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賢治：存在使我憤懣 把自由精神引入文學批評

http://www.jchcpp.cn 2013年05月24日09:45 來源：中國質量新聞網

　　作家，學者，1948年生，廣東陽江人，花城出版社編審。編書之外，業余從事寫作和學術研究，在他的寫作中，文學和思想批評類的文章最有影響，著有《人間魯迅》、《五四之魂》、《五十年：散文與自由的一種觀察》、《中國新詩五十年》等，曾獲第一屆在場主義散文獎。

　　學術研究傳承著一個社會的精神文化價值，為我們重新展開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開那些已經凝固的偉大思想。但以學術為業的學人們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沒有太多的鮮花和掌聲，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當下，學術顯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優選途徑，選擇學術，其實就是選擇了一種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學術為志業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大家訪談”新開辟的“問學錄”專題著眼于學術名家的求學、治學往事，追溯他們的治學之路，并試圖從他們身上尋找真正的學術之途。我們希望展現的是，在一個越來越急功近利的社會，有這么一群人，埋首學術，在默默守護著我們的精神世界。

　　從廣東陽江的一個小鄉村中一路走來，林賢治經過“農民”、“鄉村醫生”等身份的變化直至轉變為出版社“編輯”。他沒有經過學院的熏陶和培養，靠的是自己興趣和閱讀積累，林賢治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者”，而他更愿意把自己定義為“寫作者”�！八麄冊诳蛷d里，我在野地里”，林賢治對記者這樣說，他把自己的寫作與學院派知識人的書寫區別得很開。他現在仍不會上網，也極少參加學者間的公開活動，保持著他的“潔癖”。

　　青年時期被“恐嚇”的成長環境讓他的寫作充滿“自由感”和“政治意識”，而隨筆式的寫作無疑是他認為能夠表達的最好方式。底層出身的經歷造就了他的“底層意識”�！皩懽骰蚴蔷帟�，只是不同的途徑而已，一個成型的知識分子最大的目標，還是促進這個社會的進步�！绷仲t治說。

　　閱讀魯迅讓我更加清醒

　　南都：家庭環境對你走上學術有何影響？

　　林賢治：我父親只是鄉村的小知識分子。他虛歲十七歲就跑到外地當私塾教師，后來做鄉村醫生，這兩重身份使他在鄉下深孚眾望。他非常重視和支持我讀書，從我小時候認字開始，一直到后來他去世，我們家廳堂貼的對聯都是他寫的，其中一聯就是“書田無稅子孫耕”(好像孫犁家里也貼這對聯)。我父親對于我今天走向這道路是起了啟蒙作用，他叮囑我跟這個社會和諧相處，希望我收斂鋒芒，不要得罪權勢者。但是我沒有做到，結果我因思想出軌影響了他。

　　南都：因為言論受到批判？

　　林賢治：我是1962年上的高中，陽江一中是省重點中學。剛進學校我就向學校語文科組上書，說這樣的學校應該有�？�，后來我就創辦了“新苗”文學墻報，刊頭還是我設計的，編委會由語文科組按級別推薦組成。定期開會，讓大家投稿，我是做審稿定稿的。當時寫了一篇《梅花賦》，據說有老師批評，說是“小資產階級情調”。后來我受批判是因為我的三個冊子被同學告發，那時候“四清”工作隊進駐我們學校，把我這三個冊子拿走之后，他們認為我是“和平演變”的典型，思想反動，于是讓一個姓廖的副隊長找我談話，寫思想匯報，開始天天寫，以后每周寫一次，一直到畢業。這個對我影響很大。

　　南都：每天生活在恐怖的氛圍里面？

　　嘉賓：對�！昂迷谀銢]有18歲，如果你夠18歲，以你現在這種思想，就要到監獄里去了�！边@是副隊長親口給我說的，非�？植�。同學們疏遠我，當時提倡“反修防修”、“跟壞人壞事做斗爭”，跟“成名成家”、“白專道路”做斗爭。

