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豐談中日關系：既然沒法搬家不如以為貴

http://www.jchcpp.cn 2013年04月09日14:24 來源：長江日報

　　蔣豐談中日關系——

　　既然沒法搬家，不如以為貴

　　蔣豐簡介

　　1959年出生于北京。1988年赴日留學。1999年至今一直擔任《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同時他還擔任日語版《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總編輯、《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等。其網上“蔣述日本”視頻欄目深受網友歡迎。

　　【綜述】

　　愛恨的前提是了解

　　記者劉功虎

　　蔣豐在日本待了25個年頭。他截至目前的人生，差不多剛好一半在中國、一半在日本。一衣帶水的兩片鄉土，生活上的差異仍處處皆是，他樂于觀察和比較種種差異的細微之處：

　　中國人對待到訪的友人，會非常高興地把他請到自己家里做客；日本人不管對朋友多好，很少請對方去自己家里。中國人請客，盡量找講究的飯館，圍坐一大桌，點高檔酒菜；日本人只要干凈就行，飯菜無外乎壽司、生魚片、烤魚串，絕不用大吃大喝證明友誼。中國人送禮追求“拿得出手”的效果，盡量貴重，比如稀罕的石頭、精致的工藝品等等；日本人可能送你咸菜、拉面。中國人喜高聲笑談，日本人走到哪里都是安安靜靜的。中國人經常加班，但是往往會有些怨言；日本人把“加班”兩個字寫成“殘業”，很自然地視為自己沒做完的剩下的事情。

　　蔣豐還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日本人下班以后，他們的領導、管理層白天還在罵部下，到了晚上會帶著人們一起喝酒，認為這是一種精神交流，喝一喝酒可能矛盾就消除了。而中國人會認為，我在你這個企業干到下午5點，該我下班了，沒事瞎扯什么酒，不是浪費時間嗎？在國內的一些日資企業里，日本管理人員還是按這個方式招待中國下屬，“今天你們不要管了，吃飯我掏錢”。第二天接著又請，還是他掏。他工資高，能報銷，員工吃了喝了反而不滿，你怎么這么有錢呢？你與其請我吃喝，還不如給我漲點工資。勞資矛盾就這么起來了。這個矛盾是怎么積累的，日本人自己往往不知道。

　　這些年，蔣豐眼見著日本在中國人心中失去那種好奇感、神秘感、新鮮感。他認為這是個好現象：不是說日本正在老去，而是中國正變得成熟。蔣豐希望在表達愛恨之前，先好好審視對方。

　　【訪談】

　　“一衣帶水”是不可抗拒的命運

　　讀+：我注意到，日本很多國會議員在接受你采訪時，愛用“中國和日本是無法搬家的鄰居”這句話來描述中日關系的重要性。前首相海部俊樹還提出了一個“運命說”來形容兩國無法回避的雙邊關系。他們這些話，是不是隱含了一種無奈的心情？

　　蔣豐：“無奈”這個詞用得比較貼切。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突然崛起，日本人心理上還沒有準備好。怎樣應對這個關系，日本人現在拿捏不定。依然采取過去那種特別友好的態度，給中國大量的經濟援助？他們已經辦不到了。跟中國徹底結成軍事同盟？他們的價值觀決定了不可能。那么跟中國徹底進行對抗？也做不到。

　　做不到就搬家吧。國土怎么搬？還是辦不到。

　　1972年，中日之間人員的來往是1萬人次；到2012年，中日人員來往達到了500萬人次。這個變化是非常大的。這說明兩國經濟上存在大量的互惠關系。但是從戰略上看，非常遺憾，兩國迄今沒有達成共同的目標。戰略上缺乏共識，就會讓人很無奈。

