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為了自由和正義——詩評家謝冕訪談

　

　　一個人的新詩史：

　　詩歌的理想是自由，倘若離開了自由的表達，我們可以不要詩

　　素  予：您從1958、1959年就有《回顧一次寫作——新詩發展概況》，后來一直研究新詩，到1980年寫出《在新的崛起面前》即“第一個崛起”支持朦朧詩，直到現在一直進行新詩的研究和探索，作為新詩發展的親歷者、見證者、引導者，在與新詩同生共長的過程中，您覺得有哪些得與失？

　　謝  冕：我從少年時代就喜歡詩，有古典詩，也有新詩。古典詩，它站在高處，我是仰望的；新詩就在我身邊，很親切。古典詩好像一座高山在那兒，我覺得我很向往，但是心向往之而不能及；新詩是身邊的，好像就是朋友，對新詩本來就有一種很親近的感受，大概也是由于語言的問題，因為我們用的是現代漢語。應該說我從少年時代就是詩歌少年，很喜歡詩，而且也學著寫。年紀大了對成熟的人生回顧起來，我覺得自己怎么那么幼稚，那么天真，居然寫了那么多。但是那種感情是很淳樸的，對新詩很熱愛。我從新詩當中懂得了一個道理，即詩歌和人的情感、和人的內心世界是有關系的，特別是和自由的內心世界、一種無拘束的情感是有關系的。倘若離開了自由的表達，我們可以不要詩。正是因為詩歌是和心靈非常接近的一個文體，所以我們很喜歡詩，熱愛詩。我是受到了“五四”新文學、“五四”新詩革命的一些前輩的影響的，我覺得他們能夠把自己的內心世界表達得那么充分，那么無拘無束，這個境界實在是太美好了，我也要學。那時候，我知道胡適，知道郭沫若，但是后來出現了一些新的詩人，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我覺得他們的表達更契合我，和我更加靠近，我就是這樣接近了詩，學習詩，夢想做詩人。

　　我17歲的時候，中國大陸解放了，我自己也投身革命，穿上軍裝，那時是非常自覺自愿的，也是很真誠的，幾乎沒有任何一種世俗的考慮，就是我要告別舊中國，我要建設新中國，因為舊社會對我來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饑寒交迫、路有餓殍的一種狀態。進入新社會，我面臨著一個非常大的新問題，即我如何自由地表達我的內心世界，表達我所向往的自由。我認為詩歌的理想就是自由，新詩尤其要自由地表達內心世界和情感世界。我遇到了一種幻滅的感覺，這是非常矛盾的一種心情，一方面我非常熱愛新的社會，但是我又在這個新社會當中不能自由地表達，覺得心懷恐懼。這是當時我由少年轉入青年時代最深切的一種感受。從那以后，雖然我還寫，但是我所寫的不是我想寫的，我是按照一種理念、一種號召來寫的，那不是真實的我，而且“我”也消失了，“我”的消失是最嚴重的一個事件，詩不能表達一個活生生的、有活潑的思想和情感的我，那是最可怕的一個事情了，不幸這個事情發生了。這就是我最終放棄了詩歌理想、放棄寫作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因，我不能自由表達，如果那樣寫下去，我只能是三流四流的詩人，一流二流的詩人我做不到。有些人說新詩的路越來越寬廣，其實不是，是越來越狹窄，甚至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長話短說，我經歷了這些以后，它的標志就是我放棄做詩人，一種恐懼感，一種緊張感，使得我放棄作詩。

　　一直盼望著，像你說的20世紀50年代《回顧一次寫作——新詩發展概況》，那是很復雜的一個產物，也可以說是少年無知，受到一種號召，那對詩歌歷史是一種歪曲的寫作、歪曲的表達。那也是歷史的產物，一種非常曲折的、充滿了內心矛盾的產物，現在我把它保留下來了。它的主導思想是不對的，將詩歌分為革命詩歌、不革命詩歌、反革命詩歌，現實主義詩歌、反現實主義詩歌，這些觀念是有毛病的。當時隱隱地感覺到這是錯的，內心深處感覺到是錯的，但是又不敢說不對，好像應該是對的，就是這樣一種非常矛盾的心情。當時我熱愛詩歌，又想寫作，但處于這樣一種非常復雜的時代環境，只能說是年少無知吧。

