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我希望做“狐貍型”知識分子

《倒轉“紅輪”》獲第四屆“在場主義散文獎”

　　《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對俄國歷史上最典型的知識分子群體進行了一次精準的回顧，對事件以及知識分子在事件中的表現和心理做了獨到的細致入微的解讀，對人物形象進行了生動精練的描繪。

　　一

　　記者：《倒轉“紅輪”》出版伊始就引來很大關注，日前又獲第四屆“在場主義散文獎”。這一方面是因為這本書兼具思想性和文學性，讀來引人入勝。但未嘗不包含了中俄之間有諸多相似處，您探討的話題較易引發強烈興趣的原因。這就能解釋不少讀者在閱讀中會不由自主聯想到中國，并拿一些事實或現象加以比照了。當您起始寫這本書時，是否潛在地包含了這樣一種“中國視角”？

　　金雁：的確有一些讀者問到了我這個問題。因為這種相似，他們還問我，寫作的時候有沒有影射之嫌？說實在，的確沒有。我寫這本書，其實是為了還一個早已有之的心愿。因為很早以前我就想寫這樣一個東西。為寫這本書，我思考的時間很長，動筆的時間也很長。我總感覺在談論俄羅斯時，教科書也好，我們日常的一些泛泛之談也好，多有邏輯不通的地方，我們卻沒去深究。在我看來，我們的通史也好，歷史也好，有責任也有義務去厘清這個問題。

　　這個責任很可能得由我們這些年齡偏大的“40后”“50后”來擔當，因為我們大多有濃郁的俄羅斯情結。我們會回過頭去反思，是什么造成了俄羅斯的激進主義，又是什么造成了蘇聯模式。要厘清這些錯綜復雜的問題，就得從現在往上去找一些節點，就這樣一步步往上回溯，直到最終找到一些歷史的淵源。在這個過程中，我真無暇去考慮什么中國的問題，如果說讀者讀了書之后有那樣的聯想，那只能說明，不管國家有多大的差異，人類的歷史進程總有共通之處。正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是一個規律，知識分子自然也不例外。

　　記者：在追本溯源的過程中，您在某種意義上刷新或顛覆了讀者的一些粗淺理解。比如對別林斯基，他那種鮮明的批判立場，那種激越而高亢的批評格調，一直被國內批評界視為典范。但讀這本書就知道，實際上文學批評只是他革命意識形態追求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我們對他基于平民立場的激進主義思想顯然缺少辨別和反思。又比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我們知道他一些很有名的著作，也知道他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物，至于他如何影響了俄羅斯社會發展的進程卻不甚了了。在閱讀過程中，感覺您面對這個人物有特別復雜的感情。

　　金雁：的確如此。面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無論從邏輯理論上，還是從我自己的個人偏好上，我都感到很糾結，很為難。因為作為反對派的精神領袖，車爾尼雪夫斯基一直處于地下狀態，他總是被捕了后釋放，釋放了后又被捕。最后流放西伯利亞十幾年，等流放回來一年后他就去世了，所以他從來沒有在真正的權力之下釋放出一些能量。但很顯然他的理論，對后來的激進主義、列寧主義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些影響有很大部分還是負面的。事實上，你會發現在俄羅斯，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是覆蓋在本質之上的一層薄紙，實質的東西是俄國民粹主義的，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是他們這些平民知識分子傳承下來的資源。但我對他是懷有敬意的，畢竟面對強大的敵人，他沒法用更為常態的表達方式，他的激進也有其可理解之處。所以，我就問我先生秦暉，我該怎么辦，我該怎么表達？因為要我說他得為后來的一些歷史事件負責，對他個人畢竟有些不公。秦暉鼓勵我說，你怎么想就怎么表達，如果在人品上，他值得我們去頌揚，你可以寫出來，要是在影響后世上有些負面，你也同樣不加保留地表達出來。