　　讀+：最近10多年日本換了10多位首相。議員加藤紘一說，日本頻繁換相是因為失去了國家發展的目標。能否從制度設計的層面分析一下他們頻繁換相的根由？

　　蔣豐：歷史以來，日本首相平均在位時間是兩年三個月，像中曾根康弘、小泉純一郎那樣一坐5年多，可以說非常罕見。日本明治維新之后開始采取內閣制度，在歷史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弱首相或者是小首相的制度。相對來說，各個政府、內閣的省廳是比較強大的，這些行政運作部門權力極大，抑制了首相的角色。而行政部門運作力強大，使得缺乏首相指揮時也能比較良性運作下去。日本是一個倚重技術官僚運作的國家。

　　我們要看到，日本首相盡管頻繁換人，但是對社會絲毫不會產生動蕩。這應該說是其制度上設計的一個強項，很了不起。

　　讀+：安倍晉三在2012年接受你專訪時，曾多次強調說中日之間要講究一種力量上的平衡。那么你認為中日之間爭執經年，是因為力量的平衡已經被打破了嗎？中國在消除日本民眾擔心方面有沒有做足夠的努力？

　　蔣豐：安倍晉三早在第一次出任首相時提出了一套“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外交學說，就是要在大西洋邊拉起一個日本、美國跟澳大利亞的弧線，在印度洋那邊拉起一條印度、美國、日本之間的弧線。那是包圍中國的網。他提出那條弧線主要是基于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原因。他接受我采訪，也提醒我注意兩國制度存在差異。

　　坦率來說，強大起來的中國在對外公關方面的確做得不夠。我們周圍的鄰國對中國都是近而不親。中國現在有十多個鄰國，過去可能是朝鮮最親，現在恐怕也不能這樣說了。巴基斯坦吧，比較親，但也不是很親。外交是一門學問，公關是一門學問，是綜合素質的體現。跟國家實力有關，但又不完全相關。

　　讀+：當前是否可以下判斷——日本政界越來越傾向于選擇跟中國“硬碰硬”的策略，而放棄傳統的柔性外交？

　　蔣豐：硬碰硬的首相，小泉純一郎可以算一個，但是他之后日本自民黨的三位首相，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并沒有對中國采取硬碰硬的政策。到后來，民主黨的第一任首相鳩山由紀夫，采取的是對華友好，菅直人在處理外交上一點經驗都沒有，是“外交盲”，但他還沒有做到跟中國進行所謂硬碰硬的地步。只有野田佳彥確實是有點強硬的味道。安倍晉三的強硬更多是表現在口頭上，特別在釣魚島問題上，他很少付諸行動。

　　讀+：你在書里透露，日本國會議員面對中國的GDP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的事實，一般可以冷靜對待。普通民眾中有沒有一種失落感和怨憤感？

　　蔣豐：那肯定是有的。經濟崛起的中國就出現在他旁邊，30年前還是他們援助的對象。但是我們要看到，日本不存在不同階層、利益集團的尖銳對立，民眾當中很少心懷強烈不滿，突發性群體事件更是少之又少。他們也集會，搞運動，比如反核電，游行從300人開始，每周五燭火晚會，居然慢慢發展到了20萬人。但是到最后，這么聲勢浩大的運動，突然就散開了，不留一絲負面痕跡。

　　中國人不必過分擔心日本

　　讀+：近年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到日本投資，買房、旅游、醫療觀光，等等，日本國會議員對此抱什么樣的態度？

　　蔣豐：中國有句話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30年發生了太多太有意味的事情。放在30年前，投資渠道里的水流流向還是單一的，從日本流向中國。30年過后，這種流向至少是對開的了。大批中國人陸續前往日本投資，買屋之類。

　　多數日本議員對這樣的事情抱著歡迎的態度。日本自民黨的總裁古垣楨一在接受我采訪時就講，只要遵守日本法律，他們歡迎中國人購買土地和房屋。他特別強調日本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中國人去那里投資，對日本社會有促進作用。

