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我只是個中等編劇，拿什么錢干什么活

　　嚴歌苓近年的影視編劇作品堪稱“爆棚”：電視劇有《小姨多鶴》《幸福來敲門》《鐵梨花》以及最近的《娘要嫁人》等，電影有《梅蘭芳》《金陵十三釵》等，無一不是熱劇熱片。

　　再往前推，她多年前編劇的電影《少女小漁》，曾獲亞太影展六項大獎。業界送她“華裔第一女編劇”的光環，但嚴歌苓最重要的身份依然是作家。

　　有人說她的作品“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而當它們從凝練的文字變為立體的影視作品時，又呈現出絢麗多姿的一面。近日，隨著新作《娘要嫁人》在東方衛視的熱播，嚴歌苓也來到了她的出生地上海，暢談起自己在作家和編劇的雙重身份之間的游走感受。

　　她說自己“有一個同情的耳朵，抱怨憎恨的人會打開她的耳朵”，無論作家還是編劇的身份，始終是那個講故事的人。

　　做代言人，為中年女性書寫情感

　　記：為什么會寫《娘要嫁人》這樣的題材？

　　嚴：我偏愛寫女性角色，因為自己是個女人。很多女性朋友也會把經歷告訴我，自然而然就搜集到人物的素材和細節。中年女人的愛情戲不算多，我就想寫一個女人尤其是寡婦的情感故事。

　　記：主人公齊之芳堪稱命運坎坷，選擇特定的時代背景是出于何種考慮？

　　嚴：從上世紀60年代跨越到90年代，一個帶著3個孩子的女人身上會折射很多歷史問題，包括社會、個人在內的危機在那樣一個女人身上體現得更完整，比如自然災害、“文革”等。她不想為了生活委屈自己的感情，雖然“犧牲”是傳統對一個女人的要求，但齊之芳不同意，仍要堅持自己的情感，所以她更苦。齊之芳是一個比較不務實的人，很要強，她寧愿把饅頭變成一半也不愿為此嫁人，她為生活哭得眼睛腫了，敷一下臉就又容光煥發去上班了，有不馴服的感覺。

　　寫這個人物的初衷是，很多孩子就是要求自己的母親只是母親，對于母親的情感會覺得有一種秘密式的羞恥。我想要用這部戲挑戰這種觀念，我父母也離異過，所以知道這種感覺。

　　記：蔣雯麗的表演符合您心目中的齊之芳形象嗎？

　　嚴：她演過《幸福來敲門》，這次很自然地選了她。蔣雯麗演得非常驚艷。她身上有種不被歲月改變的天真單純和善良，在表現角色氣質中也有所體現，眼神里有一種多情的東西，年齡也很適合。

　　為人情累，“誤”成電視劇編劇

　　記：開始寫電視劇劇本，是怎樣的契機？

　　嚴：其實我是新兵，不怎么會寫電視劇，也很少看電視劇。在海外的生活很簡單，除了寫書就是看書看電影。當時有人說有一個本子寫不下去讓我幫忙看一下動幾筆，那會兒剛好寫完《梅蘭芳》，看到那個本子后知道了原來這就是電視劇劇本，覺得簡單，同時也發現本子基本死了我改不了，就重新寫了一份，就是《幸福來敲門》。也算誤打誤撞進入行當。但大家不讓我停下來了，這個制片是你朋友那個制片也是朋友，我想把朋友的忙都幫寫完了也就不寫了。

　　記：作為一個作家，對于編劇的身份怎么看？

　　嚴：我在當作家，也一直在當編劇。我的很多小說會被改成影視劇，有時候身不由己，比如《梅蘭芳》《金陵十三釵》，基本是第一年在寫長篇，第二年就在寫劇本。就我自己來說，希望每部文學作品都有它的生命，不要借助影視活下去，但當下時代新媒體、微電影、手機小說，這些事物是不可抗拒的。如果影視作品的觀眾能變成讀者，未嘗不是一個推廣純文學的路子。

　　記：那您如何看待小說改編成影視劇的標準？

　　嚴：沒有標準，文學作品變成影視劇要經過再度創作，就要看導演編劇如何提取其中的影視因素了。不同的人看到的影視因素不一樣。之前以為《尤利西斯》不能拍成電影，因為沒有故事，但還是被改成了，那些編劇導演能看到里面影視劇的因素。

　　記：您最滿意的根據自己小說改編的影視劇作品是哪一部？

　　嚴：我其實看得很少，因為一般不在國內生活，電視劇播放的時候都在國外。電影基本看過，都還比較滿意，各有各的好處。不管哪一部，我都希望用最好的語言講最好的故事，這是一個小說家的責任。

　　記：外界傳聞您是“千萬稿酬編劇”。

　　嚴：沒有的事。雖然我在好萊塢編劇過兩部戲，但稿酬可能還沒國內的劇本多。至于國內稿酬，我認為我比很多人拿得低，我只是個中等編劇，拿什么錢干什么活。

　　當“邊緣人”，做冷靜觀察者

　　記：許多編劇的困境是很難回到寫小說的狀態，您有這方面的擔心嗎？

　　嚴：現在還沒有，將來會不會有不敢打包票，如果劇本邀約不是特別殷切，我能推就推掉。我還是寫小說更擅長，小說里常常寫人物的內心世界，這些在影視劇里受限制，作家有很多思考，但不能在影視劇里被忠實反映。

　　記：您基本上生活在國外，但寫的多是國內的事。如何獲取創作靈感？

　　嚴：在美國生活比較簡單，沒有應酬，一個禮拜看兩三場電影再讀讀書，但會和朋友結交，他們會把故事傳給我。中國人有聊天文化，無形中會有很多故事。我有一只同情的耳朵，抱怨憎恨的人會打開我的耳朵。

　　記：和你筆下的生活有空間距離是不是反倒產生了更好的影響？

　　嚴：我倒挺希望在邊緣生活，不想當主流。邊緣生活會有比較冷靜的觀察角度，有點像隱形人的感覺。在國內，我是外國回來的中國作家，不是作家主流。在美國，我也是外來作家。我喜歡這個身份。很多反省意識是在對比中產生的，對自己文化的欣賞也在這種對比中產生。

　　記：您的作品題材多樣，時代背景也多樣化，有沒有什么領域是您的創作“短板”？

　　嚴：不敢寫上世紀90年代的東西，我是1989年出的國，回來看到北京生活和10年前完全不同。沒有一個社會像中國現在這樣有如此大的變化，所以對于寫中國當代的故事比較膽怯，現在做的體驗生活就是為了能夠勝任當下生活的描寫。我自己也有顧慮，沒有任何距離的時候最不能審美，往往是當局者迷的。本報記者 李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