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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翻譯家萬之,原名陳邁平,1952年生于江蘇常熟,現居瑞典。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文學創作。2001年起從事職業翻譯工作,譯有 《特朗斯特羅姆詩選》《航空信》《阿尼阿拉號》《失憶》等,翻譯編輯文集《在世上做安娜》等,著有《諾貝爾文學獎傳奇》等,編輯出版《高行健劇作選》等。曾參與文學刊物《今天》的出版和編輯。2009年當選為瑞典筆會理事兼任國際秘書。
在很多場合,萬之都被稱為瑞典漢學家陳安娜的丈夫。他笑言,現在安娜在中國知名度很高,比他紅多了。出現這一戲劇性的情景,與莫言獲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有關。陳安娜翻譯了莫言的 《天堂蒜薹之歌》等三部代表作品,由此獲得了莫言御用翻譯的稱謂。有人甚至斷言,沒有陳安娜,莫言就不可能獲獎。
不管是出于巧合還是必然,正是在莫言獲獎前后,萬之翻譯的《阿尼阿拉號》《航空信》《失憶》 等作品在國內陸續出版,而且廣受好評。他作為一個知名翻譯家的信譽,由此逐步確立了起來。然而時光倒回到幾十年前,他肯定不會想到自己日后會以瑞典文學翻譯家的身份為當下國內的讀者所熟知。
現在的讀者已很少知道,多年前,萬之曾經是一個“先鋒”作家。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他在一座縣城教書時,就因為熱愛文學寫起了小說,完成了《酸葡萄》幾十萬字的初稿。此后,他還參與了文學刊物《今天》的出版和編輯。他還將阿城小說《孩子王》和北島小說《幸福大街13號》改編成電影劇本。盡管萬之迄今只出過一部小說集《十三歲的足球》,但就他當年身處的社會語境而言,他在作品中體現出來的對社會的觀察與刻畫,以及意識流等手法的運用,無疑是很超前的。
從事文學翻譯是很多年以后的事。2001年起,他開始從事職業翻譯工作,為一個世界知名企業翻譯并審讀一些說明性的外文資料。在這個過程中,他機緣巧合翻譯起了瑞典的文學作品,比如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歌,最開始是北島請他譯的!氨睄u希望我嚴格遵照原文翻譯。一開始,我想已經有幾個譯本,我就推托了。但他堅持要我來譯。而且特翁本人也有這樣的想法,我就答應了!
在萬之看來,任何翻譯都是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也因此,他對一些譯者認為自己的譯本就是絕版的說法不以為然!霸趪鴥攘鱾骱軓V的一個譯本里,還是能找到一些錯誤的。比如在一首詩里,他把‘蘑菇’譯成了‘糖果’。如果嚴格對照瑞典文的音節,包含了五個音節的詩就不該譯成中文四個字‘萬物燃燒’,我把它譯成了 ‘萬物燒起來’!比f之認為,作為特朗斯特羅姆詩歌的譯者,不妨學一點他的謙卑!疤匚淘幸皇自妼懙,‘我有很低的愛,只要死亡上漲兩三米就能把我淹沒’。有譯者把‘兩三米’譯成‘兩厘米’。不準確不說,這也讓特翁的謙卑失去了適度。這和認為自己的翻譯是絕版的過度說法,其實是一個道理!
