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每個人都需要有尊嚴地活下去

　　學者梁鴻剛剛憑借《梁莊在中國》獲得“年度散文家獎”，最近，她的這本書也更名為《出梁莊記》出版。領獎之后，她趕回南陽，參加親戚的婚禮，在現場一片忙亂中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談到這本書，她感慨道，梁莊人的出走宛如“出埃及記”，但卻是一種“反諷”的存在，他們沒有找到“奶和蜜”，還在城市邊緣掙扎，他們仍是被遺棄的子民。農民工，一個涵蓋著幾億人口的群體，已經成為包含著諸多社會問題、具有復雜含義的身份象征。

　　對于同鄉們的生存真相以及生活狀態，梁鴻認為自己有責任書寫出來，不僅要給梁莊人留下一個記錄，更要為這個群體發出一種聲音。

　　運用文學語言進行寫實化的表達，是我的寫作特點

　　青閱讀：這本書是調查報告還是文學作品？你的同鄉情懷對于寫作有什么幫助？

　　梁鴻：首先，這是一部文學作品，不是一份調查報告。運用文學語言進行寫實化的表達，是我的寫作特點。我與梁莊有割舍不掉的鄉情，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其中，這可能恰恰是我的優勢。所以，我呈現的梁莊，帶有主觀色彩。但這個主觀世界不是社會的成見，不是我的知識背景，而是關注生命的細節，希望通過細節來重新思索自己與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關系。如果有人感覺不夠客觀，也沒有關系。我沒有必要壓抑自己的感情，就是要把對他們的生活方式與思想需求的理解全部寫出來，呈現這一生活背后的制度邏輯和文明沖突。

　　為什么要一個人、一個群體以犧牲自尊為代價去生存

　　青閱讀：你的書中有一個18歲的三輪車夫民中的故事，你寫到他沒有像父親那樣的“認命”，他以自己的生存方式為恥，急于擺脫，甚至感到憤恨。你認為年輕一代農民工和父輩的差異在哪里？

　　梁鴻：差別很大。上一代打工者對社會的期許比較小，只要可以生存，就能得到心理補償，忍受外界不公正的對待和鄙視的眼光。當然他們也會用自己的方式反抗。但對于年輕人來說，不只是錢的問題了，還有身份和尊嚴。被驅逐和排斥，對這個孩子的心靈傷害是很大的。三輪車夫本是正常的職業，如果社會包容，他們不會感到羞恥。也許有一天，他也會像父輩那樣，放下自尊繼續求生。但是，為什么要一個人、一個群體以犧牲自尊為代價去生存？我們的社會是有責任思考這個問題的。

　　青閱讀：有人說，農民工是追求現代化的犧牲品。這句話你怎么看？

　　梁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的確是這樣。農民工進入城市，從事重體力勞動和高污染的工作。因為他們的付出，我們的城市GDP直線上升。但是，社會給他們的回報很少，他們少有生活保障、經常面對輕視的眼光，在城市的夾縫中生存。如果一個幾億人口的群體要養家糊口，必須要以背井離鄉、骨肉分離為代價，這是殘酷的現實。我們有責任為他們尋找更多的出路，營造更廣闊的生存空間。我們應該時常反省是否把他們作為城市生活中的一分子來對待。

　　青閱讀：你寫到，哀痛和憂傷不是為了傾訴和哭泣，是為了對抗遺忘。你這兩本書想給梁莊人留下什么？你怕大家忘記什么？

　　梁鴻：想給這片土地留下一個記錄吧，也希望大家能夠記住這些普普通通的人和他們的生存困境，他們的鄉愁、情感、矛盾。我們眼中面目模糊的農民工群體，其實都是由每個鮮活的人組成的。 用問題式的眼光來看農村是歧視。生活在里面的人，他不是問題，不是病，不是腫瘤，他就是一個人。不要排斥、輕視他們，因為每個人都需要有尊嚴地活下去。

　　每個作者都會站在自己的角度和視野去觀察社會

　　青閱讀：最近，關注打工群體的書很多，其中《打工女孩》在中國的出版引起很多爭議。你怎么看待這些現象？

　　梁鴻：每個作者都會站在自己的角度和視野去觀察社會，完全脫離自己的價值觀是不可能的，恰恰是因為這一點，才為讀者提供了不同的視角。我認為，只要是花費時間和精力，以認真負責的精神去寫作，都是值得尊敬的。因為，這個群體實在太需要社會的關愛了。我在自己的作品里，也特別說明了這點：書里的梁莊，只是我所看到的和我所理解的梁莊和中國，我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誤解和爭論。

　　文/本報記者 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