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興趣是 搞清西方學問的本來面目

——訪著名學者劉小楓

▼劉小楓部分著作

劉小楓近照

　　日前，年滿三十周歲的深圳大學舉辦了一系列慶�；顒�。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小楓應邀來深參加校慶活動，主持深大文學院碩士生答辯，并作了一場學術報告。借此機會，深圳特區報記者采訪了劉小楓教授，聽他談對深圳的感情，他的學術轉向，以及對網絡評論的態度等等。

　　對深大文學院和深圳特區報有懷舊情感

　　記者：謝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我注意到，您似乎極少接受媒體的訪談。

　　劉小楓：如果經常接受訪談，即便每年接受一次訪談，我就覺得自己已經不再是個正經的學人。我如果接受訪談，一定是有某種特別的原因。

　　記者：這次是什么特別的原因？

　　劉小楓：對深大文學院乃至深圳特區報的懷舊情感。1985年元月，我到深大中文系報到，中文系才僅僅兩歲。那時的“深南大道”連如今的縣級公路都不如。我在這里做了四年多教書匠，這次回來講學，特地去校園尋訪當年的舊樓……南頭鎮已經消失了……

　　記者：在深大四年，有些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劉小楓：很多哦，比如說羅征啟校長，他是深大早期建校的功臣，我是在他的治下茁壯成長的。碩士畢業后教書才僅僅三年，羅校長就非要破格提拔我當副教授。我堅持不要，因為按當時的國家規定，副教授以上職稱不能出國留學讀學位。羅校長說，這很好辦啊，你要出國留學給你開證明時寫講師不就行啦。果然，1989年3月我申請赴歐留學時，人事處長給我開的證明是“講師”職稱。

　　記者：那對深圳特區報又有什么特別感情呢？

　　劉小楓：1988年我被破格晉升副教授后，深圳特區報有過一篇報道(編按，即1989年1月22日深圳特區報頭版人物通訊《勇氣·信念·情懷——訪著名青年學者、深圳大學副教授劉小楓》，由本報記者陳寅采寫)。我第一次嘗到自己的名字見報的滋味，可用“惶恐不已、無地自容”八個字來形容……盡管如此，我還是非常感激深圳特區報對深大一個普通青年教師的關注。

　　記者：您先后在深圳、香港、(德國)波恩、廣州、北京等地的大學任教，從事學術研究，您覺得深圳的大學教育與學術環境與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特點？有沒有優勢或劣勢？

　　劉小楓：一所大學的優勢或劣勢從來與地方環境沒有直接關系，而與是否有一個好的大學校長有關，與這個大學是否有好的文科有關，與文科是否有好的課程設置和好的教師有關。就大學建設來說，沒有正經的文科，大學就沒有主心骨甚至沒有靈魂。要辦好文科，就得以傳統學問為基礎。這次我回深大得知，深圳大學文學院有了國學班，這就是像樣的舉措。如果認為深圳的大學不需要正經的文科，那才是要命的想法……

　　“我早就不吵啦，狂熱的爭吵毀掉了一切常識德性，不分好壞對錯”

　　記者：此前我采訪過幾位當年您在深圳大學任教時的學生，他們說，那時您講課很受歡迎，晚上7點鐘在階梯大課室上的公共選修課，下午5點就得去占座兒了。

　　劉小楓：因為那時我是“青年新銳知識分子”嘛！當時的學生，對新思想有特別濃厚的興趣。

　　記者：有學生說，對您近年“搖身一變”，趨向“保守”，不太理解，不過，每次您來深圳，學生們還是奔走相告，搶著請您吃飯。

　　劉小楓：可見，師生情誼還是可以超逾“政見”分歧嘛……不過這也未必，連夫妻感情都沒法超逾“政見”分歧。我十歲那年遇到“文革”，記得我家大院里住了一對新婚夫婦，結婚才半年，感情好得不行�！拔母铩遍_始后，這小兩口就因“造反”還是“�；省背车靡凰�糊涂，家里的東西全砸啦，小兩口相互砸。中國人自清末就開始爭吵“造反”還是“�；省�，現在學術圈還有很多爭吵。不過，我早就不吵啦。這種狂熱的爭吵毀掉了一切常識德性，不分好壞對錯，高尚還是低俗，只問是否忠于某種絕對的價值判斷。

　　“背離”十多年前的自己？

　　“就擺脫了啟蒙狂熱而言的確如此”

