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小瓊：《女工記》，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

　　第四屆在場主義散文獎新銳獎獲得者

　　鄭小瓊：《女工記》，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

　　竹青、田建英、劉美麗、李娟、謝慶芳、蘭愛群、伍春蘭、阿蓉……這是一個個坐在流水線上消耗青春和夢想的女工們的名字，也是廣東女詩人鄭小瓊《女工記》中一篇篇作品的標題。也曾在流水線上工作多年的女工的鄭小瓊，用七年時間的追蹤和思考，感同身受地記下女工們的歡笑與眼淚、快樂與悲傷、希望和絕望。同時，這些詩文也讓不曾親歷過流水線生活的人們，看見另一種“數量龐大、聲音微弱、表情痛楚”的生活，看到工廠、流水線和鐵棚屋，看到除了愛情、電子游戲、小資情調之外，青春還有拖欠工資、老板娘的白眼和工傷的血腥的方式……日前，這部《女工記》獲得第四屆在場主義散文獎新銳獎。

　　“用最真實最原生態的方式記錄女工的人生”

　　記者：《女工記》的寫作歷時七年，可以說漫長而艱難。是什么樣的動因促使你決定去接觸這一題材？

　　鄭小瓊：大約是在2006年左右，我從工作了數年的五金廠出來后，有一段時間租住在城中村里，偶然一次生病，我在醫院碰到了過去的同事，她是貴州人，跟她戀愛的是一個湖北小伙子，湖北小伙子辭工之后，他們倆就分手了，她只能選擇去醫院墮胎。

　　在工廠多年，我見過很多這樣的女性工友。有些工友因為年紀很小，什么事都不懂，有的甚至將小孩生在廁所里，或者因為在工業區的小診所就診而留下身體暗疾，有的可能喪失生育能力。當時，我就想花一點時間做一個有關女工生育的小題材創作。我花了接近二十天左右，對女工友的生育、愛情、婚姻等方面進行了一次小型調查。我原本是想寫一些散文或者類似紀實文學的作品，但經過二十來天的調查后，我覺得自己有更多東西想要表達，便開始關注女工。

　　記者：最終呈現的《女工記》顯然不僅僅局限于描寫女工們的生育和婚姻問題，還涉及到更多更廣泛的現實問題和社會境遇。包括你最后將寫作的重點落在具體的個人身上。這一寫作過程是如何轉變的？

　　鄭小瓊：從2006年到2008年，我有意識地選擇租住在城中村，與各種女工大量接觸，并去了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大約在2008年，我想開始這次寫作，原本計劃寫一組組詩《女工》，依然是以群體方式呈現，寫了接近十多首之后，我就徹底地放棄了。當我寫著“她們”的時候，那些我接觸的女工就一個個浮現在眼前，那些真實的生活與故事不斷地折磨著我。我總覺得還少了些什么。

　　當我放棄這種集體式的表達后，2010年，我將這些年調查與采訪所得的一些東西進行整理，將她們的姓名與自己的感受放在一起，我忽然想起我曾經寫過的兩首詩，一首是《田建英》，另一首是《三十七歲的女工》。我似乎找到了我需要的表達方式。我開始調整思維：我原本的計劃是寫《女工》，現在決定寫《女工記》。盡管只有一個字的區別，但兩種思路完全不同。我想寫的只是關于女工的記錄，用最真實最原生態的方式記錄女工的人生，中間可以像古代的“記”一樣夾雜作者的感情與主張。將一百來首詩歌寫完之后，我將詩歌傳給了幾位老師。張清華老師建議，如果將一百首詩歌放在一起，會給閱讀者造成一種疲倦，他建議我可以寫一寫調查這些女工之后的感受。我聽從了建議，寫了些有關于女工背景的手記以及自己對農民工群體的感受與想法。我大約寫了五十來個手記，并選了十四個手記收錄在這本書中。

　　“我更愿傾聽那些默默無聞者的聲音”

