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發云：用小說來展示歷史與心靈的真相

《迷冬》 作者：胡發云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3年1月

　　在創作《如焉@sars.com》六年之后，武漢作家胡發云寫下了長篇小說《迷冬》，這也是他“青春的狂歡與煉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說中胡發云對于歷史的態度似乎是復雜的，“這世界革命的中心，在潔白與火紅，蒼涼與激越，美麗與恐怖的張力中，顯現出一種如夢如幻的曠世激情，不論是一七八九的巴黎，一九一七的彼得堡，還是一九三三的柏林，都不及其萬一。沒有親身經歷的人，無可想象�！边@是《迷冬》中的句子。

　　胡發云說那段歷史中的過來人的情感都是復雜的，“它有極其狂熱的、極其慘烈的一面，也有極其浪漫的一面，各種各樣的色彩混合在一起，讓當年那些受過英雄主義教育的年輕人變成了一個舞臺上的角色，這個誘惑太大了。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運動當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沒有辦法逃脫它的影響�！�

　　也正因為如此，他寫下了《迷冬》，希望人們可以了解一段真實的歷史，并產生抵御、逃脫它的能力。

　　《迷冬》描繪的是一段歷史中的群像。

　　1966年，一場風暴席卷中國大地。多多、夏小布等一群身份背景各不相同，因種種原因被拋出時代洪流之外的中學生走到一起，成立了一個名為“獨立寒秋”的文藝宣傳隊，由此，他們進入到一個未曾預料到的時代洪流中。在經歷了數月的狂歡、恐怖、孤獨和迷茫之后，意外地獲得了“革命身份”，還獲得了少男少女間的溫暖、友情和初戀，既因藝術體會到青春的美好，也因政治變得亢奮、激進，在不斷變幻的時局中，他們也不免困惑、彷徨。后來，他們終于無可避免地卷入各種沖突，在危機四伏中，看到一幅幅令人驚異震撼的社會圖景，于惶悚、困惑中品嘗到另一種人生滋味……

　　不能用后來觀念寫“文革”

　　“文革”之所以能喚起這么多人積極地投入，甚至讓很多人為它獻出生命，絕不是偶然，也不是一次簡單的上當受騙

　　新京報：我讀這本書的一個感受就是，書中對于那段歷史的態度傾向于中性，鮮有預期中的殘酷、荒誕，為什么會用這樣一種態度來書寫這段歷史？

　　胡發云：我不想把我今天的態度帶到當時的歷史真實當中去。很多年來我們寫“文革”的作品，往往帶有某種后來的觀念，甚至是某種意識形態的規定。從70年代末期以后，大概有十多年的時間，出現了一部分寫“文革”的小說，以中短篇小說為主，還有報告文學、散文和紀實文學，我都覺得其中有一種先驗的東西在起作用，就是在當時的政治大環境下，按照某種政治的意圖和規定性來寫它，甚至是有選擇地寫它，給這段歷史造成了很大的混亂和遮蔽，使后來的人沒有辦法了解到一個真實的“文革”。那么一旦真實的“文革”以別的形態出現，人們依然沒有意識它和防范它的能力。

　　要知道，真實的“文革”是有它特殊“吸引力”的。在“文革”爆發的初期，除了一小部分直接受到運動打擊的人，我想全國90%以上的人，是懷著非常熱烈的、期盼的、烏托邦的熱情來迎接這場運動的。因為這場運動給人描述了一個非常有感召力的、美麗的、公平的、具有很高的道德積極意義的新時代。我認為這場運動之所以能喚起這么多人積極地投入，甚至讓很多人為它獻出生命，絕不是偶然，也不是一次簡單的上當受騙。我們必須要把這個運動最本質的東西，它的來龍去脈，通過人物的命運、內心最真實地告訴大家。歷史就是這個樣子，我們必須認清楚，從而思考如果這樣的歷史再次來的時候，我們還有沒有能力鑒別它、抵御它、反對它。

　　新京報：如果你希望真實地呈現，為什么又選擇小說這個形式？

　　胡發云：純紀實的困難在于，你必須要非常忠實于每個人的表述，但他的表述在時隔多年之后，也會走樣，他可能會欺騙自己，用一套另外的語言來闡述自己所經歷的歲月。小說的好處就在于我可以按我對這批人的理解，沒有太多顧忌地，把他們內心深處的東西、心靈發展的歷史表達出來。

　　新京報：如果你帶著一種局內人的視角寫作，你希望讀者如何理解這段歷史呢？

　　胡發云：我現在最想做的就是把這段歷史最本真的外部與內部世界呈現在后世的讀者面前，至于如何評價、做什么樣的結論，應該是讀者自己的事情。我不想帶著一個既定的、政治的理念把我的解讀告訴給讀者，特別是年輕的讀者們，我只想盡可能完整地、真實地表達當中的青少年，以及他們周邊的人物，他們的父母、街坊鄰里、上輩朋友，每個人的命運與心理軌跡。我估計會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評價等著這本小說。也許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根本不會有一個統一的結論。

