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雯麗談新書《姥爺》：我想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

　　“姥爺和我，一個九十歲，一個七八歲，在上世紀70年代末，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他扶持我長大，我陪他走完人生的路。我想把這種生命傳承的愛寫出來�！笔Y雯麗在新書《姥爺》的序言里，這樣表達了她的寫作初衷。2009年，蔣雯麗首執導筒，自編自導了電影《我們天上見》講述她和姥爺的故事，把那一代人的生活清晰地展現在觀眾眼前，其中濃濃的祖孫情感人至深，耐人尋味。這部電影雖然在國內院線僅停留了幾天時間，但在韓國摘得釜山電影節“最受觀眾喜愛電影大獎”，在業內廣受好評。

　　《姥爺》作為蔣雯麗首部散文隨筆集出版，在電影《我們天上見》劇本的基礎上，以她內心積淀30年、對姥爺的真摯情感為依托，添加諸多生活細節，講述一段童年往事。從幼年時期，年近八十歲的姥爺照顧她——幫她洗澡、給她喂飯、帶她上學，到文章最后姥爺彌留之際，生活不便、反應遲鈍，她給姥爺喂飯、幫姥爺洗澡、照顧姥爺……蔣雯麗用看似清淡的筆觸，娓娓道來，書中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但是生活中每一個細節都淋漓盡致地流露著觸動人心的情感。憶及姥爺，蔣雯麗言談間感情流露，很多年來，在她心中仿佛姥爺并沒有真正離去。她說：“姥爺一直在幫我，從小時候帶我長大，到我考電影學院講述姥爺的故事被錄取，再到第一次導自己的電影，出版第一本新書，我的每一步都跟姥爺有關，每一步都是愛。也因為這些愛，讓我看世界的眼光沒有那么功利、浮躁，相對單純、平靜。當我十三歲姥爺去世的時候，我內心里有個聲音告訴我：‘雯麗，你的童年從此結束了�！�”

　　近些年名人出書，回憶親情趨勢漸暖。從倪萍的《姥姥語錄》到龍應臺的《目送》，再到蔣雯麗的《姥爺》，敘事者都共同講述了自己與家人的親情故事，字里行間對家人充滿感恩。即使身處再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人與人之間親情仍然是可以共通的。在中國，親情的關聯是難以分割的，也因此，親情的故事更能引人共鳴。正如蔣雯麗所說的一樣，“我們天上見，不是為了讓我們在天上見，而是為了我們今天能夠更好地與父母相處�！�

　　我想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

　　記者：從2005年到現在，似乎追憶姥爺與童年，占據了您生活中很大一部分，先拍了電影《我們天上見》，又寫了《姥爺》這本書。

　　蔣雯麗：我想讓自己靜一靜�；貞泝簳r生活畫面時，我發現雖然那時我們沒有那么多吃的、喝的，但是生活也很快樂，有點像田園般的生活。我想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尋找一種歸屬感，尋求生活的目標，是一個尋根的過程。

　　我從小跟姥爺一起長大，對姥爺的感情一直在心里。我一直有一個愿望把我們的故事寫出來。這是我的一塊兒心病。沒做演員以前我就想寫姥爺，但功力不夠難以實現。2003年，我拍了三部電視劇一部電影，整個人都要累得崩潰了。于是2004年基本沒有拍戲，完全調整自己。就在那一年，我在想，身邊的人包括自己都像螞蟻一樣，都在忙什么？活著，為了什么？要是明天真的死了，今天我們會為什么而遺憾？我告訴自己，首先我喜歡西方藝術，于是就去了歐洲，一個一個博物館去看，感覺真是太棒了。其次便是這個心病，表現姥爺，表現童年歲月，沒有什么得失，哪怕做完以后得不到任何人的認可，但卻是我最想做的。

