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青年人眼界太窄 要讀點書多思考

訪百歲學人劉緒貽

劉緒貽

　　5月13日，劉緒貽先生過了100歲的生日。不過跟劉緒貽先生談話時你很難想像面前的這個人100歲了。他的行動稍稍有點遲緩，但是他的腦子絕對屬于一個年輕人。他知道很多思想界的熱點、動向、時尚……他居然還像一個年輕人一樣在寫文章并且——投稿，他熟練地使用電子郵件跟各地的編輯記者們聯系，問他們自己的稿子能不能發何時發，如果發表不了的話他就要轉投到別的地方去——這樣的熱誠應該也是屬于一個年輕人的。

　　在儒家成為一種時髦之際，他倒是一點都不含糊地主張要繼續批判儒家思想。他還提出要批判法家思想，這一點也是罕見的。他回答起提問來是直截了當的、要言不煩的，他對提問的諸多回答看似簡略，其實都是多年來深思熟慮的結果，因此所說的話都非常在點子上。

　　這個1947年就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拿到碩士學位的學者說他真正的學術生涯開始于1979年離休之后，那時他已經66歲了。他生命中最好的30多年被時代蹉跎了。但是，66歲開始也仍然來得及，只要思想不老、精神年輕。

　　如果你能夠看見他的表情，你就能夠發現，他談及過去被“邊緣化”時一直都是樂呵呵的，好像那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與其說他是抱怨命運對自己不公，不如說他是在感喟時代的局限之下個人的無奈。但他最后一切又都釋然了，因為他對自己的寫作抱有堅定的信心，他相信那些文字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初夏時節，劉緒貽先生在武漢的家中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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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是文理兼優那一類的學生

　　記者：見到百歲的壽星，很多人都會問：有什么養生秘訣？您有什么養生秘訣嗎？

　　劉緒貽：今年5月13日，我滿100歲了。我年輕的時候絕對沒有想到會活這么長。也沒有什么任何養生秘訣。什么原因讓我活到100歲，其實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記者：您喜歡運動嗎？

　　劉緒貽：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運動，我還是比較喜歡運動的。在大學的時候，我喜歡打籃球、游泳、騎馬，離開學校之后，喜歡騎自行車、打羽毛球……

　　記者：飲食方面呢？有什么講究的地方嗎？

　　劉緒貽：吃什么倒也沒有什么特別的講究。只能說，我的生活比較規矩，不嫖不賭，也比較規律……但最主要的，我認為是，心情開朗，不像林黛玉那樣，一天到晚老是想到寄人籬下，悲悲切切。我一生也遇到過不少的坎坷，但很快就過去了，不大計較。

　　記者：您年輕的時候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據說，您大學期間，因為戀愛導致數學成績下降。本來您是有希望成為一個科學家的吧？

　　劉緒貽：我中學時候，數學成績確實是特別好，當時的湖北省高級中學是一個很好的學校。到了清華，微積分算是比較容易學的一門數學，但是我都不及格，我那是真正的害相思病啊。

　　記者：所以后來就只好轉到文科專業了？

　　劉緒貽：不過，從初中開始，我的作文成績也很好，每一篇作文都被老師貼出來，全班傳閱。不同的老師都認為我的作文不錯。所以，我算是文理兼優那一類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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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五四運動是非常贊同的

　　記者：你寫過一本書，講儒家文化對中國的統治。你怎么評價儒家對中國的統治？

　　劉緒貽：我認為，在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之前，中國跟西方接觸之前，儒家可以維持中國社會的穩定，但是，它阻礙中國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力提不高，盡管可以維持社會的和平，但它使中國長期處在貧窮、困難當中，人民的生活水平無法獲得改善。等到中國和西方接觸，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屢戰屢敗，中國人覺悟到必須向西方學習，中國就廢科舉，也不讀經了。但是，還有少數人，因為種種原因，他們還是很留戀儒家。出現一批現代新儒家，直到現在還有這些人。像徐復觀、牟宗三等等，后來還有杜維明等人，他們花了很多時間來研究儒家，提出要“返本開新”、要用儒家的內圣開科學民主的外王。直到現在，我認為他們是失敗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方克立教授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是比較深入的，他研究的結論是：這些人的想法最終是行不通的，他們成不了氣候。

　　記者：海外有些華人學者對五四運動有很多反思。包括認為過激了……您對五四運動有什么評價？

　　劉緒貽：我最近寫過一篇文章，《我希望再來一次更高水平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提倡科學、民主、打倒孔家店，這個任務現在并沒有完成。你看新儒家在中國到處興風作浪，他們出書、做網站、搞演講，他們的行動受到寬容和鼓勵。另一方面，一提到民主、法治、自由等等，就有人很害怕，這是非常不正常的。有人雖然口頭上也說要加強民主和法治，但老是說，老是不做。我對五四運動是非常贊同的，五四運動提倡那些價值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的最高成果，是屬于全人類的。我對海外那些少數華裔學者文人所謂的五四運動很過激的看法是非常反感的，有什么過激？一點也不過激。我對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文化保守主義很不認同，他們主張要回到傳統、回到儒家、反思五四運動的激進，我對此是非常不以為然的。我們覺得應該進一步研究、弘揚五四精神。