　　一直盼望著，盼望著新詩走出絕路，讓我們看到希望，這個希望也就是說，新詩能夠和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內心世界結合得很好，從而表現出來的一種狀態。于是到了十年動亂結束、政治的狂熱過去以后，到了新時期。在還沒進入新時期的時候，20世紀70年代中期，1975、1976年的時候，在“文革”結束前的這個時間段里頭，遇到了現在的朦朧詩，后來又遇到了被流放的那些詩人的“地下寫作”，包括那批九葉詩人、白色花詩人，被當作胡風集團打下去的、還有右派的，他們在地下狀態寫的那些詩，還有《今天》上的那些詩，我覺得我看到了希望，我終于等到了這一天。這就是當時的心情。所以當時能夠毫不猶豫地站在了新詩潮的潮流當中，來表達我自己的感受，這就是我所盼望的詩歌，我所想念的詩歌，現在終于回來了。

　　我從詩歌少年到重新獲得一種新的感覺，大概是這么一個過程。

　　朦朧詩之后，詩人何為：

　　詩人應該始終和時代站在一起，在重大事件面前選擇人類的正義

　　素  予：朦朧詩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持續了大約只有10年時間，就被后來的“后新詩”或者說“新生代”取代了，很多好的經驗沒有接續下來，在當代仍有借鑒意義，您認為它們有哪些東西是值得現在的詩人學習的？

　　謝  冕：朦朧詩很快的就被取代了，被pass，被挑戰，后來的一些年輕的詩人覺得北島、舒婷他們那一代詩人不行，應該由我們來發出聲音。這些年輕人當時要取代朦朧詩、挑戰朦朧詩，挑戰的就是認為他們太貴族化，他們為時代代言，為一代人代言，后新詩潮認為這樣不對，認為我表達的只是我自己，跟時代沒關系，所以，我不為時代代言，我也不為一代人代言，我只表達我自己。這是當時他們挑戰朦朧詩最理直氣壯的一個原因。為什么說朦朧詩人是貴族呢？因為他站在高處，在號召，號召說那是黑暗，我要用黑色的眼睛，去尋找光明，是居高臨下的，后新詩潮認為這是貴族的。然后他們認為朦朧詩當中最重要的一個手段意象化也是不對的，不要意象化，要口語化，嘲笑意象。他們挑戰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新詩潮、朦朧詩和時代的關系，要把它和時代的關系切斷，回到人的自我，我就是我自己，這是當時最重要的一個分歧。

　　朦朧詩的價值是它概括了一個時代，它能夠喚起那么多人的注意，除了詩歌語言等方面的原因以外，詩歌內在的生命正在于此，它對已經過去的那個動亂的時代、那個政治高壓持批判的態度，這種批判性，這種和時代的非常緊密的聯系，然后在這里頭張揚自我，和過去的所謂“大我”不一樣，“大我”是一個非�；\統的概念，他的所謂“小我”是有真情實感的、在動亂時代當中走出來的、有崛起的靈魂的那個“我”。后來的后新詩潮要否定這些東西，它來不及接收那種寶貴的遺產，來不及繼承新詩潮給我們的重大的啟示。意象化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藝術，不應該輕易地去否定它，用口語化來代替它，用日常生活的樣子來否定它。我覺得朦朧詩留下的非常寶貴的經驗就是詩歌和時代的關系，詩歌表現一個時代，表現一代人的一種刻骨銘心的苦難經歷，表現對苦難的反思，如梁小斌《雪白的墻》，寫曾經涂污了的雪白的墻；《中國，我的鑰匙丟了》，尋找丟了的鑰匙，鑰匙如果在的話，他可以回家打開里頭的美麗的記憶。到現在為止，不管你怎么寫，我覺得非常寶貴的經驗就是，要用非常凝練的語言來傳達詩人對過去一個時代的批判和對歷史的反思，表達在這個過去時代里頭個人的痛苦的經歷�，F在這些表達方式都被否定和忽略了，這是非�？上У�，很遺憾。