　　記者：這本書在電影之后，但不是按電影書的出法，而是另起爐灶又寫的一本散文回憶錄，這是拍電影前就有計劃的嗎？

　　蔣雯麗：不是，這本書多虧六六(編劇)老師。我跟她一起參加“白玉蘭獎”，我們倆都是評委，我說你看過我的電影嗎，她說沒有，我送她一張碟，“白玉蘭獎”結束的時候，她看的，她給我打電話，說感動得一塌糊涂，這個電影這么感人，大家怎么不知道呢，她覺得很遺憾，我說因為我們是小成本電影，沒有宣傳的經費，上映的時候在有限的范圍，場次也少，影響力不夠。她后來建議我說，你出一本書，把這個電影碟片放在后面。我看國外也是一個電影上來以后，就配著劇本，里面還有很多的劇照，這樣就出一本書，我以為是這個形式，想著也挺好。后來和出版社一聊，編輯說讀者讀劇本不習慣，量也不夠，還得寫。因為這個就開始了，歷時了兩年，我一直在拍戲，抽空寫，比如說度假的時候，到哪都帶著電腦，很多是在劇組。我自己覺得有點遺憾的地方就是零零碎碎的，要是能夠有一段時間，一兩個月，只做這件事，有可能就能更盡心。好在我不是一個講故事的方式，是散文性的，感受性的，想出一段寫一段。

　　記者：文字和影像的表達差異在哪里？

　　蔣雯麗：文字更自由，你可以想哪寫哪，影像要實現，需要很多的條件，我在寫劇本的時候，這個我拍不了，你會想到實現起來，比如說經費達不到，比如說審查通不過，你都會想到這個問題，文字相對也會有個別的地方不敢完全自由寫，總之還是比較自由一些的，空間更大一點。

　　記者：第一次用文字創作，會忐忑嗎？

　　蔣雯麗：我其實從小其實就挺喜歡寫東西的，我也很坦率地講，這個寫東西就多寫，寫著寫著就對文字有感覺了，熟，熟練，曲不離口，拳不離手，我原來是寫點東西就扔了，沒有保留。寫作是一個特別愉快的經歷，寫劇本的時候，我特別能感受到，一開始不知道劇本會往哪個方向發展，結構是什么樣的，寫著寫著它就像有生命一樣，帶著我往下寫了，這些東西都是我自己的經歷，我跟隨著這種感覺往下走，有時候它在引導著我，都是我沒想到的，我的體會就是，有些導演的作品就像孩子，你給他一個土壤了，他就開始自己長大了，這個書也是這樣的。

　　記者：您的文字風格特別像水墨畫，是隨意而就，還是有意為之？

　　蔣雯麗：是這樣，曾經有一段時間，比如說上中學的時候，或者是剛上大學的時候，我特別喜歡用形容詞，特別喜歡用華麗的辭藻來表達，寫出華麗的話，覺得自己有才華，但是后來慢慢，隨著年齡增長，吸引我的文字反而不是靠這些，太華麗的辭藻讓人覺得浮躁，看的實際是內容。

　　姥爺去世我的童年就結束了

　　記者：童年的蔣雯麗，是怎樣的？在書中，您寫道：“姥爺離開的那一刻，有一個聲音告訴你‘我的童年結束了’”，看到這兒，我突然覺得，自己的童年似乎是不知不覺就結束了，甚至找不到一個節點。從這個角度說，我很羨慕您。

　　蔣雯麗：童年的我是一個憂郁的小孩，不太跟外界打交道。比較愛幻想，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姥爺去世時我嚎啕大哭，似乎在跟自己的童年告別。我想每個人都不愿意離開自己的童年，不愿意長大，但是你被迫長大，被迫去接受你不愿意接受的東西。童年對一個人的影響是無法改變的。

　　記者：書里寫和姥爺分床睡的那段特別感人，那個年代的人或都有類似的經歷。

　　蔣雯麗：我生下來就跟姥爺睡在一張大床上，一直到姥爺快住院前幾個月。姥爺夏天給我扇扇子，一夜不睡，怕我熱，睡著了，扇子掉了，拿起來再扇。冬天給被子里放上熱水袋，早上起來把棉襖棉褲烤熱了，再叫我起床，老人對小孩的愛，點點滴滴的。突然跟他分床睡覺，對我來說特別接受不了，我在外面哭，姥爺在里面哭，姥爺說門開著，就像沒分開過一樣……