　　記者：在這部作品中，大部分詩歌都是用女工的名字命名的。你也曾寫道“……數量龐大的外來女工，很多時候她們被媒體、報告、新聞等用一個集體的名字代替，用的是‘們’字……我努力地想把這個‘們’換成她們個體，深入她們之中，才會感覺在‘們’背后的個體命運�！痹谀愕目紤]中，把一個“們”下面掩蓋的無數個不同的名字呈現出來，有何意義？

　　鄭小瓊：這部詩文集中有91首詩是直接用女工的名字命名的，手記中則出現了幾十個女工。

　　以女工的名字來命名詩歌，和我在流水線上做過多年的感受有關。作為流水線工人，同事之間一般都是以工種互相稱呼，我就曾被人稱為“裝邊制的”多年。在工業流水線上，每條拉線的員工流失率相當高，有一些工友還沒有認識便已經離開，如果能記住工友的名字，在他們看來彼此的關系就已經相當親近了。

　　而且，我個人一直覺得一個人的名字包含著個體的尊嚴，所以我選擇用工友的名字來作為一首詩歌的標題。我呈現的是一個個具體的女工個體的命運，而不是群體的樣本化的面孔或公共化的面孔。如果用“們”去寫，也許這一個個具體而生動的女工會成為我筆下的一個選題，或者反映這種生活的一個臉譜化標本。但我一直很反對這種臉譜化，我想更立體地呈現這一個個具體的人。

　　在我寫到的這些女工中，有幾個人我已經跟蹤很多年，每一年都會去看看她們，或者去她們老家看看。我一直以為，在一個國家，如果無個體之權利與尊嚴，則國家同樣也無權利與尊嚴。而一個名字的背后，意味著一個人的尊嚴、責任、權利�，F實中，她們中的很多人無法享受到這個國度用法律給予她們的權利，她們的利益不斷地被損害。正是她們的故事讓我感到我們更需要尊重個體的權利與利益，不要用龐大而虛無的集體或者什么特色、國情來搪塞或忽略個體應有的權利與利益。捍衛每個個體的尊嚴與利益，就是捍衛一個國家的尊嚴與利益。很不幸，在這一點上，我們現在做得相當差。

　　記者：在當下關于農民工的報道中，人們會更習慣或欣賞那些從底層經歷苦難最終獲得成功的例子。這個社會更在意的是那些成功者，而缺乏直面苦難、揭開傷口的勇氣。包括外界也會認為你是一個“用寫作改變命運”的成功人士？在逐漸脫離打工生活的時候，你為何會更關注那些沒有成功的默默無聞的“女工們”？

　　鄭小瓊：盡管我一次又一次說過不要把我當作某種改變命運的標本，但我還是不由自主地成為了別人眼里的標本。

　　實際上，工廠或工業區里的大部分工友都是默默無聞的，懂得去找勞動局去找媒體的工友只是其中最膽大最有辦法的極少數。在寫作《女工記》時，我就曾遇到很多權利受到損害的女工，我問她們，為什么不去找勞動局？她們的回答總是這樣，“又不是我一個人”，“大家都沒有去找”，或者還認為去找勞動局是一件很出丑的事情，怕麻煩等等。

　　對于大多數女工而言，她們只是以周圍的人為尺度來衡量自己的人生，包括我自己在工廠時，也只能如此。我曾在散文《流水線》中表達過我內心這種感受：“我和她們一樣，在時光流逝中逐漸喪失自我，有時會因喪失而感傷，因感傷而痛苦�！�…但是我卻對這一切無能為力，剩下的是一種個人尊嚴的損傷，在長期的損傷中麻木下去，在麻木中我們漸漸習慣了，在習慣中我漸漸放棄曾經有過的叫喊與反抗，我漸漸成為了流水線的一部分�！边@種選擇的背后是大多數女工對現實的無能為力，她們無力改變命運，無力改變現實，甚至沒有信心將內心被壓抑的部分叫喊出來。