　　素  予：朦朧詩為時代代言，同時也通過張揚個性，對過去過于政治化進行反叛。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詩歌，現在這個時代里政治的壓迫性很大程度上已經轉換為物化的或者說物質的壓迫。創作是自由的，詩歌是不是應該有一種天然的反叛性質，現在和朦朧詩所處的環境已經不一樣了，那么在這個物化的時代里，詩歌應該是怎樣的一種姿態？

　　謝  冕：在這個時代，詩人何為？如何發言？前不久我在北大開了一個會議，會議叫百年詩歌還是什么，是我參與組織的，開幕式是在北大，沒有首長、領導，也不設主席臺，來自兩岸的詩人，按照年序，年齡大的先講，有6位詩人發言。最先講話的是大陸的屠岸，他最年長，第二個是洛夫，第三個是余光中，第四個是羅門，第五個是邵燕祥，第六個是郭楓。閉幕式是在友誼賓館，那天特意請了蔡其矯先生、鄭敏先生到會，閉幕式發言是由年輕的先講，年長的后講，最年長的就是蔡其矯先生。到蔡其矯先生講話的時候，他站起來說：“詩歌的根本的精神，就是自由�！边@是他最后一次講話，過了幾個月他就去世了。我想，詩歌的基本的精神是自由，這和我童年時候對詩歌的崇拜也是一樣的，自由地表達你對世界的看法，自由地表達你的內心世界的豐富性，這一點我覺得始終應該是詩人所追求的，應該是詩人高舉的旗幟。

　　你剛才講了，我們反抗政治對詩歌的壓迫，我們做了一些，做得不夠�，F在看起來政治的這種壓迫、約束越來越淡化，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時代在進步，社會在進步。你能夠想象過去你發表詩歌是需要領導批準的嗎？你都不一定知道，這個人，盡管他的詩寫得很好，但是他的身份適合不適合發表詩歌，需要審查，需要黨委的介紹信，要證明這個人可以然后才能發表。過去是這樣，包括我自己寫評論文章也是這樣的，《詩刊》拿著介紹信到北大中文系的黨委，說我們要發表某某人的文章，這都是要經過批準的。你想想看今天是什么境界，是什么樣一種狀態，這個是有目共睹的進步。

　　作為詩人，這個時代里的物欲和金錢對我們的誘惑實在是太大了，也可以說是壓迫，詩人要怎么反抗呢？詩人是獨立的，他就是批判性地存在于這個世界里，批判性地發言，表達自己內心獨立的一種宣言，詩人始終是這樣的。我們今天，詩人代表著正義和良知，代表著人類最崇高的、最普遍的愿望，我覺得我們現在胸襟、境界沒那么高。說幾個重大事件吧，比如說紐約世貿大廈轟塌，中國的詩人反應非常冷淡，幾乎沒有好的作品傳世，甚至一片的聲音說：炸得好！在這樣的重大事件面前，詩人選擇什么？我覺得選擇人類的正義，選擇對邪惡勢力的批判抨擊，這才是詩人應該做的，然而幾乎沒有人這樣選擇，也沒有好的作品。

　　再談另一個問題，汶川地震時，詩人倒是有很多聲音了，但是詩歌質量上不去�，F在回顧起來，那么震撼人心的一個事件中，有哪些詩是能夠傳下來的？沒有。傳下來的是網絡上流行的那幾首，《生死不離》《孩子，快抓住媽媽的手》，這些都不是專業詩人寫的，一個是歌詞的作者，一個是無名的作者�！渡�死不離》“哪怕有一線希望/我也要找到你/我相信我能夠找到你”，我覺得寫得非常動情，但是那不是最好的詩�！逗⒆�，快抓住媽媽的手》，這首詩技術上還有值得再考慮的地方，但是很動人，“快抓住媽媽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當時那么多詩人發出聲音，也就是這兩首還留下一些印象。這是藝術層面的問題、表達的問題、概括力的問題、提煉的問題。有的人嘲笑地震詩，我覺得嘲笑是沒有道理的，那時候的情況真是這樣，就是藝術上不去，表達上不去，胸懷足夠高、能夠提煉一個時代的能力的詩上不去。世貿大廈轟塌后的一陣歡呼，和汶川地震后詩人眾聲喧嘩卻沒有留下有力量作品，這兩個事例可以說明現存的一些問題。