　　記者：也因為此，我覺得這本書提示我們去揭開中俄之間相似性的面紗，看到它深刻而清晰的內在紋理。的確有很多事件粗看起來非常相似，細加探究其實會發現很大的差異，甚至是性質上的判然有別。然而我們的思維比較強調求同存異。這是不是說在學術研究過程中，差異性視角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金雁：其實在寫作中，我真是沒想那么多。只是覺得怎么寫，都得從邏輯上講得通。比如說，俄國走到最后這個狀況，是一個合力作用的結果。因為有貴族知識分子的坐而論道、脫離現實和夸夸其談，才會引來那些平民知識分子、那些“刺猬”們的反戈一擊。因為他們在大學里對這些養尊處優的“富二代”有很深的抵觸心理，從他們身上看到了社會的不公，這就注定他們會走上另外一條道路。秦暉就說我對平民知識分子是有譴責的。我覺得他這么說并不恰當。因為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有了前者，才會有后者。我譴責后者也相當于譴責前者。如果貴族知識分子能夠考慮到他們的行為方式，會對其他階層帶來傷害，他們換一種做派，可能就不會引起平民知識分子如此激烈的反彈。俄國人管這個叫做“秋千效應”或“蹺蹺板效應”。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之間，就這樣你高我低的相互上下。保守主義過了，激進主義就會抬頭。激進主義過了，也就給保守主義留下空隙。這其中的張力可以說是特別大。你如果高屋建瓴地拉開一個視角來審視就會發現，這兩者在俄國革命走向不歸路的方向上，都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二

　　記者：大概是因為，您切入的是俄羅斯“大文學”這樣一個情境，這本書比您之前的諸如《從“東歐”到“新歐洲”》等著作多一些文學色彩。我個人的感覺是，您找到了一種最合適的表達方式。當然一本思想論著，還是免不了被問到：如何賦予您要表達的思想一種客觀的面貌。

　　金雁：就像你說的，如果說這本書有這種文學性，那也是不自覺的。一方面，研究俄羅斯知識分子，肯定要研究俄羅斯文學。因為在俄羅斯，文學一直扮演了“思想的引領者”的角色。要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俄羅斯文學并不是一種純文學，它可以說是無所不包，在這里頭能找到政治，哲學、宗教等等豐富而龐雜的東西。另一個原因大概是，我寫到了一些大家都比較熟悉的文學家。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要說了，再比如果戈理和別林斯基，一個是作家，一個是文學評論家，他們曾經相互批評指責，你可能覺得這種爭論是能體現文學性的。其實，我一直覺得我講的故事比較好聽，但落筆寫成文章，就不是那么好讀了。因為在寫作中，我會把一些口語化的東西刪去，而恰恰這些東西是比較有文學性的。當然，我自己感覺這本書其實有一些粗糙的地方，有校對的不詳細，還有注釋上的錯誤，還有很多地方我自己都不滿意。

　　記者：面對《紅輪》您感嘆到底該如何讀？是“把它當歷史來讀，還是作為小說來讀？它是小說的歷史化，還是歷史的小說化？”實際上，我讀《倒轉“紅輪”》，面對的也是類似的困惑：是把它當思想史來讀，還是當文學作品來讀？它是文學的思想化，還是思想的文學化？而現在這本書獲得了散文獎，也就是說它還可以當散文來讀。不妨由此結合“在場主義”的命名談談對散文寫作的理解？

　　金雁：我在《倒轉“紅輪”》第一章里也談到，索爾仁尼琴自己就沒有把《紅輪》定位于“長篇小說”。他以《紅輪》命名本身就是“倒轉”的寓意，1919年的時候，羅扎諾夫就說過“蘇維埃國家走向一個岔道，它找不見回家的路”，那時他就發出了“倒轉吧，紅輪”的聲音。那么索爾仁尼琴其實要探討的是俄羅斯的命運問題。我要寫的就是一本關心俄羅斯命運的人不得不讀的書。

　　說到《倒轉“紅輪”》，我是把它作為一個思想史著作來寫的。所以把它歸到散文里頭，我的確有點吃驚。而且得了這樣一個獎，我也很吃驚。當然獲獎總是好事。但嚴格說起來，這本書還是思想史著作。只是類似的作品，都讓人有理論性非常強的預期，我這么一本書給人不一樣的感覺，就顯得很難歸類了。說到散文，我感覺就是不拘形式，比如回憶錄，寫自己一些感想的短文等等，都可以歸到散文里頭，但我還沒見過通篇講一個主題的書，也被歸為散文的。其實要說這本書是歷史類，非虛構類圖書等等，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三

