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唱出時代的心聲——訪作家雷濤先生

　　編者按：原陜西省作協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雷濤也是著名散文家，曾經出版過游記散文集《走近阿爾卑斯山》，紀實文學集《走向王國》《走出西影的女人們》，文論集《文心鱗爪》《三秦花邊文苑》(合作)等作品。2010年獲俄羅斯“契訶夫文學獎”。

　　陜西是文學強省，除過長篇小說創作在全國具有重大影響之外，散文創作也走在前列。新時期以來，群星燦爛，出現了陳忠實、賈平凹、劉成章為首的當代著名散文作家，也出現了朱鴻、邢小利、方英文、柏峰、李漢榮、趙豐等中青年散文作家，他們不斷獲得全國散文大獎和柳青文學獎，不少的優秀散文作品收入中小學語文教材以及權威散文選刊，顯示出不同凡響的創作實績。2013年，我省中考剛剛落下帷幕，作家雷濤的散文入選此次中考語文試卷閱讀題，這又一次表明了我省散文創作不斷邁上新的臺階。為此，記者專程采訪了他。

　　記者：今年中考選用您的散文作品《又見姑姑笑顏》作為語言閱讀題，事先您知道嗎？

　　雷濤：事先沒有任何征兆和信息。我是6月23日晚8時才知道的。是一位學生家長打電話告訴我的。當時感到很意外，也很高興！

　　記者：請問您緣何寫作了這篇《又見姑姑笑顏》？

　　雷濤：這篇散文最初發表于2012年9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黨的十八大召開前夕。如何從文學創作的角度去反映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是我近幾年來一直思考的問題。我的祖輩是農民，我也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和養育我的黃土地、敦厚樸實的農民有著解不開的深厚情感。每每我回到故鄉，看望故鄉的親戚，都會看到發生在他們身上、他們生活中點點滴滴的變化，這也是關中農村的變化。中國這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農業大國，在黨的改革開放政策下煥發了新生。農民受益于減免稅賦和種糧補貼，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驟變。同時，政府還給60歲以上的老人發放不同額度的津貼，這也是史無前例的。這些事深深地觸動了我，我只能以筆代口唱出我的心聲、以文為言寫出我的感動。

　　記者：您究竟想通過文學作品表達什么樣的思想感情？或者說，您想要抒發的思想情愫是什么？

　　雷濤：很難用幾句話說明白。我寫的是姑姑家的斷代史和她的老年生活掠影，其實質是傾訴對當下農民生產、生活方式變化，尤其是他們精神文化生活變化的喜悅之情，和對黨和政府的惠農政策的感激之情。在中國，農民問題是一個大問題，中國十三億人口中有九億都是農民。農民生活的興衰、農村建設的發展變化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繁榮昌盛。農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變化，開啟了中國社會變化的新篇章，為農業生產注入了新的文化因子。我從姑姑家的變化中看到陜西農村或者說關中農村的變化，這樣一對老人，不用說在舊社會，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前，也沒有如此愜意的生活。他們除了物質生活的改變，更重要的是精神享受。我曾問姑姑每天都干些什么，她說：“每天吃完飯，你姑父都用摩托車把我一帶，到鎮上風光去”。80多歲的農民能用“風光”兩個字，說明他們對社會變化的深刻認識，這樣不識字的老人能夠像年輕人一樣“風光”，太讓人感動了。要說還有更深層次的東西，那就是對農村城鎮化走向的一些思考。關于這個問題，社會也存在著爭議。是不是把農民簡單地集中起來，整齊劃一地蓋起居舍，這就叫做城鎮化？如果這樣理解就大錯特錯了。城鎮化建設過程中不可失掉田園風光和維系民族心理的民俗意識。因為維系一個民族，需要民族心理，而民族心理和民俗、獨有的田園風光是相結合的。文章中對農村生活的描寫，是我最為留戀的，我不希望它被改變，在“化”的過程中我希望這些能夠被保留，甚至發揚光大。

　　記者：我們注意到文章中描寫了姑姑要給幾個孩子分家而孩子們都不想分。這個細節蘊含著什么意義？

　　雷濤：常言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鼻О倌陙�，家庭分割大都是為了財產的繼承和再創造。即便是封建社會，“四世同堂”甚或“五世同堂”的家庭也是極少數，正因為如此，人們才贊賞和頌揚。多數家庭是兄弟、妯娌們要分，而姑姑家是姑姑堅持要分讓他們早日自立，而兄弟們、妯娌們卻依依不舍，難舍難分。這件事一則反映了姑姑家的和諧氛圍，一則證明農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與優秀傳統文明的傳承并不矛盾。作為文學作品，應該更多地描述這個歷史變遷中的真實，弘揚民族文化中的優良品質。