　　我跟姥爺睡在一起，就跟老人特別近，那時候的家庭條件小孩沒有自己的房間，都是跟父母或老人住在一起，睡在一起，這也是特別好的建立感情方式。

　　所以后來我自己有了小孩，我知道跟一個小孩能夠睡在一張床上，那種感覺特別近。

　　記者：書封上有一段話，“我其實，沒有那么悲傷，不是愛不夠深，而是我相信他的靈魂去了天上�！边@是您當時作為小女孩的時候的一種想法，還是后來慢慢的？

　　蔣雯麗：姥爺去世以后，我第二天就生病了，得了心肌炎，也可能我在雨里淋了一天，我媽媽認為我是悲痛過度。我自己覺得我并沒有像媽媽說的那么悲痛，我在麥垛玩，其實沒有感覺到姥爺走，他走時那個樣子，臉還紅撲撲的，特別親切，一點都不可怕。小孩有時候并不能像大人一樣已經完全意識到悲傷，這是第一個離開我的親人，我對死亡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兒，不像媽媽當時哭得不行了，我好像沒有明白那個道理。我得了心肌炎，媽媽就說雯麗因為悲傷，姥爺去世了，我覺得我好像沒有，又不好意思跟媽媽講。

　　寫這本書的時候，前面寫得蠻順的，到了最后的段落，我就停下來了，最后的段落寫姥爺病了，走了，我需要有一段特別安靜的日子，不能在劇組，忙忙叨叨的環境里。我知道這段是最難寫的，也是會最難過的一段，就有點不敢碰，拖了很長時間，直到出版社催我稿子，但其實我自己不愿意觸碰這個東西了。那天寫的時候，還是嗷嗷大哭，我自己在家里，哭得小孩都嚇壞了，跑過來說媽媽、媽媽怎么了，一邊給我拿紙擦眼淚。我想我姥爺，小孩反而過來安慰我，我就跟他講我和姥爺的故事、感情什么的……這段寫完就過去了，又不太敢碰。

　　我拍戲時爸爸都會跟著

　　記者：在寫作《姥爺》的過程中，您最想表達的是什么？

　　蔣雯麗：一個女孩子的長大，姥爺像一棵大樹，孩子像一棵小樹，小樹慢慢成長，最后大樹倒下了，小樹長大了。這是我最想表達的東西。同時，我也想到一種反哺之心。我們天上見，不是為了讓我們在天上見，而是為了我們今天能夠更好得相見，更好地與父母相處。

　　記者：當追憶由劇本變成文字，是否又激起更多的感受？

　　蔣雯麗：除了懷念姥爺，我驚訝地發現，中國30年的變化太快了。你看我們小時候房檐下接的雨水都可以淘米，現在自來水的污染令人害怕。小時候我們吃的都是有機食物，雖然生活條件差，但姥爺還活到90多歲，很少有人得癌癥�，F在身邊卻動不動就有人得癌癥走了�，F在我們物質豐富了，可人們的心態、幸福指數卻在下降，那時候理想主義還沒有消失，但現在的年輕人卻不談理想。所以我特別希望這本書和電影能帶給人們一個關注，哪怕只是一個片刻寧靜，一種暫時的回歸，回到我們曾經的生活。

　　記者：這本書吸引人一路看下去的并不是一個跌宕起伏的故事，而是感覺到您對童年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懷著濃濃的感情。曾經的生活，那個時代的人，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蔣雯麗：我的價值觀是在那個年代確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敬我一尺我敬一丈，這些都是很傳統的價值觀，現在我們卻不這樣講了，這是很遺憾的。姥爺對人一視同仁，樂善好施，不管你是什么類型階級，到我家都又很貴的茉莉花茶招待。記得有一個瘸子馬爺爺，大概每星期三中午來我家要飯，每次姥爺都讓我拿5分錢的鋼镚兒放到他的破碗里。有一段時間他沒有來，我們還擔心是不是生病了。直到現在，我在路上碰到要飯的一定會給，但大家卻總認為是假的，唯恐上當。對比姥爺那個時代，人人那么窮，卻沒有人想著欺騙甚至拐賣孩子。今天我們富裕很多，但同時也丟失太多。

　　記者：您剛說，電影取《我們天上見》這個名字意思就是“不要等到天上見”。但是今天，我們和越是親近的家人朋友，尤其和父母都更難相見。忙，是大家一致的理由，也算一個借口，您是否也有同感？

　　蔣雯麗：《我們天上見》電影在深圳放映時，一位觀眾說，我們的愛都是往下的，愛自己的孩子，孩子再愛他們的孩子。而你卻在回憶追溯，報答姥爺，是往上的愛。愛孩子是本能的，愛父母卻是責任，需要被激發。孩子也是從我身上看到如何對待父母老人的，我們每年春節都陪著兩邊老人一起，平時盡可能和家人一起，我拍戲時爸爸都會跟著，也算借機去各個地方旅行一下，他很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