱主角”，文化人缺位。

　　廣東文化有很多好東西，但是沒把它“端”出來。所以，文藝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要積極響應領導的號召，找準位置，有所作為，把廣東文化的品牌擦亮、打響。首先要挖掘。我們要了解我們的“家底”，對家里的好東西做到心中有數。我的業余研究與寫作主要也是挖掘，《文妖與先知》我挖了20多年；其次要提升。要用現代的精神去灌注它，重新解讀它。就像今年是六祖慧能圓寂1300年，如果還用舊的眼光去看《六祖壇經》的話，它的時代精神就無法顯現。毛澤東當年提出“卑賤者最聰明”就是把《六祖壇經》中“下下人有上上智”的觀點換一種時代解讀，我們需要對這些資源進行現代轉化。最后要整合。要在新的平臺上對優質因素進行有效整合，積極實施“平臺戰略”，平臺十分重要，你在多大的平臺上進行整合，就在多大的層面上成就你的事業。如同喬布斯的蘋果很多技術都是別人想出來的，但是他開放這個平臺，又整合這個平臺，好產品就能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索尼曾經引領世界潮流并且有很多原創，但不善于整合，正如陸亞東教授所言，“蘋果一整合，索尼就垮掉”，我認為這是非常到位的點評。

　　【談寫作方式·“打深井”】

　　不但寫意氣風發

　　也要寫性格缺陷

　　南方日報：現在市面上研究鄭成功的專著非常多，您如何獨辟蹊徑呢？ 

　　張培忠：如果把海商集團當作是一個企業，鄭芝龍是開荒元老，而鄭成功就是一個繼承人。鄭芝龍商人的身份造成他人生的最大敗筆，他過于精明，過于算計，在清兵南下占領福建的時候他選擇了降清，鄭芝龍降清時已帶走了十多萬人一起投降，剩下的已四分五裂，各據山頭，鄭成功可謂一窮二白，從頭做起，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創二代”，經過艱難困苦，才逐漸把以前鄭芝龍的資源收編和整合起來，一步一個腳印地做大做強。

　　我認為，我黨在革命黨時期重點研究農民；在執政黨時期，特別是改革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要好好研究商人。商人創辦企業，提供就業，創造財富，是推動創新發展、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一環，我研究和寫作鄭氏海商集團，也蘊含著這種因素在里邊。但目前我們對商人的研究還很不夠，廣東有非常深厚的商業傳統和商業根基，例如十三行，從一口通商到六口通商，就像是一片改革開放的“試驗田”。近現代的廣東有很多寫作的好題材，是一座文學的富礦，作家應該成為一個誠實的、聰明的礦工，找準自己的方向，然后鍥而不舍地挖掘，致力于打一口文學的“深井”，要有自己的發現，在學術上才有價值，在文學上才有特點。也正因為我對鄭成功的歷史有了自己的發現，我才有寫作的沖動，不然前人，包括洋人已有汗牛充棟的研究，根本難以下筆。

　　南方日報：您曾說“寫歷史人物是為現實服務”，具體到鄭成功身上對當下的我們有什么啟示？您是怎樣看待鄭氏父子這種商業和軍事相結合的運作模式的？

　　張培忠：這是一種很獨特的模式，他們有海盜的特點，因為要生存才要進行貿易積累經濟基礎，海盜是一個歷史現象，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海盜行為肯定是我們所反對的，但我們此時此際，從全球戰略的視角來觀察，在美國重返亞洲、若干鄰邦在南海海域興風作浪的形勢下，我研究明末清初的鄭氏海商集團，更多地是從精神層面上去看待它，用精神傳統和血脈來接通它，海盜的冒險精神、進取精神、全球意識和商貿意識是很值得我們去借鑒和繼承的。這本書的最大意義就在于其提振民族精神和增強憂患意識的作用，希望能為大家提供另一種口味的精神糧食。

　　以前我們不太重視海軍，而鄭芝龍鄭成功的年代可謂是中國“海權”的全盛時期，后來康熙為了防止鄭成功反清復明，才把從山東到廣東的海岸線封鎖起來，實行“海禁”和“遷界”政策，這個政策不是出于經濟考慮，而是國家安全考慮，但最終導致了整個國家的積貧積弱，到了甲午海戰海軍全軍覆沒，當時整個民族精神都潰散了。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主席號召要建立強大的海軍，我們的海軍建設才開始起步，但那時的主要策略是近岸防御，比較被動；直到改革開放以來實施近海防御，海軍意識才得以開始建立。中國有300多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因為有200海里經濟專屬區的法律規定，釣魚島其實不單是國土之爭，更是資源之爭。如今陸地很多資源瀕臨枯竭，大家對石油、天然氣的目光投向大海，海洋拓寬了財富開發的資源，所以，我們原來薄弱的“海權”意識必須加強。   