與此同時,萬之翻譯了另一位曾獲諾獎的瑞典詩人哈瑞·馬丁松的敘事性詩作《阿尼阿拉號》。與特朗斯特羅姆不同,盡管馬丁松同樣有很高的文學聲譽,但他這部代表性詩作卻少有人翻譯。這自然有這部當時讓人感到想象奇特的太空文學的前衛作品,在如今看來已經司空見慣的原因!案匾倪在于,馬丁松在此部詩作中使用了很多自創的和現代科學與異國文化有關、又具備抒情詩韻味的瑞典語新詞匯。這些自創詞匯的意義連瑞典人都未必能了解,翻譯成外語就更加困難了。這也是這部作品在北歐之外影響一直有限的原因!钡邱R丁松對瑞典文學語言發展作出的卓越貢獻,使思想也披上優美的語言外衣,并為他贏得了諾獎。也因為此,萬之覺得自己有責任翻譯這部重要作品。他盡量保持了原詩語言的新穎和優美,押韻上口可誦可歌,使得譯成的文本依然成為詩意的文本。
正是對瑞典這兩位殿堂級詩人作品的翻譯,讓萬之對瑞典詩歌的傳承與創新有了深入的認識。巧合的是,翻譯通信集《航空信》時,他讀到美國詩人羅伯特·布萊寫給特朗斯特羅姆的一封信:“有關你和馬丁松的關系……他是圣父,而你是(更加精神性的)圣子———而艾克洛夫是圣靈!”在萬之的理解里,布萊的說法是非常確切的!岸兰o的瑞典詩歌,確實是靠這三位詩人三位一體而屹立世界文壇。盡管艾克洛夫本人沒有獲得諾獎,但他擔任了十年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學院院士、評選委員。其間有多位詩人獲獎,也可謂與諾獎淵源深厚!
而布萊這句話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指出了馬丁松和特朗斯特羅默之間某種精神的聯系,某種文學精神和美學理念的傳承!疤匚淘硎,如果艾略特是外國詩人中對他最重要的啟迪者,那么在瑞典語詩歌中,對他最有影響的是馬丁松,而且一直如此。他因為晚年中風失語,表達有困難,但最了解他的夫人莫妮卡言之鑿鑿地證實:‘托馬斯確實感到他和馬丁松之間有一種親緣關系’。實際上,瑞典學院給兩位詩人的頒獎詞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相互對換一下也同樣適合!
相比而言,中國的詩人一直以來強調更多的是斷裂,而不是繼承。在萬之看來,一些“斷裂”有特定的原因和背景,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五四”時期,因為需要掙脫傳統的束縛,求得思想的解放與創新,所以需要來一次徹底的“斷裂”。又比如朦朧詩時期,北島等詩人和傳統的決斷也有其時代的意義!邦櫝蔷蛷娬{詩歌要自我表現,但自我表現了,是否就一定是好的詩歌呢?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的寫作都是自我表現。而到了九十年代,所謂的斷裂就只是徒具形式了。更重要的是,口口聲聲與傳統割裂,是否就能因此創造出超越傳統的新質呢?在這一點上,瑞典詩人之間的密切相關的傳承關系,無疑更值得我們借鑒!
處身瑞典文學界,萬之與諾貝爾文學獎結下了不解之緣,他自然也不能回避在國內經常被談論的諾獎話題。1986年,萬之赴挪威奧斯陸大學攻讀戲劇學博士學位。1990年起,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學院中文系執教,與瑞典漢學家、諾獎評委馬悅然成為同事,而陳安娜恰恰是馬悅然的學生。也正是馬悅然多年前向他推薦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前主席謝爾·埃斯普馬克的長篇系列作品《失憶的年代》,他遲至近年才有時間陸陸續續翻譯這部系列作品。
雖然《失憶的年代》恰逢其時的譯介,與莫言獲獎引發國內讀者對于諾獎話題的空前關注有關,也似乎與埃斯普馬克的特殊身份有關,但萬之認為,最重要的是這部作品本身有譯介的價值,而且它的寫作風格也是獨樹一幟的!澳銜l現,這是一個人的自言自語,很口語化,但又不是日常生活和平民百姓的口語。據埃斯普馬克說,這部小說還有自傳性,所以敘述者其實有深厚的學養。通篇是一個院士的敘說口吻,體現了一個學院派作者的非常獨特的語言風格!
正是在翻譯這部系列作品的過程中,萬之進一步體會到了翻譯的樂趣。在他看來,翻譯一部文學作品的過程,自然也是對作品加深理解的過程,更是文學欣賞的過程,能給人帶來更多的閱讀之悅、閱讀之趣,也更能讓人體會到翻譯的重要性!案唠y度的翻譯,對譯者無疑是一種挑戰,同時又是一種誘惑,一種探險。文學翻譯其實永無止境,可以不斷更新,不斷完善,甚至還可以推倒重來,這也正是我作為譯者,感到文學翻譯趣味無窮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