　　記者：一些閱讀您多年的讀者認為您近年已經“背離”十多年前的自己，是不是這樣？

　　劉小楓：就擺脫了啟蒙狂熱而言的確如此，所以有人說我“叛變”啦……其實，“背離十多年前的自己”豈止我一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好些青年知識人在九十年代末以來都有了顯而易見的變化。三年前，我在復旦大學作了一場“龍戰于野：朝鮮半島戰爭甲子祭”的演講，網上就有人說我“變了”。這些人的思維明顯還停留在他們自己都討厭的年代：你不是咱“造反派”就一定是個“�；逝伞�。他們從未去想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么那么多當年的青年知識分子變了？因為中國崛起啦？因為某些大國行不義太過分啦？還是因為對中國的歷史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我不知道別人是什么原因，只知道我不是因為這些原因。我的原因來自個人感覺：九十年代以來，我們的生活倫理變得越來越“自由”，也變得越來越“那個”……于是我寫了“國家倫理資源的虧空”和《沉重的肉身》……這種感覺得自一個常識：自由倫理不僅不能讓人懂得對與錯、好與壞、美與丑、高尚與低俗的區分，反而抹去這些區分。讓我驚訝的是，為什么我以前竟然連這個常識都忘了？回頭一想，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我中了激進啟蒙意識的毒，就像我在那個年代只知道“造反有理”……

　　“把施米特說成‘納粹法學家’，是學術上的無知”

　　記者：您去年的新書《共和與經綸》再一次讓人感受到您研究興趣的跳躍性，您這30多年間的學術研究跨度之大，令人瞠目，有學界中人評價您“駁雜難精”。您怎樣評價自己的學術興趣變換？其內在驅動是什么 ？

　　劉小楓：我的學術研究的確做得不“精”，但也說不上“駁雜”。我的學術興趣從來沒變，因為我的興趣是搞清西方學問的本來面目。首先是搞清楚現代西方學問的本來面目，所以得逐個搞清各派現代哲學、比較文學、社會理論、現代神學、政治學……等等，然后是搞清西方古典學問的本來面目。自從中國遭遇西方學問以來，我們從未認真了解西方的古典學問。通過深入了解西方的古典學問，我才認識到我們百年來的思考在哪里出了問題。

　　記者：所以您組織翻譯了好些西方的學術經典，引介了好些西方思想。但也有學者批評您近年引介施米特和施特勞斯……

　　劉小楓：是的。我感到蹊蹺的是，為何偏偏引介這兩位具有古典情懷的思想家會招致批評，別人引介要么激進要么保守的西方思想家卻安然無恙。不過，我還沒有見到學術批評。有人說我引介施特勞斯是“擾亂思想界，誤導青年”，聽起來就像當年說人搞“精神污染”……這顯然算不上學術批評。尤其滑稽的是，有人說我因引介施米特而變成了“法西斯”。上世紀二十年代，為了挽救因納粹的威脅而處于危難中的魏瑪民主共和國，作為憲法學家的施米特發表了一系列論著，揭示自由主義法學給魏瑪民主憲法帶來的根本危害。按照議會民主制原則，所有政黨都應該有平等的政治機會，施米特針對這一原則問了一個簡單的政治常識問題：如果納粹黨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現有的民主政體，你會給它平等的機會嗎？1932年，魏瑪共和國危機已經到了緊要關頭，施米特發表小冊子《合法性與正當性》明確警告，如果給納粹黨以議會民主的平等機會，等于魏瑪共和國自殺�？墒�，施米特的警告不僅無人理睬，反而遭到口誅筆伐。因此，西方學界有不少學者認為，為納粹上臺鋪平道路的恰恰是自由主義的純粹法學。施米特對憲法學的重大貢獻之一是，他提出，倘若人民主權(制憲權)原則衍生出來的修憲權不受限制，聲稱代表“人民”的政黨就可能合憲地執政后推翻既有憲法。戰后的波恩憲法采納了施米特在魏瑪時期提出的這一限制修憲權的建議，連《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有中譯本)這樣的普通工具書都有專門詞條記載這事，可以說是專業常識。納粹當局利用施米特的法學聲望僅僅三年，就有人出來揭發，施米特曾在1932年公開主張取締納粹黨，黨衛軍隨即解除施米特在法學界的社會職務，還差點兒把他送進集中營。

　　有個教授在一篇談晚近十年學術思潮的文章中說，“自從劉小楓將希特勒的桂冠法學家卡爾·施米特的思想引進中國思想界……”，這種說法如果不是學術上的無知，就是別有用心。施米特在政治學上的突出貢獻是，他憑靠自由主義政治學鼻祖霍布斯的國家學說，挑明了現代議會民主制的法理困難。20世紀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大家莫不重視施米特的憲法學說，比如雷蒙·阿隆、哈耶克、阿倫特。哈耶克贊揚施米特的論著“最具學識且最富洞見力”，阿倫特斷言，施米特乃“德國在憲法和公法領域最重要的人”。所謂引介施米特就等于是“法西斯”的說法，出自一位前武漢大學哲學系的教授之口，他的專業是教啟蒙哲學。美國學界迄今仍在引介施米特，前年還翻譯出版了上世紀三十年代施米特寫的關于現代戰爭與國際大空間的書，按那位哲學教授的邏輯，美國學界也有“法西斯”在活動……德國學界每年都有研究施米特的專著問世，“法西斯”更多。

　　有人對我引介施特勞斯惱火得很，很可能是因為施特勞斯提醒我們區分“古典自由主義”與低俗的自由主義。由于施特勞斯沒有政治把柄可抓，這些人就挖空心思攻擊和貶低施特勞斯倡導的古典教育，這恰好證明他們自己是什么樣的人……