　　真正代表著女工形象的是沉默的那一種，也是被工廠認為是最好管理的那部分女工，她們才是女工中的最大多數。正是因為她們的沉默，她們是默默無聞的，所以我更關注她們的內心。那些不是默默無聞的人會有更多的關注，比如報紙雜志等，相對來說，我更愿傾聽那些默默無聞者的聲音。

　　“她們內心的聲音沒有人傾聽也沒有人在意”

　　記者：每個女工都是一個獨特的生命，有自己獨特的疼痛。但因為生在這個時代，她們身上不可避免會有一些共同印記。如果從你的個人思考出發，你覺得在這個時代中求生活的女工面臨的最大危機是什么？

　　鄭小瓊：最大的危機在于她們內心的聲音沒有人傾聽也沒有人在意，現實狀況與她們想象的差距太大，她們還處于單一個體存在的方式，無法形成一股力量，推動改變的力量太弱小。我個人曾建議成立農民工基層自治組織，使農民工能夠有效地團結起來，更好地推動她們處境的改變。

　　我曾寫過一個女工熊曼，在手記中曾有過如此感慨：“她老了，只能返回湖南的老家，重復著公公婆婆的日子，在家里帶孫子，種點地，兒子卻重復著自己的命運……在這個家庭，我看到一種命運的輪回，一種無奈與辛酸�！�

　　熊曼們不是個體，熊曼們在這個國家，不是一個個體，而是一個龐大的群體。當她們選擇放棄鄉下樓房來到城市，卻看不到自己會變成城市人的希望。也正是從熊曼這個女工的身上，我感覺到女工們對未來沒有信心的危機，在這個時代，無論是女工還是大學生，我們面臨著相同的現實，也許女工厭倦勞動，在這種缺少公平競爭機制下，勞動并不會給她們有尊嚴與自由的生活，也無法讓她們在工作的城市安居樂業，這是相當可怕的。

　　記者：熊曼和熊曼的子女們仍在源源不斷地進去城市，打工者之間存在代際傳承，肯定也有代際差別。那么，這些不同年代進入城市的打工者之間有著何種區別？

　　鄭小瓊：我覺得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打工者可以分為三代。第一代是“要走出去的”的一代，她們是早期來廣東或者城市的一批人，她們在故鄉沒有前途，血汗工廠的背后是一個比血汗工廠更讓人看不到希望的貧困鄉村，這是第一代女工的生活狀態與生存困境，她們是“要走出去的”一代。

　　第二代是要“呆下來的”一代，當最原始的血汗工廠慢慢消失，工人的工資隨著工廠發展慢慢提高，工人們有了新的想法，她們要在城市呆下來，不想再回到農村。相比前一代女工只關心工資高低，是否準時發工資，及加班過度等勞資問題，那么越來越多的中國女工更關心自己是否能“呆下來”，即她們關心小孩能不能在這里就讀，能不能不再回到農村，賺錢在廣東或者故鄉的城鎮買房。

　　第三代是“要融入進去的”一代，特別在“90后”這一代中，我越來越明顯地感覺到她們更關注自己能不能融入城市，她們關心在這個城市發生的事情，希望參與其中，有自己的看法。

　　記者：這些打工者在情感與價值認同上又有何種區別？

　　鄭小瓊：從情感上來說，我覺得第一代在情感與價值認同上屬于有根的漂泊一代，而第三代女工應該屬于無根的混的一代，她們是一群沒有家，沒有歸宿，徘徊在鄉村與城市的流浪者。如果第一代還有家可歸，“回去修一幢好房子”是她們的精神信念，那對于這一代人來說，連這樣的信念也沒有了，老家沒有任何值得她們留戀的了。她們從價值與情感上，早就不認同老家了。她們在城市的工業區長大，在城市的邊緣中生活，一直生長在這里，從內心上她們更認同于城市，雖然這些工業區離真正的城市生活還很遠，而且他們生活的城市從來不認同她們，在她們的意識中知道融入城市是一種想都不能想的奢望，但她們也不會回到鄉村。