　　南都：青年時期的興趣是什么？

　　林賢治：當時最大的興趣是閱讀，至于我對出版的興趣，在初中的時候就產生了。那時我自己“編書”，喜歡的新詩抄寫下來，分成四冊裝訂，取名《中國新詩選》。還編過幾冊古詩詞。當時有舊書攤，淘書、補書，重新裝訂、糊裱、做封面，都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我來自鄉村，對于鄉土，有一種宗教徒式的感恩。高中畢業之后我回家種地六年，然后做了十年的鄉村醫生，鄉村醫生面對的就是民間疾苦。鄉村缺醫少藥，農民沒錢買藥，相信巫婆，自己采挖山草藥治療。這種情境最重要的是影響了我對一個社會的觀感，對一個體制的認識。農村的生活引導我對底層命運的關注，培育了我的平民意識和底層情感。

　　南都：你是什么時候開始寫作的？

　　林賢治：《南方周末》創始人關振東先生是我老鄉，他最先推薦我的詩作，有一組發表在《廣東文藝》上，后來《廣東文藝》又約我寫評論，我寫了一萬多字，他們準備用，調查我的政治面目，公社組織部門的人把我的過去寫得一塌糊涂，導致文章不敢發表，這是后來關振東先生告訴我的。我還寫過一首長詩《中國農村在前進》，遭到同樣的命運。這期間，我有一個從有所追求到完全絕望的心路歷程，我開始閱讀魯迅，魯迅促使我更加清醒。這期間，我寫了大概十一二篇關于魯迅的文章，包括《魯迅論〈水滸〉》、《魯迅論秦始皇》等。這些都是地下寫作，一個木工朋友幫我把抽屜面改了，放了一個夾板把稿紙放進去隱藏起來。

　　南都：這些文章算是你研究魯迅的開始，文章后來發表么？

　　林賢治：沒有，這些意在“反左”的文章多少還帶有“左”的色彩。我最早寫的是《魯迅論秦始皇》�！拔母铩焙�，我把文章改好，跟中學時代的一位老師商量投稿，他批評我，這種文章是你有資格寫的嗎？應該是上面寫的。后來見到陳鐵健批秦始皇的文章，也就再沒發表的興趣了。然后是《魯迅論〈水滸〉》，我把它寄給關振東先生，他轉交給著名的雜文家牧惠(林文山)，他當時在《學術研究》當主編，覺得文章不錯，提出合作，以改稿的名義請我來廣州。我借了一塊表，第一次來到廣州，跟牧惠先生討論了兩天，由我改動之后再給他定稿，后來發表在北京的《文學評論》叢刊上。

　　魯迅傳記的書寫，就是與魯迅對話的過程

　　南都：正式調來廣州工作是什么時候？

　　林賢治：1981年，環境改變了，發表東西不再考慮到階級出身和政治面目了�！痘ǔ恰冯s志創刊時缺人，岑桑、李士非先生看過我的長詩，就設法把我借調上來。一上來，正好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批《苦戀》、《人啊人》。我為《人啊人》寫過兩篇辯護文章，一篇在《南方日報》發表，一篇在北京《作品與爭鳴》發表。因為《人啊人》是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或許是為了這兩篇文章的緣故。據說經過出版局黨組討論把我留下來的，因為我是鄉下人，沒有城市戶口，實際上就是一個農民工，只是做文字編輯，不做苦力而已。直到1985年我才輾轉把戶口遷了過來。

　　南都：一開始在出版社做什么？

　　林賢治：我先是在《花城》雜志做詩歌編輯，后來把我調到詩歌編輯室編《青年詩壇》雜志。做了一年，《詩壇》就倒閉了，這多少和1983年下半年開始的“清理精神污染”運動有關。在這個運動里面我受了批判，點名說我是“廣東現代派的代表”，當時差點要遣返鄉下了，報紙上有四五篇批判我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居然說我反對毛澤東的文藝思想。

　　在這種苦悶之中我開始寫魯迅的傳記。好在當時花城出版社的領導對我有保護，有一個從部隊轉業過來的羅蘭如副社長在批判我之前知道了風聲，私下告訴我要沉得住氣，我非常感念他，但他已經不在了。李士非先生當時也挨批，他是《花城》雜志的第一任主編，對我很好，卻沒辦法保護我。

　　南都：除了魯迅之外，在八十年代你還有哪些研究？

　　林賢治：基本沒有。我原意寫《人間魯迅》之后再寫“胡風傳”，這個時候我開始關注知識分子問題，后來沒寫成。倒是因為一個偶然的契機，舒蕪的一篇長文帶出了我的長文，就是《胡風集團案：20世紀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