　　讀+：每當談論中國問題時，日本人一如既往地含蓄嗎？

　　蔣豐：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在日本這么多年，發現所謂“日本人含蓄”的說法很多時候是站不住腳的。比如說，中日之間發生了某件事情，日本的領導人，從首相到大臣，可以隨便批評中國，刺激中國，說出讓中國領導和民眾非常不開心的話。前一段時間，日本發現所謂的“中國海軍對日本海上自衛隊進行雷達掃射”，這個事情中方認為是捏造的，日本認為是切實發生了的，首相安倍晉三提出中方應該向日本謝罪�！爸x罪”這樣的提法，在日本分量非常重，不是隨隨便便可以亂說的。

　　反觀中國，在中日關系緊張時刻，領導人通常不會對日本說任何言語。中國領導人接見日本代表團時偶爾會表示態度，但是在公開場合從不輕易談論日本問題，非常冷靜、理智、或者說淡定，以至于日本政治家跟媒體常常要猜測中國領導人的想法，說是你看中國領導人到外國訪問，提到了新殖民主義，“這個新殖民主義是不是說我們？”很有意思，他們表現出強烈的好奇心。

　　讀+：你能不能概述一下日本各黨派對華政策有哪些差異？

　　蔣豐：日本的基礎外交政策，是多年執政的自民黨制定的對外政策。中日關系發展到今天，維持關系穩固的4個重要文件都是日本自民黨政權與中國簽訂的。不久前，習近平在會見日本公明黨黨首時就指出這四個文件是中日關系的“壓倉石”。

　　日本第二大黨民主黨迄今沒有一個明確的對華政策，其推出的第一任首相鳩山由紀夫提出了友好、和諧的外交政策，一種博愛的外交政策，要構建東亞共同體，這被西方分析為是一種疏離美國、親近中國的外交政策。野田佳彥在位時，出現了把釣魚島“國有化”的事件。

　　日本公明黨是日本所有政黨里邊唯一公開堅持對華友好的政黨。其他一些小黨，像共產黨、社民黨，基本上對華都很友好。但是在有一些問題上，比如說在釣魚島問題上，比如在談論中國的“軍事威脅”時，他們還是采取批評的聲音。

　　大體看，日本對華主流聲音是傾向于友好的。他們是一個講規則的國家，而一個講規則的國家基本上沒什么可怕的。軍國主義之所以可怕，是因為軍國主義往往受荷爾蒙控制，行為難以預測。

　　讀+：這30年，中國在經濟上的發展軌跡很接近上個世紀中后期的日本。在文化上，兩個國家有沒有可能進一步靠近？

　　蔣豐：誠然，現在兩國的文化差異比較大，生活習慣、思維方式、為人處世都大大不同。我只舉一個例子，有一個笑話說，日本大街上闖紅燈的人都是中國人。

　　隨著中國的發展，我想中日兩種文化會慢慢地靠近。我個人還是有這方面的信心的。中日兩國是同為漢字圈的國家，同為儒教圈的國家，同為佛教圈的國家，有這三個東西來做文化價值的基礎，在經濟提升以后，人的素質、人的品位一定會提高的。因此，我認為差距是會逐漸縮小的。

　　讀+：中國和日本，在哪邊采訪政界人物更難一些？你在日本政界采訪的時候有沒有遇到過人為的障礙？

　　蔣豐：顯然，在中國更難采訪到政治人物。在日本政界采訪也會有困難，因為畢竟有一些日本的國會議員對中國不感興趣，或者抱著不是特別友好的態度。

　　我從事新聞工作30年，我深知自己能夠寫出來的只有我所知道的1/10。我所知道的事情，不可能在書里原封不動呈現�，F實政治總會制約我們的行為。

　　近半數議員對華持友好態度

　　安倍晉三辦公室懸掛中國書法日本仍是中國學習對象參拜靖國神社多含表演成分

　　中國駐日資深記者、《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蔣豐近年頻繁穿梭于日本參眾兩院之間，采訪了近40位日本議員(有的議員后來成為日本首相)，寫成《日本國會議員談中國》一書，讓人們了解日本朝野尤其日本政界精英眼中的中國。近日，記者以QQ和電郵形式對身在日本福岡的蔣豐進行了專訪。