　　記者：讀《倒轉“紅輪”》于我一個重要收獲是：不宜離開具體情境去空泛地談論知識分子。就像您所說的，在俄羅斯從有“知識分子”這個名詞開始，就有很強的“思想反對派”或“心靈反對派”的色彩。以此來衡量，經歷斯大林時期思想妥協后的高爾基，就很難稱得上是俄羅斯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我疑惑的是，籠統的、固化的知識分子稱謂，會否遮蔽一些有價值的發現？

　　金雁：俄羅斯人對高爾基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F在俄羅斯的大街上，列寧大街已經沒有了，但高爾基大街還在。由此可見一般民眾對高爾基抱有特別復雜的感覺，他擔任過蘇聯作協的第一任主席，他助紂為虐過，但也有傳言他是被斯大林害死的。所以他們對他也充滿了一定程度上的同情。而 《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等作品，在俄羅斯也依然還有很多人喜歡。因為他這種草根寫作，和托爾斯泰這樣的“貴族”寫作很不一樣，帶有泥土的芳香。

　　那高爾基能不能歸為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呢？對俄羅斯來說，知識分子歷來就是和政權不相合謀的，他們總是站在反極權、反專制，總而言之是質疑統治者的行列。此種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無關文化程度的高低，他們經常顯得很落魄，不修邊幅，留著很長的頭發，最重要的是他們不和當權者同流合污，始終保持獨立性及對政權的疏離感和批判精神。但到了蘇聯以后，知識分子的概念就被換掉了。他們被歸為有知識、能寫會算，有著小資產階級情調的一類人。我們現在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其實就是從蘇聯學過來的。以這樣一個標準來衡量，高爾基當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在俄羅斯有很多人持這種看法。像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對他加入斯大林大合唱的行列感到不滿，因而不認同他是知識分子。

　　記者：您論述高爾基晚年思想悲劇時認為，這也許“并不是個思想問題，更大程度上是個人格問題？”，在我看來堪為春秋筆法。這句話其實道出了我們對文化存在過度闡釋的現象。事實上，既然文化是人創造的，對一些人與事的探討，可能還是得回到人性的根子上去理解。

　　金雁：我很早就覺得，并不是什么都是文化問題，有些事情是可以從人物性格里面找到原因的。高爾基說白了就是一個耳朵根子特別軟的人，你看他先后有三任太太，他和誰結婚，行為方式就很受這個最親近的人的影響，她們就像恒星一樣拉著他這顆衛星走，一旦擺脫掉，他就滑入另外一條軌道，卻還是重復原來的模式。列寧在書里對高爾基就有很多判斷，大致說的就是這個意思。當然，他性格當中也有很固執的一面，尤其是在和列寧之間的關系上，他還寫了《不合時宜的思想》，但列寧要用他做形象窗口，對他還是能包容的。到斯大林就不同了，高爾基沒寫他的傳記，沒滿足他一些別的愿望，最后就忍受不了他了。

　　記者：俄羅斯、中國、法國、還有拉美的很多國家，都有人文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介入、參與革命和政治的傳統。應該說，作家參與政治本身不是問題，關鍵是未經生活的轉化，直接把政治的思維、概念、還有習氣等帶入文學情境中，就會對文學造成了很大的戕害。這在建國以后我國作家的寫作中有很明顯的體現。當然，俄羅斯文學的情況似乎有很大的不同。

　　金雁：與其說俄國的作家積極參與政治，不如說他們從哲學思考的角度來考慮俄羅斯民族的命運問題。所以，他們在寫作中談人性思考，談精神追求。你比如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作家，但對他最好的評論是哲學家寫下的。因為他的作品里有他們可以汲取的豐富的思想資源。但他的作品作為文學作品來看，就不是很好讀。我們當年之所以讀他，是因為沒什么書可讀，他們也引發了我們精神上的思考。

　　從某種意義上說，俄羅斯黃金時代的作品，是漫漫長夜里沒有事干的人寫出來的，它寫一個舞會可以寫上一百多頁，寫白樺樹可以寫上十八九頁�，F在的“80后”“90后”面對資訊這么發達，節奏這么快的一個社會，他們的生存狀況發生了那么大的變化，他們很可能不太有耐心去讀這樣的作品。