　　1999年，當時《北京文學》雜志社社長約我寫“五四”80周年的紀念文章，限期交稿，編輯天天打電話催我，結果我用了十多天寫了8萬字，當時的名字叫《五四之死》，卻不準公開發表。同年年底，《書屋》雜志主編周實主動要我這篇稿，原文一字不動，只是把題目中的“死”字改為“魂”字，他有策略，11期他只發一萬多字，剩下全部在12期發。當時，《書屋》雜志每年評獎一次，由讀者投票決定，我的文章換了一套《全唐詩》，算是獎品。

　　南都：也就是在八十年代初你開始系統地研究魯迅？

　　林賢治：1983年有想法，準備從1984年開始。大概1984年、1985年開始寫，1986年開始出第一部，一直到1989年，《人間魯迅》的尾巴還有一點悲壯的感覺。

　　回過頭看，在目前已經出版的魯迅傳里面，我自認為《人間魯迅》對魯迅表現得還算比較準確，從形到神。其次可以說理清了魯迅跟左翼文壇的人際關系，包括“革命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這個東西一直是筆糊涂賬。第三部我認為是較堅實的一部，里面很多材料是過去根本沒出現過，對鄒韜奮、茅盾、郭沫若、夏衍都有嚴厲批評，這是過去沒有過的。另外訂正了部分史實，像流行的關于魯迅加入同盟會，魯迅給陜北紅軍致賀信等，我以為純屬子虛烏有。

　　南都：《人間魯迅》算是你第一部代表性的作品？

　　林賢治：應該是，在那之前只是寫詩，魯迅研究在我準備和寫作過程里改造和提升了我。研究他的思想來路有好幾個問題，但問題是過去的知識不系統。在寫的過程中必須研讀有關方面的書，比如說中國近現代東西方文化交匯撞擊的大背景。第二個，魯迅畢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中國知識分子你怎么看？什么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這條線要拉出來。第三，魯迅的現實感很強，他跟共產黨、國民黨的接觸、認知，政治跟文化的互動等。這些也為后面這20年我的閱讀思考和寫作打下一個基礎。

　　南都：研究魯迅的時候，跟你當時的精神狀況應該是很相似的？

　　林賢治：魯迅傳的書寫，就是與魯迅對話的過程。與其說我去完整地表現我心目中的魯迅，不如說更多地去警戒我自己，把自己從一種孤獨、無助的狀態中拯救出來。另外還有一點就是通過展現魯迅一生的工作，跟現實的東西聯系起來。我還是強調寫作的那種主觀性，或者說主體性。我非常討厭所謂“客觀”的這個詞。

　　南都：在寫作方法上，《人間魯迅》跟其他魯迅傳記有區別嗎？

　　林賢治：我在《人間魯迅》敘述、描寫和議論中極力求保持一種風格，追求事實、思想和詩意的融合。為了加強人物形象的真實性，我在書里也嘗試使用內心分析的方法，還借鑒意識流小說的手法，都是此前的魯迅傳記所沒有的。從前過多地強調外部的社會環境，而忽視內部的精神狀態，包括他的孤獨、苦悶、寂寞。外部環境又往往被等同于政治事件的疊加，而忽視周圍知識社會的狀況，精神氛圍，人際關系，種種分裂與沖突。我特別看重分裂———統一性的瓦解，像留日學生的分裂，《新青年》的分裂，左聯的分裂，兄弟和眾多朋友的分裂，從不斷的分裂中觀察和表現魯迅的特異性的生成。我把魯迅當成一個偉大的矛盾統一體來處理，當成一個沖突的“場”來處理，也當成中國問題的一面“鏡子”來處理。

　　南都：除了《魯迅全集》之外，還有哪些書對你研究幫助比較大？有參考作用的？

　　林賢治：那時候基本上都是看西方的書。我在《三十年：閱讀與寫作》那篇文章里面，回顧了閱讀的過程。魯迅是個跨學科的人，尤其是西方的思想、文學和相關的知識，它的來龍去脈，你要了解，你就得找那些書來看。其實在寫魯迅的那幾年，我覺得他也帶動了我進行一次較為全面、系統的閱讀。而且這種閱讀，主要是放在西方。這個對八十年代后，我自己的知識結構的重建有一個巨大的幫助。近二十年來，看文學書較少，主要是西方哲學和社會科學。