　　素  予：有些人認為，一般讀起來覺得美的詩歌所選取的意象，比如是與自然和鄉村有關的，能夠給人帶來平靜，是比較美的，是否可以說詩歌與工業時代或者后工業時代天然就是一種悖離的關系？

　　謝  冕：詩歌與工業或后工業時代不一定是天然悖離的關系，現在我們很多詩表現鄉村，書寫鄉村記憶，那是一個逐漸走遠的時代。我們對鄉村的懷念，是因為中國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鄉村，從根上來說我們都是從農業社會走出來的，都是農民的后代，所以這種天然的感受是有的。但是工業時代、后工業時代和詩歌的悖離，我覺得這個結論恐怕有問題。其實工業時代在美國、在英國也都有好的詩表現過。像美國和英國這些發達國家，它們離開農耕社會更遠了，但是它們仍然有優秀的詩人出現。我的想法是，詩歌始終是和時代在一起的，不管時代怎么變化，詩歌的責任、詩人的責任沒有變，詩歌的位置沒有變。詩人所處的這個時代的問題，詩人應該面對，詩人不能回避。工業時代、后工業時代的一些問題，詩人應該面對，而且不論是批判也好，歌頌也好，詩歌應該表達出詩人對這個時代的看法。

　　我們現在的問題基本上有兩個，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是回到內心，回到自我，自我的瑣碎，雞零狗碎，詩人一點都不拒絕。比如我看有的詩，寫坐在那兒，切西瓜、吃西瓜、吐西瓜子，寫吃西瓜的幾種方式，不知所云。另一個問題是對遠去的鄉村的懷念，這是好的，但是他拒絕的恰恰是這個時代，他不能面對時代的問題。我覺得這是比較大的問題，我的切身經驗就是，有一次，我對我的一個學生說，某某詩人有幾首非常好的詩，表現科索沃的戰爭，我希望你在選詩的時候把它選進去。我不知道我的這個學生讀過這個詩人關于科索沃的詩沒有，他當時的反應就是說：謝老師，你對某某詩人好像情有獨鐘��！當時這讓我非常難過，因為我覺得寫科索沃戰爭是這個詩人寫得最好的，這位詩人和我年齡幾乎差不多，這樣做絕對不是因為我個人對他有什么感情或者情有獨鐘。這個時代有戰爭，有世貿大廈的突然被襲擊，有恐怖活動，詩人應該面對，不管你持一種什么樣的心境，你應該面對它，而且力求把它表達出來。所以說電子時代也好，數字時代也好，后工業時代也好，認為它們和詩是悖離的，我覺得這是詩人回避自己責任的一個托辭。我的觀點是，詩人應該始終和時代站在一起，所有的詩人都應該是當代詩人，表現當代生活是他最應該做的。李白就是當代詩人，他把長安街頭酒肆里的狂放姿態表達出來就是唐代的精神，大唐的氣象，因為他表達了當代，所以他能夠永恒，能夠不朽，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海子之后無好詩原因探尋：

　　詩太容易寫了，口語泛濫，誤入歧途

　　素  予：現在有些詩歌過于口語化，您曾寫道，這個病根在“五四”時期就已經種下了，“新詩建設過程中‘非詩性’的病根，在它的‘襁褓期’就不幸地種下了”。應該如何減輕這種病痛？

