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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征先生近影劉征,本名劉國正。1926年生,北京市人,194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西語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原副總編輯、編審。著名語文教育家、詩人、雜文家、書法家。新中國成立以后,直至上世紀90年代離休前,劉征先生全程參與了中國語文教育篳路藍縷、幾經曲折的建設和改革過程,對中國當代語文教育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同時是涉足廣泛的詩人、藝術家,在新詩、詩詞、雜文、書法、繪畫等領域都有很深造詣,尤其是詩詞、寓言詩、雜文創作,風格獨具,特色鮮明,影響廣泛。
初春時節,本報記者在北京劉老家中對他進行了采訪。
楊曉華:如今我們提倡“文化強國”。在公民的文化素質的培養當中,語文教育是最基礎和關鍵的部分,作為影響廣泛的語文教育家,您如何看待語文教育的本質和作用?
劉征:我離休以后,對于語文教育的研究逐漸少了。但是總結我一生的體會和思考,我認為語文教育就是教育中小學生掌握識字、寫字、說話、讀書、作文五種本領,這是語文課的基礎。掌握了這五種本領,就開啟了走進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大門。為什么還說西方文化呢?因為晚清以來,中國人真正通過外語了解外部世界的終歸是少數,多數人是要通過漢語譯本來了解西方思想文化的,F在13億多人,熟練掌握外語的也是少數,因此,沒有語文這個工具,就只能通過親身體驗了解世界,這是極為有限的。
過去,曾經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我們過于強調語文教育的政治性,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實踐證明,這種做法是不正確的。改革開放后,我們對此進行了矯正,恢復了語文應有的作為文化工具的功能和地位。但是問題還是有。前些年,有人堅決反對提“語文是工具”,說語文應該是“培養人”的,提倡語文是工具莫非要把學生培養為工具?我認為這個邏輯有點奇怪,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比如,汽車是工具,學開汽車自身并不能變成汽車。當然,語文確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跟數學、物理不一樣,它和政治、思想、道德、情感融合在一起,通過學習,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因此,語文培養人的作用也絕不能忽視。語文教學的改革有多重方案,評估改革是否成功有兩條:一是是否加強了掌握語文工具的能力;二是是否充分發揮了培養人的作用。
楊曉華:您在語文教育研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思想,比如“語文生活觀”、語文教學方法的“實”與“活”、注重文言文教學等等。您的這些思想基于什么樣的理論和實踐背景?具有什么樣的內涵?
劉征:語文是工具,因為它本質上就是古今文化的載體和用于人類交際的手段。語言與古往今來各種層面的生活密切聯系,包蘊了人們在生活中形成的各種感性和理性認識,豐富多樣的情感體驗。語言是軀殼,生活才是血肉。因此應該注重在斑斕多姿的生活中實施語言教育。課堂教學是第一個天地,校園和家庭是第二重天地,還有社會生活第三大天地。要鼓勵學生在生活中應用語言,參與各種文學活動,在真實的情境中和積極的創造中提高運用語言的能力。同樣因為語文的工具性特點,在語文教學方法上,要統籌兼顧“實”和“活”,“實”就是在技能、教材、效果上要有實實在在的標準和要求,要扎扎實實地練好基本功!盎睢本褪且蚱瞥淌,因文設法;減少浪費,精講多練;即文解詞,體會運用;方法靈活,多式多樣。
我一向提倡中小學要有較高比例的文言文教育,尤其在高中內容要更豐富。比如中小學語文教材文言文占30%到40%的比重。上世紀60年代初我們編教材的時候,關于文言文爭論頗大,有幾位很知名的專家認為,文言文不用學,原因一是白話文才是日常生活中的實用語言,白話文尚未學好,學文言文何為?二是文言文古奧佶屈,對中小學生來說不啻是一門準外語,學習的代價太大。我認為不能割裂地看待文言文和白話文的關系。中國的古代典籍都是以文言形式存在,學文言的作用不容忽視,更重要的是,人類的語言不是先死后生的對立關系,而是疊加演進的延續和繼承關系。有學者對比考證了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的兩個常用字表,發現有92%的古漢語常用字可以在現代漢語一級字表中找到,另外8%的古漢語字,大多在現代漢語中也照樣使用?梢娢难晕恼諛佑袕姶蟮纳。不僅如此,文言文還應該是對中小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特別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手段。古代的典籍當然是良莠不齊的,很多東西比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永遠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精華,至于“三從四德”之類當然是應該摒棄的糟粕。在此,有一例證耐人尋味,可以說明文言文的現代價值:粉碎“四人幫”以后,陸定一同志曾經到全國調查文化教育,他在給教育部的報告中說,中學生只要學幾百篇文言文,就可以有很好的語言交流能力了。
楊曉華:您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語文教育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者,從上世紀50年代到現在,中國語文教育和其他領域一樣也歷經曲折。今天,您怎樣感受評價當初一步步的艱辛努力?
