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的“卑之無甚高論”

——訪學者、詩人、翻譯家江楓

　　翻譯之路 路在何方

　　中國是翻譯大國，翻譯理論卻相對滯后，關于直譯與意譯、形似與神似等諸問題多有爭執。傅雷主張“重神似不重形似” ，魯迅則提出“寧信而不順” ，因為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方法” 。兩種主張，均不乏追隨者。當下，受市場因素影響，又出現了不少新的問題，重復翻譯、以次充好等翻譯亂象叢生——

　　翻譯之路 路在何方

　　江楓 詩人、學者、翻譯家，原名吳云森，生在上海，祖籍徽州。曾就讀于清華大學外文系和北京大學中文系。1949年2月參軍；1951年當選江西省文協首屆常委；1956年入北大，參與創辦《紅樓》雜志；1978年在北京密云創辦《寸草》雜志；1983年成為中國三S研究會創始常務理事；1995年獲得我國首次設置的彩虹文學翻譯終身成就獎； 1996年被聘為清華大學外

　　◎“迄今沒有一個被批評者找上門來，因為我的每一句話都有理有據。 ”　　

　　◎“我做翻譯，總要不斷改進，有誰提出批評我都歡迎。能夠活著聽到批評，是一種幸福，因為我還能改。 ”

　　“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雪萊《西風頌》中的這句詩，經過江楓翻譯，在中國已成為膾炙人口的名句。許多人正是通過江譯開始了解雪萊，逐漸走近狄金森、弗羅斯特這些美國現當代詩人。因為突出的翻譯成就，1995年江楓成為彩虹文學翻譯終身成就獎唯一得主，2011年又獲得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成為中國僅見的一生兩獲終身獎的學者、詩人、翻譯家。

　　與江楓先生的訪談，約在了紫竹橋附近一家比薩自助快餐店。那天下午，84歲的江楓風風火火地騎著電動自行車趕來，著實令我大吃一驚。他臉膛黝黑，穿著樸素而略顯隨意，一見面就直率地說：“家里地方小，所以約到了這個地方。 ”

　　江楓說話直爽，談起學術觀點也直來直去，從不模棱兩可拐彎抹角。他一直同許淵沖先生的翻譯觀點相左，對于許氏翻譯超越論更難認同。他說：“既是翻譯，就該忠于原作，力求再現原作的思想感情和藝術感染力，如果覺得你能寫得比原作好，完全可以另賦新詩一展才華，又何必歪曲他人作品還要冒用他人姓名？ ”

　　對于他認為錯誤的學術觀點，江楓往往直接點名批評，這也讓他的評論文章出版時一度遭遇困難。為開“江楓先生八十華誕學術研討會” ，他不得不把幾本出版社不敢出的，抽選有代表性部分合成一集自費出版，并且，為了應對可能的麻煩，還聘請了常年法律顧問�！暗�是，迄今沒有一個被批評者找上門來，因為我的每一句話都有理有據。 ”

　　翻譯詩歌，還得感謝艾青

　　走上詩歌翻譯的道路，江楓說，最應該感謝的是艾青。1980年《雪萊詩選》出版，江楓送了艾青一本，扉頁上寫到：“如果沒有你的《大堰河》 ，我也許就不會喜歡新詩，也許就不會有這本《雪萊詩選》 。 ”后來艾青成了江楓加入中國作協的介紹人。

　　抗日戰爭爆發之初，上海失守，時住鎮江的江楓曾隨母親逃難到蘇北農村，后來又由海路遠避昆明，就讀于西南聯大附中。讀四年級(高一)時國文老師曾讓他從雜志抄錄一首新詩貼在教室里，還要他講給同學聽。這就是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正是這首詩讓他大大改變了以往對新詩的看法：原來白話也能寫出這么好的詩！從此，江楓開始學寫新詩，并在自己創辦的刊物上發表了不少作品。由于喜歡讀詩、寫詩，自然而然也嘗試著譯詩。

　　與現在人們想象的不同，江楓說他小時候學英語的環境很好，接觸英語英文的機會非常多。當時西南聯大附中用的英語教材是林語堂編的，其中就選有雪萊的詩。除了教科書上讀到的，江楓還從地攤上買到一本援華美軍十四航空隊，也就是原來的飛虎隊所用軍版袖珍本《雪萊詩選》�！段黠L頌》的最初譯文就發表在江楓當時主編的《晨星》雜志上。除了艾青，江楓也非常感謝引他走上新詩道路的國文老師。他說后來譯的《雪萊抒情詩全集》就題獻給這位老師——后來執教于山東大學的著名教授劉泮溪。

　　1946年秋，江楓考上清華大學外文系。雖然在清華就讀短短幾年，但他從盛澄華學過法語，從曹靖華學過俄語，從羅念生讀過希臘悲劇，從鄧以蜇讀過哲學概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還從金岳霖學過邏輯。江楓說，這些人未必全都有博士或碩士學位，卻個個都是有真才實學不容他人在自己頭腦里跑馬的學者。加上中學的英語與語文，江楓說就憑著這些訓練，他勤懇而誠實地做出了此生力所能及的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作為軍隊報社編輯和軍校歷史唯物主義教員和研究員，江楓又在部隊工作了幾年， 1956年，解放軍實行軍銜制授銜前夕，江楓申請轉業，希望趁年輕再學點東西，以復學名義進入北大中文系，卻是從頭讀新聞，這也是他讀中學時就有的一個夢想。但是江楓最終還是未能圓夢：1957年，他受人陷害，飽受五年牢獄之災，到1962年才獲釋出獄。