　　記者：海外有些學者還認為，五四運動的邏輯，跟文革的邏輯，有內在的關聯……

　　劉緒貽：從人類文明史的角度來看，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一個反動。文革是文化災難。我也曾經一度上當受騙，后來也吃了很大的苦，他們搞派性斗爭，整我整得很厲害。文革對中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文革提出了什么價值？它怎么跟五四運動是一脈相承的？

　　記者：文革結束之后，中國致力于發展生產力，這條道路應該是走對了。最近30多年來，生產力有了很大的進步，這個路子應該是走對了吧？

　　劉緒貽：提高生產力當然是對的，成就也是大家都看得見的。但是，需要改革的地方還很多。很多問題，其實過去由于種種原因沒有來得及改，今后應該抓緊時間繼續改革，否則的話，中國要維持過去的發展速度是很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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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休之后日子過得最順暢

　　記者：美國有一個學者叫許倬云的，他有一本書講《現代文明的成壞》，講現代文明出現了很多的病癥。您怎么看現代文明？

　　劉緒貽：現代文明的一大問題主要涉及到人跟自然的關系，這個方面一直是有爭議的。人如果不利用自然，那么，生活水平無法得到提高。但過度利用自然，又破壞了生態環境，自然要來報復你的。我認為不能因為有種種問題就不去克服自然�，F在有一門學問叫“科技倫理學”，克服自然要有一個限度，要考慮可持續發展。不要把留給后代的資源都用盡了。

　　記者：您是研究美國史的專家。您怎么看美國這樣的國家呢？

　　劉緒貽：我認為美國，從它的內政來說，這個國家是比較成功的。但是，它的外交，我是不認同的。我有一個好友，很多地方的看法跟我都相同，但是，外交方面不相同。他認為，美國并沒有占領別國的土地，而且它希望別的國家成為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家，所以，他認為美國不是侵略別人的國家，是一個施惠的國家。這個意見我是不同意的。美國的外交是一個霸權外交，美國一直在擴張，它原來只有13個州，它的土地是一步一步擴張來的，它的很多土地都是從墨西哥拿來的，它把南美當成它的后院，向全世界發展，當然，它沒有占領別國的地方，但是，它想成為世界的領導者，它一直在謀求統治地位……它導致很多無辜平民死傷，很多區域陷入內亂。

　　記者：您這輩子覺得最順暢的是什么年代？

　　劉緒貽：還是1979年之后，我66歲了，我的工作開始自己做主了，我的時間完全可以由自己掌握了，我離休了嘛，我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一天到晚地干，身體也還可以，效率很高，寫的東西很多，發表的東西也很多，質量也還可以。這段時間是我的心情比較暢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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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東西能夠出版，我覺得就夠了

　　記者：您的學術觀點一向還是比較大膽的。這個有沒有給您帶來一些影響？

　　劉緒貽：是的，由于我的很多學術觀點基本上都是反對左傾教條主義的，而這個左傾教條主義的勢力在當時還是很強大的，所以，事實上我是被邊緣化的。我的東西在湖北省都出版不了，只能北京、上海出版，類似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等這樣的出版機構出版的。一些原來的“大右派”特別喜歡我的書，給了我很大的支持。我的書雖然能夠出版，有些人一直批判我，后來我本來應該獲得的待遇，比如國家津貼、資深教授等等，我都沒有得到。我個人并不在乎這些事情，我的東西能夠出版，我覺得就夠了。不過現在我的地位有所轉變，我的心情也比較愉快了。

　　記者：您寫過這么多書，如果要您自己推薦，您愿意把哪些書推薦給讀者？

　　劉緒貽：我的《美國通史》還是不錯的。另外，許良英先生特別喜歡你提到的那本書《中國的儒學統治》。

　　記者：您現在還在寫文章嗎？

　　劉緒貽：還在寫。比如《我希望來一次更高水平的五四運動》，比如《中國亟待補的一課：批法》。我們都知道中國的統治思想是儒家，但是，事實上，除了儒家之外，還有法家的思想，內儒外法。秦朝用法家來統治，很快就亡了。后來的統治者汲取了這個教訓，就用儒家。但是五四運動之后，一有問題出現，就批儒，很少批法。所以現在要補這一課。

　　記者：如果有機會，您最想對年輕人講些什么話？

　　劉緒貽：有人曾經對我說，要我多帶些研究生，把自己的思想傳給下一代。1987年我就離休了，沒有資格帶研究生了。但是，到我這里的青年人非常多，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們，希望他們盡量從左傾教條主義的束縛下掙脫出來。但是，我發現，現在的青年人讀書不多，很多書他們聽都沒有聽說過�，F在的教育太成問題，這些青年人的眼界太窄了。所以，還是要讀點書，多思考。

　　劉緒貽，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黃陂縣。1936年考入清華大學。1944年畢業于西南聯大，獲社會學學士。1947年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回國后任武漢大學教授。著名美國史專家，主編并撰寫多卷本《美國史》并與人合著多種美國史研究專著，著有《中國的儒學統治》、《黎明前的沉思與憧憬》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