　　記者：但不管怎么說，這些作品關注社會政治，但從不是圖解政治。

　　金雁：在斯大林時期之前，俄羅斯文學還是比較多元的。比如說，白銀時代其實就發端于沙俄時期。它是俄羅斯黃金時代文學的一個延續。那時存在主義，象征主義什么的都有。斯大林加強了對文學的干預，并于1934年成立了作家協會。這個時候對作家的控制就非常嚴格，作家們基本上已沒有辦法寫真的東西。這套體制被照貓畫虎搬到中國來，對中國也產生了很大影響。當然俄羅斯作為一個文學大國的傳統還在，文學家的地位依然很高。再加上有歷史的傳承。在那么嚴格的控制下，依然有作家寫出各種各樣的東西來，但這畢竟不是主流。

　　記者：切實的問題在于，在中國的語境里，權力對于知識分子的誘惑依然非常強大。比如說，當下很多人在感嘆文學邊緣化。這一方面是擔憂文學在整個圖書市場上被邊緣化，另一方面未嘗不是擔心被政治權力邊緣化。所以政治權力的認可，尤其是主流文學獎項的認可，在文學界依然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標準。

　　金雁：中國知識分子對權力的依附關系，一直以來都比較強。從歷史上看，中國文化人有很強的士大夫情結，他們一般都有服務帝王家的思想�？婆e制以后，更是天下英雄都被囊括其中，讀書做官基本成為一個展現抱負的通道。所以你可以想象，中國知識分子就是嘴上說不在乎，真被權力邊緣化，還是會很強的有失落感的。而且官方的很多獎項都跟利益掛鉤，什么升遷啊，評職稱啊，這些對年輕人會有特別大的吸引力。但也有另一種情況，就是越是主場的，也就越是不在意。比如，我就到現在為止都搞不明白什么是核心期刊，反正我是文章哪里發表方便，我就往哪發。類似的這樣一些東西對我沒有任何吸引力。也就是說，權力的誘導在我這兒是失效的。畢竟對我來說，閱讀研究俄國知識分子思想那么多年，我還看不明白？我可不想把有生之年，用寶貴的時間來干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四

　　記者：《倒轉“紅輪”》在回溯俄羅斯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同時，也對俄羅斯思想史做了貫通和梳理。而且很顯然，俄羅斯思想對俄羅斯社會各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我還是不免感到疑惑，這是否夸大了思想、文化的作用？我看到您先生秦暉就說這本書有“文化決定論”的傾向。

　　金雁：依我看，文化這個東西更多是一種潛意識，它看不清摸不著，你單從線性層面上是看不出來的。但它一直在起作用，你在不經意間會發現，你做的一些事，歸根到底是有文化在起作用的。秦暉就不太認同我這個想法，他說有些東西并不單單是文化方面的問題，其中有社會、制度等因素的影響。我的想法是，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差異性，社會、制度等都是和文化纏繞在一起的，這里面就有一個路徑依賴的問題，我們在研究時不能不注意到這一點。當然，秦暉的提醒對我來說有一個好處，就是使我在認識考慮問題時不會走過頭。

　　記者：談論文化的價值和意義，有特別耐人尋味的地方。比如一說到久遠的歷史，我們能談論的似乎只有文化，文學、思想是文化，經濟、政治、制度等也都是文化。等到把目光拉回到現實，卻發現很大的落差，因為文化是如此的邊緣，以至于它看上去可有可無，只能起到裝飾點綴的作用，對此知識分子難免有自怨自艾的情緒。但既然過往的歷史，不管是奉命寫作也好，還是自主探索也好，基本上是由人文知識分子書寫的，有人就質疑，知識分子會有意抬高自己的形象。

　　金雁：事實上，這不能怪知識分子。因為語言有泛化的功能，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碼字兒的，他用語言來論說寫作，自然會比一般凡夫俗子、平頭老百姓要多一些思想探討。他也不像是商人做生意，為了謀求利益最大化，最后總能達成妥協。他從事的是思想邏輯這樣一個東西，注定了他會有超越的一面，也注定了他們會飽受爭議。你會發現，通常革命思潮來到的時候，知識分子是先行者，但革命真正起來的時候，最先埋葬的也是他們。這是知識分子的悲劇，但知識分子理當保有自己的個性，而不是被整齊劃一加入到社會的大合唱中去。而且我想個性是知識分子永久的特征。要他們也像很多官員一樣，只是一副面孔，沒有自己具有特性的一面。依我看，那樣還不如把他們從知識分子的名單里PASS掉了。