　　文化大革命結束，百廢待興，中國社會科學院招賢納士，外文所、文學所、哲學所、近代史所都曾有意招納江楓，但是由于五年監獄經歷，最終只有近代史所，經過對尚未做大官的當年“檢舉人”外調，說是出于“誤會”，才接納了江楓。在這個工作崗位上，雖然也有出色成就，對史沫特萊著作的翻譯和研究，使他成了中國最重要的史沫特萊專家和中國三S研究會(中國史沫特萊、斯特朗、斯諾研究會)的創始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但是所做工作，除對外國友人報告文學著作的翻譯研究，與文學和詩歌全都關系不大，直到退休。

　　審視從業軌跡，江楓的人生道路似乎和文學并沒有太密切的聯系，但江楓卻堅持翻譯了雪萊、狄金森、惠特曼、弗羅斯特等眾多外國詩歌名家著作，并成為這些詩人在中國的研究專家。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和美國來往逐漸頻密，但很多人對美國文化知之甚少。這時由于《雪萊詩選》出版引起轟動性反響，找江楓翻譯美國詩歌的稿約就多起來了。江楓選譯了惠特曼、狄金森、桑德堡、弗羅斯特等二十幾位詩人的作品，后來結集出版，即《美國現代詩鈔》 。他說：“狄金森的詩在美國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因為她的詩歌短小，看起來很好讀，但真正翻譯好并不容易。我最初在《詩刊》發表過《暴風雨夜，暴風雨夜》和《靈魂選擇自己的伴侶》 ，很快就在學生中間流傳開來。還有幾位作家把江譯狄金森詩句‘昨天已經古老’作為小說標題，如蔣子丹、竹林，都是女作家。在王蒙最新一本大作里，也有他很欣賞的這句話。葉文玲有個中篇，寫一個年輕人在一個非常小的陋室里翻譯狄金森，那屋不到十平米，我原來住的小屋就那么大。 ”

　　對于自己的翻譯，江楓從來嚴格要求。他并不只是對照原文轉換文字，而且先要深入了解詩人，包括詩人生活的時代、詩人的思想情感、審美趣味、藝術抱負等等。江楓說，翻譯哪個詩人，就應該成為研究這個詩人的專家。

　　譯詩，形似而后神似

　　經過多年的翻譯實踐，江楓總結出，忠實，理當是翻譯永恒的信條，譯詩，必須力求忠實，而且形神兼備，形似而后神似。近二三十年來，由此生發和深入，江楓的實踐體會和理論主張，已經形成完整的體系，而成了不少學位論文的論題。

　　嘗試翻譯之初，江楓并沒有學過翻譯理論，只是大體知道信達雅，從未深究。 《雪萊詩選》出版后，江楓的翻譯獲得了廣泛的贊譽，華中師大的《外國文學研究》邀請他撰文介紹譯詩甘苦，這時他才認真總結了自己的經驗體會而歸結為：譯詩，必須力求形神皆似。他說：“對于藝術，形式非常重要。沒有形式便沒有藝術，而翻譯是一種臨摹性語言藝術，成敗關鍵就在譯文與原作之間形式的似與不似。詩之成其為詩，并不在于說些什么，而在于是怎樣說的。 ”

　　翻譯過狄金森、惠特曼、弗羅斯特等現當代美國詩人的作品后，江楓在1989年5月全國第一屆英語詩歌翻譯研討會上，正式提出了“譯詩，形似而后神似” 。江楓舉例說，現在翻譯界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譯者承認，應該以格律體新詩翻譯格律體外國詩，以相應的漢語新詩格律再現外國詩的格律，力求保持原作面貌，以復制出類似的效果。又比如，詩歌原作是直白的，譯作就當直白；原作含蓄，譯作就該還以含蓄。擔心讀者難懂可以給詩歌加注，卻不可以在譯文中增添解釋性文字或是對原作詞語做所謂“民族化”處理。

　　在江楓看來，詩歌與小說的不同，主要是語言藝術形式不同，翻譯的成敗也取決于形的似與不似。小說的語言形式，包括人物個性相關的話語、情節、矛盾、沖突，盡可能準

　　確再現這些形式成分，小說的翻譯就基本上成功了，即使記敘措辭有些出入，是“江聲浩蕩”或是“聲震屋后” ，都影響不大。但江楓強調，詩歌就不同了，詩的形式，則包括“構成一首詩的全部語言材料，特別是其中具有較強造型能力的修辭手段” ，做到形似，才能實現神似。形神不可分割，神在形中。

　　有人說，詩歌就是在翻譯中丟失的東西。其實，江楓說，這是對于弗羅斯特原話的誤譯�！癙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 ，這里的“translation”是“換一種說法” ，不該譯“翻譯” ，“詩是換一種說法就會失去的東西” ，正是強調詩對于語言形式的依存，也說明詩歌翻譯難度之大。江楓說，自己的翻譯不可能沒有一點毛病，每個人的毛病都是頭上的虱子，自己很難看見，只有更高的人才看得見，水平不如便看不見。江楓說：“我做翻譯，總要不斷改進，有誰提出批評我都歡迎。能夠活著聽到批評，是一種幸福，因為我還能改。但是現在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很少了。并非我天才，成就要歸功于我受過的家庭和學校教育。而現在的教育就像簡化字，是一種簡化教育，有很多東西，特別是古典的東西，由于是文言，就從教科書里被抽掉了。還有一些人，打著翻譯理論創新的幌子，提倡創造性叛逆，實際是在葬送文學翻譯。 ”

　　采訪結束時，江楓送我了一本《江楓論文學翻譯及漢語漢字》 ，他說，這本書你多看看。書中他寫到：遲鈍如我，到了八十歲才明白七十年前母親說的“卑之無甚高論”之所指，同時，也明白了卑之無甚高論，有時，也自有其出現的必要和存在價值。書中所述，只是任何一個有志于文學翻譯的文字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所必須具備的“常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