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彤禾：只有到鄉村才能看清城市

張彤禾 丁楊/攝

《打工女孩》，［美］張彤禾著，張坤、吳怡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33.00元

　　當張彤禾還是《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的時候，時�？吹轿鞣矫襟w上有對于中國的報道——羅列“世界工廠”經濟飛速發展的數據，也不乏對數據背后打工群體工作、生活狀態的描述。諸如“血汗工廠”中的外來務工者如何在惡劣的工作、生活環境下艱難謀生，少有福利保障，薪資與人身權益頻受損害……西方教育背景下成長的她覺得這是中國的一個側面，但事情恐怕沒這么簡單。數以億計的中國人離開家鄉前往異地，肯定有很多困難，不過改善生活、改變命運的機遇同樣存在。她想要對這個群體有進一步的了解。

　　她選擇前往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東莞，那里有眾多商業公司、加工企業，來自天南海北的打工者在那里工作，其中年輕女孩占相當大比重。雖然是美國人，但她有一張中國面孔，能說流利中文，她的年齡和那些打工女孩也比較接近，這使得她的采訪進行得還比較順利。很多打工女孩和她成為朋友，樂意向她傾訴甚至袒露自己的經歷、情感、夢想。那時她一邊為《華爾街日報》工作，一邊不斷去東莞采訪。第二年，她從報社請假，在東莞租了房子，每次去就住在那里，投入到打工女孩的世界。她不認為做這樣的采訪調查就一定要和打工女孩們同吃同住朝夕相處，因為就算和那些女孩離得再近，也終究不是那個世界的人。從東莞回到北京，她把采訪筆記整理好，等待下一次出發。兩年的采訪結束后，又用了兩年完成這本《打工女孩》。

　　前不久，為了《打工女孩》簡體中文版的出版，張彤禾來到北京。從記者身份轉換成作者，面對中國記者的她顯得要比網絡視頻上那個嚴肅、冷靜甚至有些強勢的她溫和、開朗。只是在偶爾回答問題時，她會忍不住像個記者那樣向提問者發問。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遇到她感興趣的話題，就一下子變回“記者”提問，聽著我的回答，在本子上用英語飛速記下點什么。

　　這本書在美國出版后，西方評論界曾有不同看法，中國讀者亦然。網絡上、現場交流中，都是既有肯定、褒揚，也有質疑、詰問。畢竟，談到中國打工群體，難以避免很多復雜的問題。面對不同聲音，張彤禾在北京單向街書店的活動上強調“我寫出我觀察到的，我的工作就是了解這些女孩真實的生活、真實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寫出來”。

　　讀書報：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職業……這些方面你都和書中那些打工女孩有很大差別，采訪的時候你如何能讓她們對你信任，乃至敞開心扉？

　　張彤禾：我是華人，能說中文，我也是個女孩，也有跟父母的糾紛，也面對跟男孩戀愛的問題，這些對我的采訪是有幫助的。當地的打工女孩知道我是外國來的記者，但很容易和我談得來。她們大多是從農村來的，很年輕，也很直接。和她們的交流要比我預想的輕松。第一次去東莞之前我曾擔心她們怎么會在大街上跟我談，那些公司保安是不是也會問這問那。事實上，這些問題完全沒有。

　　讀書報：也許這是你的記者職業優勢或者跟人打交道的技巧使然？

　　張彤禾：其實不見得。我覺得在跟人打交道方面，我做得并不好。我不是那種很容易跟陌生人談得來的人，我往往會很快就展露自己的個性，說得太多，也許會嚇到對方。我也不是很有耐心，我的個性并不是當記者最理想的個性。

　　讀書報：采訪過程中遇到什么困難沒有？

　　張彤禾：跟打工女孩保持聯系很困難。她們不斷換工作，換住的地方，手機號也就換了。那兩個我剛到東莞第一天就見到的女孩，后來我跟她們失去了聯系。這讓我這項工作剛剛開始就很有挫敗感。另外，我想找一家工廠進去看看，我不止想要采訪他們的員工，還要看看他們的流水線，這很不容易。我一個一個地問過許多工廠，可不可以讓我進去，我說我是外國記者，并不是想把你們不好的一面寫出去，而是要寫一個全面的文章。但還是只有一家工廠同意我進去。畢竟很多工廠覺得，讓記者進來只有壞處沒有好處。還有，那么商業化的地方，很多工廠老板會想，你為什么要到我的工廠來采訪？是不是要偷走我的商業機密？你真的是記者嗎？

　　讀書報：書中有大量的對話、細節描寫、場景刻畫，這些是你在采訪時隨時記下的嗎？

　　張彤禾：這是只有記者會問的問題，很有意思。書中的這些內容怎么來的，要看具體情況。我如果剛認識一個人，不會拿出本子記，那會讓對方緊張。我會先隨便聊聊，如果談得比較好，可能就會拿出筆記本做記錄。通常我會盡量在事情發生的時候就在本子上記下來。如果當時沒有這么做，事后的記錄就會不準確。當然，我在很多場合拿出一個本子，一邊提問一邊記錄，還寫的是英語，就會有人圍過來看。所以我在公共場合盡量不這么做。