　　記者：您認為這篇文章對于當下的社會有著怎樣的深意或現實意義？

　　雷濤：現在一些人不正確的社會觀、價值觀影響了社會風氣，得到了卻不滿足，滿足了卻仍不認為幸福。他們享受著改革開放的成果，擁有更好的物質條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卻沒有建立正確的思想觀念，這種風氣直接影響了祖國的下一代。而我們樸實的農民，受到黨的惠農政策的恩惠，便十分欣喜。像我姑姑、姑父這樣忠厚的農民，黨和政府給他們一些陽光、一些補貼，生活發生了一點點的變化，他們都會感激，很容易滿足。而且他們獲得滿足之后所表現出的幸福生活的指數和發自內心的喜悅是真誠的，是不矯揉造作的。這種真誠的感激，這種真誠的喜悅就是我們農民最可愛的地方。當今社會應當提倡這種東西，人們應當有滿足感，這種滿足感與社會的發展變遷，與黨的好政策是分不開的。我們往往過分指責這不好、那不好，卻沒有體會到那種悄悄地變遷。每個人都是改革開放的體驗者、享受者，但一些人不知道自己已經獲得了利益和精神，獲得了滿足而不知道滿足，這是可悲的。而我們的農民不是這樣的，他們即使只得到了一點點恩惠，就已經非常喜悅，生活的幸福指數就非常高，這一點是我們的農民最可貴的，也是當下中國人應該學習、應該發揚的東西。

　　記者：文學創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F代散文寫作更傾向于文藝化，為何您選擇紀實性的寫法？

　　雷濤：近幾年的文學創作的確更多一些風花雪月或懷古之情，但是，我們看到這種火熱的生活，難道不會很自然的貼近它、表現它嗎？從思想變化、精神變化等方面去深層次地挖掘，用文學的形式去表現，讓讀者從文學作品中看到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文學創作要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沒有這種細心體會的創作，必然是空泛的、沒有生命力的。我認為，散文貴在一個“情”字，這種“情”來源于真實的生活感受。就像一眼泉，天然形成的與人為制造的，形同而質不同。天然形成的泉，自然迸發出清澈的、帶有活力的泉水，或湍急或徐徐，有著自己的別樣情懷；而人為制造的泉，縱使不斷變換形態，并用霓虹去映襯，卻始終呆板、固守原態。文學要貼近生活，才能寫出活生生的“情”來，藝術作品需要真情，只要是真情的就必定是感人的。

　　記者：現在的一些文學作品，會流露出一些頹廢、消極的觀點。對此您如何看待？

　　雷濤：任何事物，包括改革開放后的當今社會，總會有些詬病，有些不盡如人意的方面。尤其在改革開放后，社會生活在廣泛的層面上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社會出現一些問題，是發展中的自然現象。社會的某些方面需要針砭，而我們是把陽光擴大還是把陰霾擴大，這是一個導向問題，也是我們所說的立場問題。作為一個作家，應該有一個基本立場，當面對社會問題時，如何指引人們的精神方向，擴大陽光還是擴大陰霾，向上還是向下，向善還是向惡。即使去揭露一些現象或問題，其目的也是為了擴大陽光的照射面，縮小陰霾的范圍，而不是用陰霾掩蓋光明，造成負面的影響。提倡正能量縮小負能量是每個作家的責任和義務。

　　記者：還想問一個題外話，您已離開了省作協的領導崗位，去了省政協工作，那么，文學對您而言，這種職務角色變化意味著什么？

　　雷濤：是的。我現在的工作崗位是省政協。但人還在省作協，還負責文學基金會的工作。文學是我終生追求的事業。如果說在此之前，我有一大半精力是為作家和文學創作服務，那么現在和今后，個人創作的時間將是充裕的。如此說來，文學于我并非漸行漸遠，恰恰相反，是愈加密切了。我已為自己設立了創作規劃，力爭寫出更多更滿意的東西來。

　　記者：能透露一下您的創作計劃嗎？雷濤：實在不好意思，不便說出來。說出來，實現不了豈不貽笑大方，呵呵……

　　本報記者 楊小玲 見習記者 柏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