　　“有太多東西需要記錄，為我們時代的變遷保留一種內心的見證”

　　記者：你有一段時間并不是很愿意進入體制內的寫作。為何會對進入體制內保持警惕？在生活現場寫作無疑會比在書房寫作更為艱辛。而最接近原生態的寫作有時在文學性上會有所缺失，你如何權衡這兩方面？

　　鄭小瓊：是的，我一直對體制保持著一種警惕，因為有些強大的慣性會不斷地同化并改變我們。在一個體制無所不在的地方，我見過很多寫作者在寫作時會形成一種內心的審查機制，比如面對發表體制，他會選擇寫哪些方面的文字，哪些不寫才會被發表等，這種自我審查機制讓寫作者的寫作不再自由。我也并不認為接近原生態的寫作會在文學性上有所缺失。

　　記者：近年來，關于打工的文學作品不少，題材涵蓋紀實、訪談、詩歌等等。在你的閱讀范圍之內，這些作品在哪些程度上反映了打工者的生活？你覺得對于打工者而言，她們最需要得到呈現和關注的，應該是什么？

　　鄭小瓊：事實上，反映打工者的文學作品一直很多，并非只有這幾年。我知道在東莞與深圳有相當多的人一直在寫作這一題材的作品，有一些學者也在關注這個方面。這幾年，有相當多具有國際視野的學者、記者、作家關注農民工這個題材，比如潘毅、張彤禾、魏城、呂途等人。這幾個人的作品我都閱讀過。他們的作品在這幾年有相當高的關注度。

　　寫作者的立場不同，觀察的角度不同，結論與傾向也完全不一樣。如魏城等國外記者在觀察農民工這個群體中，都會提及一個中國農民進城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潮，提及人類歷史上增速最快的城市化等問題。但是，從一個女工的身份來說，我感覺我周圍的人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進城，也沒有感覺到自己變成了城市人口。這種“沒有進城”的判斷，是從中國的城鄉劃分界定以及女工內心的認同感兩方面來說的。從中國的城鄉體制劃分上來說，她們依舊保留著鄉村的戶籍，從內心來說，她們大多數都知道自己的宿命是老了以后回到鄉村，她們依舊保留著一顆屬于鄉村的心靈。

　　實際上，這些結論完全不一樣的作品呈現的都是打工者的生活。但我與他們的關注點不同，他們可能關注的是一個群體性的問題，而我更關注一個個具體的人，一個個具體不同的人在面臨現實時所呈現的或無力、或奮斗、或成功、或失敗的事實。我跟本身在打工的寫作者的立場更相同一些，而與非打工者的作者在寫作打工題材時的立場與觀點差異較大。比如有人關注的是農民工在城市賺到錢回家了，或者中國農民進城等問題，而我關注的是農民工進城遇到了哪些問題，哪些方面需要引起關注，哪些方面需要改善等等。

　　記者：你的寫作近況怎樣，是否有什么新的寫作計劃？

　　鄭小瓊︰我在寫一本散文集《南方手記》已經有很多年了。這是一本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散文集，主要描寫工業時代背景下中國農民由鄉村進入到工業時代的感受，描述流水線、電子廠、五金廠、印刷廠、制鞋廠等不同行業背景下的農民工不同的感受，以具體而真實的例證來表達中國農民工在現實的夢想與追求，以及價值觀念的改變。當我一次次深入到湖南、江西、河南等鄉村，我感受到這三十年的變化，當幾千年的中國傳統的鄉村開始緩慢地向工業化邁進時，幾千年來的傳統、信仰、文化、精神、價值觀都有著巨大的改變。我覺得有太多東西需要記錄，為我們時代的變遷保留一種內心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