　　“如果不深入了解西方的古典學問，就沒可能搞清楚西方現代啟蒙觀念的底細”

　　記者：古典學問與現代性是您常提及的關鍵詞，兩者是什么樣的關系？有人說，您提倡做古典學問，意不在“古”，而是在“今”，這種說法對嗎？

　　劉小楓：完全正確……我對純粹的“好古”沒有興趣。我相信，當年王國維研究殷周制度也不是為了純粹的“好古”，而是為了現代中國面臨的改制問題而“好古”。如今好些研究中國古代政制史的學人其實也是為了“今”而“好古”，與王國維不同的是，他們用現代西方的啟蒙觀念來重寫中國古代史，以便符合一個結論：凡沒有自由民主的古代政制都是壞的�？墒�，當他們面對古希臘的雅典民主政制時，就非常尷尬，因為，雅典民主政制晚期的經典作家幾乎無不尖銳批判自由民主……讀讀阿里斯托芬的喜劇，讀讀《公民大會婦女》、《鳥》、《和平》就知道了，現在都有了中譯本，讀讀就知道……百年來我們面臨的是西方現代啟蒙的制度挑戰，我相信，如果不深入了解西方的古典學問，就沒可能搞清楚西方現代啟蒙觀念的底細。我們的困境在于，還沒有搞清楚啟蒙觀念的底細就用這種觀念來臧否一切，不知道啟蒙觀念的對錯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完全喪失對啟蒙觀念的反省能力。

　　記者：能談談您最近的研究重點嗎？

　　劉小楓：近年來我在用心研究生于三百多年前的盧梭，重新翻譯了《論科學和文藝》。你一定會問，為什么研究盧梭。因為盧梭是現代民主理論奠立時期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家，但他與其說是民主理論的完成者，不如說是民主理論的致命難題的揭示者。盧梭的一些極為重要的政法著作迄今沒有中譯本，比如《關于波蘭政體的思考》、《科西嘉憲制規劃》……中國學界雖然談論民主理論已經一百年，但迄今為止，我們對西方現代民主理論的基本難題仍舊懵然無知。盧梭讓我感到最困惑不解的是：在歷史上他以啟蒙思想大家聞名于世，但他的第一篇論說文《論科學和文藝》卻是對啟蒙的尖銳批判……他以自由思想家聞名于世，在《論科學和文藝》中卻斥責當時的自由派智識人是“狂熱分子”，“用熾熱情感和善良信念代替審慎”。

　　“我從來不看網上的東西，網上的‘訾議’對我沒有絲毫影響”

　　記者：您今年出版的新書《設計共和》中有這樣一句話：“追究學理難免與時代意見保持距離，而非讓自己成為時代意見本身�！钡�近年您的著作、講演卻頻頻引發學界甚至網上熱議，這又是為什么？

　　劉小楓：我的書從未引發學界更不用說網上熱議和爭論，因為關注學理的學人不會“熱議”什么，更不用說在網上“熱議”。喜歡在網上“熱議”的人不會關注探究學理的書，因為他們不是學人。我的學術講演在網上遭到訾議，不過是因為我談的學理問題被人挪到了網上。比如三年前在復旦大學做的關于朝鮮戰爭的講演，還有今年4月在中國政法大學一個讀書會上的發言。畢竟，微博界不是學術界。其實，我今年4月受邀參加的并非鳳凰網的讀書會，而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主辦的讀書會。邀請我的廣西師大出版社政法圖書編輯室主任對我說，這是一個專業界的讀書會，他向我保證不會把發言弄到網上。我走進讀書會現場時看到鳳凰網讀書會的招牌時感到奇怪，這位編輯室主任對我說，這是承辦的學生們搞錯了。顯然，我太書呆子，被騙了……鳳凰網刊登的發言記錄不僅未經我許可，也未經我審閱，甚至沒有通知我。如果是我自己整理的講稿，而且發表在學刊上，肯定不會引起“熱議和爭議”。

　　記者：網上的“訾議”是否會對您產生壓力？

　　劉小楓：我從來不看網上的東西，因此對我沒有絲毫影響，遑論壓力。網上發生的事情都是朋友轉告我的，聽說有幾個老熟人也罵我，我完全不介意，我知道他們天性如此，不罵反倒讓我覺得奇怪。

　　記者：有人覺得您很聰明，聰明的意思是“聰以知遠，明以察微”……

　　劉小楓：也有人說我“很狡猾”哦……無論別人怎么說，我知道我在盡力學習慎思明辨，這就難免不斷改變自己。

　　學者小介：

　　劉小楓： 1956年生于重慶。四川外語學院文學士、北京大學哲學碩士，瑞士巴塞爾大學神學博士，1985年-1989年任教深圳大學中文系，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詩化哲學》、《拯救與逍遙》、《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沉重的肉身》、《這一代人的怕和愛》、《凱若斯：古希臘語文教程》、《揀盡寒枝》、《重啟古典詩學》、《共和與經綸》、《設計共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