　　南都：在80年代初的環境下寫魯迅的，當時應該會有很多干擾。

　　林賢治：我寫魯迅是一種挑戰。寫之前看了11本魯迅傳，全看了，我才有信心去寫。挑戰就在于，魯迅生前的很多事情，一直到我寫的時候，并沒有被很好地理解。魯迅傳記出了這么多，你會發現對魯迅早年的介紹很多，篇幅很大，到后期介紹卻非常少，什么道理？他們回避問題。晚年非常難搞，一個就是魯迅跟左翼文化人的關系，再一個就是魯迅跟黨的關系，第三，魯迅個人思想的內部矛盾和轉化問題。到底到晚年，他有什么新的“知”？這些以前沒有人去探討，見諸文字的很少，所以寫起來很興奮。

　　我自認為我的書基本上把從1928年跟郭沫若他們創造社里面的關系，一直到進入左聯的關系，最后跟周揚、茅盾的關系，這個人際間的線索理得比較清楚，在此前，那是筆糊涂賬。比如魯迅跟茅盾，實際上他們還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尤其在“譯文”問題上，他對茅盾是非常有看法的。后來我到魯迅家鄉紹興，見了黃源(魯迅晚年的青年朋友)，他特意從書架上把一包魯迅的信件取下來，抽出其中給蕭軍的給我看，里面提到“資本家及其走狗”。他第一次跟我說“資本家就是鄒韜奮，走狗呢就是指茅盾、鄭振鐸”，這是黃源親口跟我講的，這印證并堅定了我的看法，魯迅晚年的思想是復雜的。

　　南都：類似于黃源這種采訪得來的資料，在寫作魯迅傳中如何突破材料上的限制？

　　林賢治：這里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材料放著不用，不敢用，第二個是史識的問題，面對同樣的史料，認識可以有霄壤之別。

　　南都：包括《五四之魂》、《散文五十年》等重要文章在90年代末期已經發表，這可以說是你創作最高峰的時期？

　　林賢治：90年代后期寫了長文，應該說有點小影響，《散文五十年》屬于當代文學史的范疇，但里面還是帶有思想史的痕跡。因為對于作家、作品、現象的觀察，歸根結底是對體制的質詢。我后來做《魯迅的最后十年》也一樣，我有“史”的情結，歷史的重要性在于它給現實問題的認識提供了經驗。

　　在我個人的寫作中，文學史是其中一個分支，魯迅研究和知識分子的研究算一個分支，另外政治思想史方面研究也算是一個。這里講的“研究”只是尋問、探索性質的閱讀和思考，與學院式的研究大不相同。

　　南都：《散文五十年》當時的寫作狀態和緣起是十分偶然的，在短時間內寫作如此大的文章，材料在你之前研究過程中已經完全具備了？

　　林賢治：這篇文章的寫作非常偶然，邵燕祥先生要我和他合作，編一部新中國成立五十年的散文選本，要我作序，還說序文可以多到3萬字，結果收不住，一氣寫了13萬字。有的材料靠平日累積，有的是在編選的過程中接觸的，像王蒙、余秋雨、賈平凹之類。這篇文章我很看重開頭“根”和最后“其他”部分，我思考的主要還是體制問題，再就是批評標準問題。我一再把“自由精神”、“自由感”引入文學批評。

　　南都：魯迅研究帶動了你對知識分子的研究，而后是對中西方知識分子對比研究，到現在的政治思想研究，這個中間建構起來的脈絡可否梳理一下？

　　林賢治：我很高興看到有人注意到我寫作中前后一貫的脈絡，或是交匯點，那就是一個“存在”。哲學家說“此在”。為什么要寫作？因為我關注我的存在，當然，我的存在和眾人的存在密切相關，因為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環境里，對生存境遇要有正確的認識，對我們自己的身份、命運等也得有切合實際的認識。存在問題使我不安分、憤懣、悲哀，于是我寫作，我不考慮我的寫作算不算“學術”或“藝術”。在我的觀念中，永遠是存在大于學術，存在大于文學。