　　讀書報：為了寫這本書，你和打工女孩一樣參加了成功學的培訓班，還在某年春節期間和書中人物小敏去她的家鄉過年，書中這兩段經歷令我難忘，也是你感觸很深的吧？

　　張彤禾：我在培訓班的三個月里是去旁聽，沒有正式報名。我跟培訓班說我是記者，想要寫一本書，幸運的是他們允許我這么做。一開始，我覺得培訓班的課程內容很特別，教材也有點奇怪，就像這樣的課程對改善打工女孩們的內涵、氣質真地有效嗎？后來，我很驚訝，因為我眼看著女孩們在這三個月里有變化，從外在到氣質，她們在學習在鍛煉在改變。等到畢業典禮的時候，有一半的學員都沒來，她們已經找到更好的工作了。這么短的時間里，這么多人的生活就改變了，很精彩。

　　去小敏家鄉過年是我在中國十年中給我印象最深的經歷之一。那次對我是很大的挑戰，一方面那里的冬天很冷，總在下雨，我到小敏家的前兩天，手凍得無法寫字。我真怕在那兒待兩個禮拜一個字也寫不出來。好在終于暖和了一些，我就開始逐漸了解這一家人的生活，記筆記。實際體會到鄉村生活，會讓我了解像小敏這樣的女孩從家鄉到城市，她們感覺到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還有一個難忘的印象，是過了年，我和小敏一起坐火車回東莞，一到東莞，覺得天氣好暖和，街上好多高樓，我們又可以隨時洗澡洗頭發了，而這些在她的家鄉是不容易做到的。原來，這就是小敏們看待城市生活的感覺。我想，只有到了中國的鄉村，才能更清晰地了解城市。

　　讀書報：“方與圓”那個章節里，對于《方與圓》這本書的流行、作者的情況乃至打工女孩對這種培訓班、成功學講座的追捧心態分析得很透徹，寫下這些有沒有顧慮？

　　張彤禾：當時，東莞的很多打工者、流動人口都在讀《方與圓》，跟他們聊天，他們就會用書里面的理論來表達。我很好奇，慢慢地看這本書，越看到后來越覺得奇怪，哇，怎么會寫到這些。我更好奇的是怎么會有這么多人推崇這本書。

　　讀書報：你在這本書的“致謝”部分提到你的丈夫何偉(《尋路中國》、《江城》作者)，“謝謝你指給我生活和寫作的可能。每個作家都該有個像你這樣的讀者”。事實上這種幸運可能只有你有，他讀了這本書初稿后給過你什么建議嗎？

　　張彤禾：應該說從我計劃寫這本書他就特別鼓勵我。比方說，我告訴他我想用什么樣的方式來寫這本書。他一聽，就說，好啊，就這樣寫吧。并沒問我為什么這么寫，這給我很大的信心。后來，我寫完初稿給他看，也給了好幾個朋友看，他們都提了建議，當然何偉給我的建議最多。他會具體到某一句這樣寫才更清楚，某一句這樣寫才漂亮，很多非常具體詳細的建議。沒有另外一個讀者會這么小心地一句一句地告訴我。至于大的方面，通常是我想怎么寫，他跟我的看法也差不多。

　　讀書報：這本書在版權頁上的類別標注是“紀實文學”，紀實和文學這兩種似乎有些沖突的分類如何在你這本書里做到平衡？

　　張彤禾：我的寫作過程沒那么刻意，讓講述在書中自然地發生吧。有些材料如果特別有感覺，可以寫成像戲劇那樣。有些材料，可能發生的事情很無聊，我會說幾句，代表我的看法。我是根據我得到的材料來確定每一段該怎么寫。寫這本書的過程讓我學會怎么當作家，怎么去寫一本書。

　　讀書報：書出版以后，你去過東莞嗎？

　　張彤禾：兩年前我去了一次東莞。有幾個書里寫到的女孩跟我還有聯系，她們找得到我——給我發Email，或者給我在北京的一個朋友發短信，朋友就會給我發個Email。書中的小敏和春明的變化都很大，小敏已經結婚，有了孩子，春明還是一個人，努力地工作，努力地找對象。

　　讀書報：你對打工女孩群體的未來持樂觀態度嗎？

　　張彤禾：比較樂觀。我覺得她們生活的改變會越來越大，可能也會有問題，比如物質上比較好，矛盾和不安的程度也高。更多的選擇會讓她們有壓力，但有選擇是好事，過去沒有選擇。

　　讀書報：在這本書的“中文版序”里，你說，“從本心講，我并不是個喜歡流浪的人”，不過從學生時代到當記者再到現在，你總是到處跑，換了很多國家和城市停留，這似乎有點矛盾�，F在你和何偉不是又到了埃及嗎？

　　張彤禾：是很矛盾。我在中國住了十年，仍有很多東西我不了解，但到了這個階段，就算我很喜歡中國，還是覺得換個地方也是個很好的挑戰。要是一直在中國，會有很多外國記者問我中國這個中國那個，搞得我好像是個教授，這對我很不好。我應該去埃及做個學生，從最簡單的東西學起。

　　我和何偉到埃及已經一年半了，目前主要在學阿拉伯語。他已經寫了幾篇關于政治的文章，埃及的事情太多，不能不寫。我也在考慮先寫兩個簡單些的題目。何偉有一天去采訪回來，跟我說，我今天關于埃及的知識增加了一倍。那是因為他原來懂得太少了。在埃及，我們每天都要學很多新東西，這種感覺很好。過幾年我們希望還能回中國，加上我們在埃及的經驗，重新回頭看中國、寫新的東西。(本報記者  丁  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