　　新京報：你在后記中說，你認為歐洲文學產生世界影響的是前社會主義國家作家的作品，這是你對文學的理解嗎，你認為戰爭、革命是文學的養分？

　　胡發云：就一般規律來說，國家不幸詩家幸，很多好的文學作品都是因為它很精致、準確地記錄了一段社會的災難。我認為每一次社會災難過后，不僅會產生哲學的、政治學的、社會學的思考，還會有一種更有力的思考，就是文學，讓更廣大的民眾了解到災難的真相，引起社會的警惕。就像我剛才說的，法西斯美學、集權美學自身有很多迷人的地方，它們抓住了民眾群體意識渴望得到的一些要素，比如英雄主義、集體主義，弱小的自我在集體中獲得的強大認同，這些都是暴力革命爆發的心理學依據。我們需要在作品中體現這些，讓人們對災難有防范有警醒。但我們現在缺少這些東西，我們不讓人們看見災難。

　　不想否定當時年輕人的品質

　　小說要還原真相，一個是史實的真相，一個是心靈的真相，在還原真相的情況下，再對真相進行深度的梳理和批判

　　新京報：回到小說，《迷冬》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寫了1966年到1967年一年的故事，為什么選擇這個時間節點？

　　胡發云：因為這一年可以說是解讀“文革”的一把鑰匙，這一年不弄清楚，“文革”此后的十年就會成為一筆糊涂賬。這一年是各種人物、各種政治勢力、各個派別登臺亮相的一年。同時也是“文革”當中故事性、戲劇性最強、人物命運跌宕起伏最大的一年，所以這一年我就花了一卷來寫，我想這會對后面的兩卷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

　　新京報：為什么說這一年搞不清楚，“文革”就是一筆糊涂賬？

　　胡發云：現在我們看到了很多電影、電視劇或小說，有意地把這一年和后來的很多年混到一起去。但是同樣一個事件，比如一個老科學家被迫害致死，如果發生在1966年的夏天，我就可以告訴你是誰在操縱著這一切，是當時在位的高干子弟，他們組成了最早期的紅衛兵，為了保衛紅色江山，為了消滅“人還在，心不死”的階級敵人，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迫害，這個賬很清楚應該算在他們身上。但如果一個老干部受到折磨和凌辱，時間是在1966年12月份，或1967年1月份，就是書中說的屁派組織得勢之后，那這筆賬就要算在當時奪權的造反派組織的頭上。而像嚴鳳英這樣一批死于1968年或1969年的人，他們基本上是死在工宣隊和軍宣隊的手上的。不同的時間、不同的事情是由不同的人做的，而受害的人在不同的時間也有所不同。

　　新京報：所以，“文革”并不是一場很簡單、統一的運動？

　　胡發云：“文革”極其復雜，“文革”的責任、真相，是由不同人在不同時間共同完成的。所以如果要弄清“文革”，理清這當中誰干了什么，誰遭了什么罪，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歷史的大背景是怎么樣的，我們必須把1966年到1967年這一年登臺的各種角色，以及我會在后二卷寫到的繼續登臺的角色，一個個放到歷史的大背景當中，呈現在歷史的畫卷當中，我們才能發現真正的“文革”是怎么一回事。要不然你怎么對待“文革”，都是一筆糊涂賬，不管是肯定的、否定的，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你都不知道自己肯定了什么、否定了什么。

　　新京報：你現在對那段歷史的思考是什么？

　　胡發云：首先就是要還原真相，一個是史實的真相，一個是心靈的真相，在還原真相的情況下，再對真相進行深度的梳理和批判，進行否定和肯定。因為“文革”這十年，作為一個極其復雜的社會運動，并不是全部一無是處。

　　新京報：比如呢？

　　胡發云：比如當時青少年投入運動的那種熱情、堅毅，那種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獻身精神，有很可貴的地方。昨天我還和一個參加過法國1968年運動的學者談到這個問題，他說他們當時都是一批很好的青年，對法國的歷史、現狀有所不滿，希望它變得更加美好、更加公正，他們反對的是社會上不公正的事情、那些不關心社會公正的有錢人、事情沒有做好的政府，到今天為止他們并沒有認為自己反對的東西錯了，而是覺得當時的一些行為給社會造成了破壞和災難。

　　同樣，如果很真實去評價我們當時年輕人內心的品質、精神的面貌，我不想很簡單地否定它們，因為其中確實有很多珍貴、有價值的東西。如果說這一批人可以像法國紅衛兵一樣，獲得足夠的思想、言論以及選擇前途的自由，他們當中很多到了后來都會成為最好的組織者、思想者或者社會的表達者。

　　新京報見習記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