　　南方日報：現在商人已經突破了原有的概念，在現代一種商業模式的誕生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如何寫出鄭成功身上的多重身份和豐富內涵？

　　張培忠：鄭芝龍和鄭成功這對鄭氏父子是在明末清初西方資本擴張下的全球化貿易中順應時勢而生的商人，而我寫他們就是要研究商人。商人開放的意識和全球的意識正是我們這個時代非常需要的，成功的商人和企業家，他們對社會的貢獻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夠比擬的，例如馬云、馬化騰、李嘉誠，這樣的商人對社會的推動是了不起的。 

　　對于鄭成功，不僅要寫出鄭成功的意氣風發、慷慨激昂、堅貞不屈，同時也要寫出他內心的痛苦、掙扎、沖突，寫出他的脆弱、性格缺陷和不幸。從“人”的角度來看，鄭成功有他性格上的致命弱點，首先他剛愎自用，但他治軍、持家、律己異常嚴格，幾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同時始終保持海盜暴戾作風，為了征糧殺戮沿途村莊，但他高瞻遠矚，萬死不辭，終于打敗了荷蘭人，收復了臺灣，確保臺灣入版圖，從海盜轉型為英雄，這里面有很大的表現空間。

　　【談研究方向·本土化】

　　鄭成功與廣東有淵源

　　曾被封“潮王”

　　南方日報：我留意到您在這本書中還用到一些《道德經》的觀點去研究鄭氏海商集團對中國企業的戰略啟示？

　　張培忠：對，老祖宗對戰略管理有很多好的觀點。如今，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硬實力不斷增強，在這樣的情況下軟實力也需要跟上，而軟實力就體現在各個層面：政治新理念、經濟新模式、文化新產品等，管理學也要有中國式的管理學，但是現在管理學的教材大多數都是西方的。中國其實是管理大國，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就證明了古書中潛藏了非常豐富的管理思想，但是我們現代的的確確缺乏對古典資源進行推陳出新。

　　《道德經》中“道生之，德畜之，物行之，勢成之”實際上就是非常好的管理思想，“道”就是規律，既有自然的規律也有人文的規律，萬事萬物都有它的規律，比如鄭芝龍的海商集團之所以能夠應運而生，就是因為他把握了這個規律、抓住了契機；“德畜之”就是要厚德載物、講誠信、建制度、育人才等，把“百年老店”做大做強；“物行之”就是要有自己原創的東西，比如商業模式，鄭芝龍鄭成功的海商集團有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在這點上父子倆不同，鄭芝龍主要是和日本人、東西洋地區做生意，還有向來往船只收保護費，鄭成功的商業模式是“山五商”、“海五商”，主要是管理采購和外貿運輸�！皠莩芍�”講的是如何把握機遇化劣勢為優勢�！兜赖陆洝防锏倪@些管理理念到現在不論是組織管理或是國家治理都能有所啟示，這就是我們的傳統資源，配合豐富而深刻的現實實踐，再加上外來的先進技術、先進理念，這三者的疊加就成為我們創新的方向，文學的創新也同樣遵循這個道理。任何好東西只有通過中國化，才能最終在這片國土上生根落地。

　　南方日報：廣東是一個海洋大省，海上資源非常豐富，而潮汕人又以善于經商著名，這次對于鄭氏父子的研究挖掘出哪些對潮汕文化有意義的信息？

　　張培忠：我把這次研究當做是研究商幫文化、鄉土文化的重要內容，一般人認為鄭成功是福建人，跟廣東的關系不大，但是通過我的挖掘，他和廣東有著緊密聯系：他有潮汕的血統，潮汕也是他海上起兵的地方，他和廣東有著很深的淵源。為什么鄭成功會選擇在南澳作為起兵地點？就是因為他的父親鄭芝龍是在這個地方被封為副總兵，在那里經營了七八年；同時當時清兵的勢力還沒有滲透到那里，所以當福建被清兵占領之后，鄭成功自然往清兵力量薄弱的地方走，加上他父親在南澳當官多年之后，有民眾基礎，能夠成為征兵和征糧的重要基地。

　　從人物研究方面，鄭成功的老祖母譚氏是澄海人，這又是一個新的研究資源。當年永歷皇帝鑒于鄭成功對南明的忠心耿耿和精心保護而封他為“潮王”，“潮”就是潮州，只是后來他感覺自己的功績還不夠不敢接受。所以鄭氏父子和潮汕地區的聯系十分密切，他們的那種冒險精神在當地就十分盛行，“國姓爺”(南明隆武帝賜鄭成功姓朱，故有此稱)的稱號在潮汕地區更是婦孺皆知。

　　南方日報記者 周豫 實習生 馮梓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