劉征:我大半生從事語文教材的編寫、研究,不能說沒有成績,但成績不大。編寫教材是一種政府行為,必須按照行政部門的要求來操作。在文革前,我主要都是遵從上級部門和負責人的意志工作,沒有什么自己的研究!拔母铩焙笫畮啄,對語文教育有點研究,也有點成果,但這種成果沒有行政的支持,也無法進入教學實踐。
講一下新中國成立后我從事語文教材編寫的經歷。當時國家初建,百廢待興,得有自己的語文課本。根據什么編呢?首先向蘇聯老大哥學習。蘇聯人從老俄國延續下來的語文課本是文學、俄語分科的,所以我們就也實行文學、漢語分科。我分在文學組。政治局開會,毛主席都參加了,確定要分科,并指定胡喬木為語文改革問題委員會負責人。我們就這樣開始編寫了,按照中國文學史讀書選課文,天天看書,大家都提出各自選的篇目,然后集體討論確定。這樣持續了3年,編出了中學文學課教學大綱及課本。接著準備全國推廣,教育部召開一個會議,副部長葉圣陶先生作報告。但是,開會中,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突然召集負責人開會,大發脾氣說:“誰讓你們搞這個分科?”大家全都懵了。這次會議沒有結果就散了。語文課本需要重編!拔母铩遍_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業務完全停止。語文課變成政文課,就是政治和語文合起來。要是教語文上的字詞句篇,就是“復辟”。所以,語文教育受極左路線的沖擊很大,將語文教育政治化,教訓深刻,值得好好反思。
“文革”結束后,教育部重新提出編寫各科教材。我們在香山駐扎了兩年,集中全國的專家編寫了一套教材。這套教材直到上世紀90年代還在用。
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編寫教材,編寫者自身不可能超脫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所以我并不覺得自己有多大的成績。許多當時被肯定的東西,今天看來,是站不住腳的。當時認為錯的地方,可能是對的。新中國成立以來,語文教育經過許多次改革,大的大概有四五次。改來改去,每次都認為現在語文狀況很差,經過這一輪改革就會好了;仡^看看,民眾的語文水平看不出有多少進步,F在,語文教育又面臨新的考驗,就是網絡的興起,很多人字都不寫了,什么都靠電腦打印,有些博士、碩士,學歷很高,一寫字,卻東倒西歪。所以語文教育還是要回歸本真,注重識字、寫字、說話、讀書、作文五種基本本領的培養。
楊曉華:您的職業所在是語文教育研究和教材編著,但是您一直從事藝術創作,特別是文學創作,從年少至白發,一往情深,成就燦然,您的一生又可以理解為跌宕多姿的藝術人生。您是怎樣走上文學道路的?
劉征:我幼時在私塾讀書,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和啟蒙。在淪陷的北京上中學時,有兩位先生對我影響至深。一位是美術老師陳小溪,著名畫家兼工書法、篆刻,古詩文也有很深造詣。陳先生文采蘊藉,淹貫博通,我對繪畫和文學的酷愛受到他的感染和啟發。后來他把我介紹給他的好友賀孔才老師。賀先生也是才華橫溢、性情高古的文人,他給我們上課,并不糾纏細枝末節,而重在熏染和啟發,一次他講《離騷》動了感情,就忽然聳身而起,大聲吟唱起來,情詞激蕩、聲震屋宇。后來我得知,陳、孔二師都曾是桐城派弟子。
楊曉華:臧克家、程光銳和您,被稱為“三友詩派”。臧先生稱道:“我友劉征,一人而入四門:能詩,能文,能書,能畫。四門之中,詩的成就尤突出!蹦脑姼鑴撟,兼跨新舊兩界,都享譽詩壇?煞裾務勀鷮υ姼璧睦斫夂腕w驗?