　　日本國會，包括眾議院和參議院，兩院議員共722人。記者閱讀《日本國會議員談中國》一書發現，多數日本國會議員對中國的態度都很友善、溫和，很少發表極端言論。蔣豐向記者解釋其中“奧秘”：日本國會長期存在一個超黨派的團體——日中友好議員聯盟，囊括了346位議員。從這個數目看，將近半數議員對華持友好態度。

　　蔣豐認為，日本議員普遍溫和，跟日本的文化傳統有一定關系。他們不愿意當著一個訪問者的面，給人一種激烈的形象，說一些比較尖銳的語言。日本有成熟的政治文明生態，雙方辯論問題，即使不同意對方的意見，也要尊重對方的發言權。這種習慣他們已經養成了很久。

　　安倍晉三辦公室懸掛中國書法

　　分析日本議員的人生軌跡可以發現，他們還在“草根”奮斗時，對中國一般都是一知半解的。因為他們重點是要弄清自己選區的狀況，無暇他顧。但是成了國會議員之后，職業逼著他們研究外交，了解中國。在外交問題上，日本國會議員通常最關心日美關系，中國是他們認為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

　　日本國會議員里，有相當一批人跟中國高層有私下來往。蔣豐采訪接觸過的加藤紘一，可以直接打電話給唐家璇交流情況。國會議員竹下亙，是原日本首相竹下登的弟弟，他跟隨哥哥遍訪中國，一直堅持對華友好，主張給予中國日元貸款，為推動中日關系良性發展做了很多事情。

　　蔣豐說，有次到安倍晉三的辦公室去，看到懸掛著中國的書法。安倍自己遇到中國人就會講他夫人如何喜歡中國文化，喜歡京劇。盡管今天看起來安倍晉三對華持強硬立場，蔣豐堅信他的強烈是表現在嘴上的，是“口頭作秀”。

　　日本仍是中國學習對象

　　蔣豐發現，如今我國國內彌漫著一種自大情緒，那就是不想再堅持上世紀80年代學習日本的那種勁頭，覺得自己超越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先進沒理由還要學后進。蔣豐采訪過多位日本議員，他們勸誡中國人：日本還有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

　　現在中國的面貌，從北上廣看，跟日本大都市已經沒有很大區別。蔣豐有一個朋友住在北京，是一個有一定級別的干部，新家面積達180平方米。而一個日本三四口之家，房子一般在70平方米左右，極少超過100平方米。蔣豐欣賞了朋友北京的新居，發現他家窗戶邊沿沾滿了白灰水泥點�！凹毠澤�，總似乎還存在著一種日式細致和中式粗糙之間的差異”。

　　蔣豐向記者介紹，日本廚房里邊有個水龍頭，可以分別出熱水和涼水，中間還可以出凈水。凈水是經過過濾的，可以直接喝。在水池里洗果蔬，完了只要一擰，下水閥自動旋轉，將蔬菜渣打成碎末順水就沖走了，可以減少垃圾量。蔣豐認為日本社會在精致方面，在生活質量方面，比中國社會還是要高明，值得好好學習。

　　參拜靖國神社多含表演成分

　　日本越來越多的高層參拜靖國神社，蔣豐覺得這和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增長有一定關系。他感到疑惑，高官參拜靖國神社，為什么往往有意張揚給媒體？“這說明他們參拜的心并不虔誠，是要表演給民眾看，給自己增加選票”。

　　不過，也有不少日本議員告訴蔣豐，不必過于擔心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那種跟軍國主義密不可分的民族主義，在日本已經式微得幾乎不可覺察了。如今個別右翼分子，其很多街頭表演跡近行為藝術，他會往中國駐長崎總領事館、福岡總領事館寄去子彈頭，扔個火箭筒，但絕不會出現傷及人命的危險。他們的民族主義往往針對本國權力部門，而不針對在日外國人。他們經濟上失落了，會有一種情緒要求自強，但不會重新主張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