　　我很反感所謂的學術規范

　　南都：在學術研究方法上，你自己的心得是什么？

　　林賢治：我對八十年代建立起來的所謂學術規范很反感。八十年代中期非常時興盛方法論，我認為，價值論是第一位的，方法論是其次的，是派生的。你要了解某個觀點，自由、平等、民主、正義，這些價值觀念是最基本的，嚴密的規范妨礙到一個人的精神模式，思想、觀念不自由，不可能有獨立的創造。我們現在缺乏創造性，泯滅個性，我們要回到自然法，自然神那里，這跟現代意識沒有沖突。

　　南都：2000年之后，你個人經歷和思想上的過程是怎樣的？

　　林賢治：2002年出版了我的隨筆集《時代與文學的肖像》，后來是《午夜的幽光》、《紙上的聲音》等等。這些年讀書多了，在寫作方面徑直走自己的路子，更多是寫一些短文，收集在《孤獨的異邦人》、《曠代的憂傷》等集子里面，基本上是文化批評類。我還是從魯迅那里取法，用“隨筆”的形式，他叫“雜感”“雜文”，其實一樣。我并沒有想到要做成什么學術專著，為教授專家所認同，也不太乎讀者怎么看。重要的是我在寫。

　　我喜歡“隨筆”這種文體，阿倫特說隨筆作為一種文學形式跟她在頭腦中的思想操練有著天然的親近關系；本雅明也高度推崇這種片段式的文體�？梢詳喽�，“隨筆”與自由有關。任何熱愛自由的人，都會追求一種反體系、反規范的寫作。

　　南都：2003年寫成的《中國新詩五十年》可以算是《中國散文五十年》的姊妹篇，為何要為文學史梳理脈絡？

　　林賢治：在《中國新詩五十年》的導論里面，我提出“怎么評價偉大的詩人？”，詩不是重要的，必須把人放在第一位，唯有自由的詩人才能寫自由的詩篇。我是把文學作為人文產品來看待，同時還要把它放在一個時代大背景下看待，這種大的眼光我覺得是必需的。認識一個時代，需要多方面取證，所謂“見證歷史”，文學史是一個方面。

　　南都：《人間魯迅》和《漂泊者蕭紅》研究算是文學史的個案研究，而《中國散文五十年》、《中國新詩五十年》則是全面的歷史總結，這之間的關聯是什么？

　　林賢治：我的寫作全憑個人意志進行，響應內心對自由的召喚，所以也沒有嚴格的規劃。但大方向是存在的，古人說“文章大抵不平則鳴”，我有不平之氣，所以充實、飽滿，寫作狀態好。

　　我的兩本文學史論確實與時下出版的文學史觀點和寫法都不一樣。說到文學史，除了《十九世紀的文學主潮》，我欣賞的只有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美國文學史論譯叢》，尤其是其中的迪克斯坦和考利。

　　南都：在隨筆集《曠代的憂傷》和《孤獨的異邦人》等書中，旁征博引，知識量豐富，是否和你做讀書筆記有關？

　　林賢治：寫短文無需做筆記，寫長文或是專著時，我把幾十本、幾百本書摞到一起，集中讀，有時候一天可以讀十幾本。

　　南都：寫作上還有沒有哪些未完成的心愿？

　　林賢治：20年前想寫王實味，他是因政治問題被禁錮的知識分子的原型，我會慢慢寫。巴金我要寫一本，不是寫巴金的傳記，而是以巴金為經，以他的朋友曹禺、冰心、蕭乾、沈從文為緯，展示中國知識分子100年間的變化，看知識分子如何與政治、體制互動的。再就是一部關于“革命”的書，在世界范圍內，革命是不是已經終結，可以“告別”了呢？這是一個大問題。說到底，學術、文學都是第二位的，首先我們是中國人，然后我們是中國的文化人。

　　同題問答

　　對你影響最大的書有哪幾本？

　　《魯迅全集》，我看的還是1981年的版本，全破了。

　　做好學問最重要的是什么？

　　對自由、真實和真理的探索。

　　個人最滿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談不上最好的，《五四之魂》自覺略好一點。

　　學術研究工作要經常到深夜嗎？工作習慣是怎樣的？

　　半夜兩點多睡覺，早上九點多起來閱讀，下午編書，晚上寫作。

　　學術研究之外，有什么業余愛好？

　　哼哼歌，散散步，亂翻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