劉征:在我所有的文藝創作中,詩歌是第一位的,其次雜文,再次書法,繪畫略通不敢言成就。在詩歌中,我在寓言詩方面用力尤甚。陳小溪先生就喜歡創作諷刺詩,我受到影響。后來精讀了克雷洛夫的寓言詩,也十分喜歡,就一邊研究,一邊開始創作了。五四以后的寓言詩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有論者認為我的寓言詩“五四以來罕有其匹”。寓言詩關注時代,諷刺落后,鞭撻丑惡,符合我的天性。我比較感性,思慮單純,不容塵垢,遇見不平事便覺忿忿,這為創作提供了動力。其中有些篇目,比如《老虎貼告示》、《烤天鵝的故事》、《鳳凰的噴嚏》等影響較大,在上世紀80年代的詩歌朗誦會上經常被朗誦,觀眾反響也熱烈。
新詩是有歷史功勛的。艾青、臧克家、田間、郭小川等杰出詩人在民族獨立的過程中曾經為人們昂揚向上的精神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支撐。新詩和詩詞應該做比翼鳥、連理枝,友好競賽,互相補益,相映生輝。
楊曉華:這些年您的詩詞創作,一直為詩界關注。您本人也是中華詩詞學會的發起人之一,《中華詩詞》第一任主編,為推動古典詩詞創作的復興曾積極奔走呼號。在您的心目中,當今時代如何推動這一經典的傳統文學樣式走向繁榮?
劉征:改革開放以來,我獲得自由的歡樂,詩興大發,在寫寓言詩之外,又重理舊業,寫詩詞一發不可收拾。這些年,為了詩詞的進一步發展,我反復思忖,詩詞應該分兩部分,一部分嚴格講求格律,另一部分則比較寬松,大致押韻就可以了。在這一點上應該仿效音樂界,有美聲唱法,有通俗唱法。在通俗寫法方面,已存在四種:第一類是竹枝詞,七言絕句或五言絕句,韻可以很寬,不大講究平仄,求味而已。第二類是新古詩,臺灣有人提出來,傳到大陸,特點是四句,只押韻,不講格律,容易把握。第三類是自由曲,按照李笠翁的說法,散曲比格律詩還嚴格,我們不必如此拘謹,取其味道可矣。還有一種從日本來的叫漢俳,三句,比絕句少一句,寫起來很方便。也許還有其他的形式,這些易學、易寫、易讀、易解的詩體,照樣可以創造很有境界的作品,應該予以充分重視和提倡。這樣詩詞發展的路子就寬了。
楊曉華:您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其實也遭受了很多挫折,甚至磨難,但保持了心態的堅韌、剛強,并不乏溫婉和美好;剡^頭來,您怎樣看待藝術對人、對社會的作用?您對中國文化藝術的未來有何期待?
劉征:文學對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從學賀孔才先生時,有一次我久病初愈,寫了一首詩,未免頹唐,其中有“病起梳頭覺發長”的句子,他看了很不贊成,說李賀詩云:“少年心事當拿云,誰念幽寒坐嗚呃!”這件事,至今猶如昨日,對我寫詩乃至做人影響很大。臧克家先生后來也曾專門贈我“凌霄羽毛原無力,墜地金石自有聲”的對聯,激勵我的詩文和人生。
我所經歷的事情不是“幽寒”可以形容。文革期間,我和老伴都被整得很厲害。我因為在文學編輯室,被當作人教社的“文藝界”批斗,大字報都貼到了清華大學。造反派說:“你們這些黑編輯、黑爪子寫的那些黑作品,現勒令交出來!”我知道,我的那些極具諷刺性的寓言詩,如果都交出來,就徹底完蛋。我就獨自一人,趁著夜色,把自己的詩稿捆起來,墜一個鐵塊,丟到家門附近的筒子河了。黛玉焚稿我沉稿,當時心想,從此“不留一字在人間”。但是“四人幫”一粉碎,我又重新拾起筆來,激情迸發,文思泉涌。最近我的八卷文集也快出齊了。不留一字,結果留下幾百萬字。有詩為證:白發如秋草,實力近乎眇。已然憂樂多,人老詩不老。
杜甫一生顛沛流離,最后實際已經快到人生盡頭了,仍然在岳陽樓下誦出“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的浩然之詩。我們這個民族有一種堅韌不拔,歷久彌新的智慧和氣魄,所謂“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文學藝術為這種精神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F在,我們已經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近百年來夢寐以求的巨大成就,我們一定也會在文化上創造偉大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