　　記者：在我的感覺里，中俄兩國知識分子有一個明顯的共性，就是他們的思考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為中心，較少超出這一確定邊界研究別的話題。最近學者楊奎松出版了一本新書《忍不住的“關懷”》，在一次相關的主題研討會上。他談到自十七、十八世紀思想啟蒙以后，西方的學者絕大多數都超越國家邊界，討論公平、正義等全人類的命運問題。而絕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討論的還是中國自己的問題，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系問題。對此，您有何見解？

　　金雁：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很長時間里都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一個大國這么被人瞧不起，凡有為的青年看到這種狀態都會特別著急，他們自然會更多思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問題。俄國和中國不同。它是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它的國土是在一步步擴張中得到的，面積特別大，又非常冷，只有五個月的無霜期，而人口又特別少，這樣它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總有地方可以避免國家的權力壓迫，所以它就特別不好管理，這就導致俄羅斯非常強調國家主義的重要性。他們的知識分子和民眾就特別有認同焦慮，覺得如果沒有強大的中央集團，這個國家很容易就散了，所以整體認同的觀念深入到他們的血液里面。

　　記者：這或許是無論俄羅斯也好，還是中國也好，都特別強調集體主義而比較忽略個人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金雁：俄羅斯的東正教就明確表示，集體大于個人。在俄語里，個人主義是貶義詞。也就是說，在俄羅斯的整個文化里，個人主義是幾乎沒有立錐之地的。你比如說“國民”這個詞，既然“民”離不開“國”，反過來“國”也離不開“民”，有了這個“民”，這個國家才會好。然而在俄羅斯不是這樣，以國家強大的理由，它就可以把“民”給消滅掉。在這樣的背景下，一般都認為，國家好了個人就會好，個人可以把自由放心地交給國家。然而事實的情況是，國家的強大很可能反過來吞噬了個人的自由。別爾嘉耶夫就曾說，俄羅斯把國家的強大建立在犧牲個人的自由之上，他的話可以說擊中了俄羅斯集體主義思想的要害。

　　五

　　記者：總體感覺談到俄羅斯知識分子，您比較多的使用了“思想”這個詞。但到底何謂思想，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甚了了。我們無非是把“思想”當不言自明的前提來用就是了。而我之所以會問到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一個直接原因是，近些年國內始終有人在問，中國究竟有沒有思想家？這一質疑有些空泛，但意味深長。如果以俄羅斯思想做一參照，您是否認可“中國沒有思想家”的判斷？在您看來，一個思想家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金雁：我沒怎么去想過這個問題。就知識分子的研究來說，第一步工作是搜集整理史料，然后是對這些史料進行綜合處理，這第三步才是從中生發出一些思想來。以我的看法，所謂思想家主要做的就是這第三步的工作。當然這三步是一個梯隊的配合，相互不可分割，但可以有分工。從治思想史的角度看，我們太偏重于史的研究，而少有更高層次的追求。這所謂的“更高追求”，就是把史料融會貫通，化入血脈，提出屬于自己的原創性思想，這樣才稱得上思想家吧。

　　記者：作為蘇聯東歐問題研究專家，同時又是有著深刻歷史感和現實關懷的知識分子，您對自己是怎樣一個定位？您認為自己是“狐貍”還是“刺猬”？

　　金雁：從我自己的主觀愿望上說，我希望做“狐貍型”知識分子。在書齋里做做學問，很有連貫性，也的確可以做出一些扎扎實實的研究出來。而且你也不用去擔心你的研究有沒有影響。你就相信“路標派”說的“生命在于語言當中，說了不會白說”就可以了。但中國的現實很多時候不允許你安于書齋。你看八十年代末以前，秦暉寫的論文也好，著作也好，都和現實的社會問題扯不上什么關系。這之后他才從書齋里走了出來，談論一些社會問題。因為對中國的改革，知識分子一直抱有很大的希望，他們有責任指出一些問題。當然就我自己來說，我最大的愿望還是好好寫手頭的書，這是我想要做的，其他的有些事情那也是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