　　謝  冕：當時就有人批評胡適先生，說始作俑者就是胡適，胡適是第一個罪人。胡適先生當時怎么說的？要作詩如作文。胡適誤導了。這是他在美國時說的，這句話缺點大了，作詩怎么能夠和作文來對比呢？詩比文要高，詩的語言有自己獨特的要求，所以后來又有人說，我們不能因為白話而忘了詩，這是“五四”時代就有人說的，白話詩都是白話，沒有詩意，那是不行的，當時就有了這個病癥。所以后來為什么會有現代派、會有新月派出來呢？新月派就想匡正這個缺點，匡正初期的寫詩像白開水一樣的問題。自由詩自由是自由了，解放是解放了，但是留下了病根，我覺得是有這個問題。不過我也始終沒有懷疑當時的這種選擇，只有詩體解放了，新的思想新的思維新的道理才能進來，才能表達，這是沒錯的。后來有人算了五四的賬，我覺得是他們不懂中國的這種新舊交替的時代。

　　素  予：當時倡導白話是為了反封建傳統，走了一種極端，現在過于口語化了，是不是應該來一個否定之否定，更多地轉向傳統中去尋找，更多地向傳統靠近一些，還是說新詩本來、天然就是歐化的語言，所以更加進行歐化的提煉？

　　謝  冕：你提的問題是我的非常理想的境界，就是說，你用現代漢語來寫作，但是那里頭要考慮我們古典的元素�，F在有的人沒有考慮到，有的人考慮了但是做不到，這是我們教育的問題，詩人素質素養的問題。你看寫詩寫得好的，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在他們的詩中是可以看出古典元素的。相反的，對古典一竅不通、甚至拒絕，要寫好詩是很難的，因為中國人寫的是中國詩。

　　素  予：您說古典詩歌是高山，至今仰望。在我的理解里，好的詩歌所取的意象和意境有古典美，您曾說海子之后好詩人比較少，現在的詩人寫不好詩，少了含蓄、韻律等特質，是不是也是因為古典詩比較難學，有影響的焦慮，所以大家干脆就不學了？古典詩歌是按您所說作為一種隱含的暗流就行，還是說應該與現代詩有一種傳承關系？

　　謝  冕：要是詩人們真的像我那樣地懷著一種敬畏的心情來對待古典詩的話，這是個好事，但是現在可能這種敬畏心很少。詩人們瞧不起古典詩歌，他們只是年紀大了、閱歷多了、讀得也多了以后，才逐漸懂得一些道理。一些更加年輕的詩人，目空一切，瞧不起那些東西，也不知道里邊的奧秘。很多人不懂舊體詩，甚至認為舊體詩很好寫。其實不太好寫，他們只是不知道�，F在還有所謂老干部體，老干部因為年紀大，缺乏古典文學的修養，他認為七個字、五個字擱一起，那就是古典詩歌。你去讀他們的詩的時候會覺得索然乏味。為什么呢？就是我剛講的那些，他不知道詩歌內在的一些規律，不知道怎么用詞，不知道聲韻上怎么表達才動聽。

　　所以我講要對古典詩歌懷有敬畏之心，哪怕起碼對它有點了解，可是他們不了解�，F在的問題是口語泛濫，詩太容易寫了，因為他們認為白話詩沒有約束，于是一些比日�？谡Z還要差的話都進到詩里面來了。其實，詩的語言是要求最高的一種語言，是需要經過提煉的。他不知道，他的語言比口語還要差，所以就出現了類似于“今天我去找你/你媽說你不在”，這就是詩。這個例子是陳超有一次在北大發言時說的�，F在到處都是這種所謂的詩，甚至比這個還要粗鄙化的、堆起來的、沒有節制的詩，它違背了最基本的一個要求，即詩的語言必須是非常精練的、非常精美的、比文學的其他樣式要求都要更高的一種語言�，F在關于寫詩的問題很多，但是這個問題是最大的一個問題。有一些詩語言很俏皮，我覺得我們不會排斥的，像我們都知道的李亞偉的《中文系》，它用很詼諧的語言來表達，寫出來也不容易。

　　素  予：古講“文以載道”，您曾說過：“中國特有的社會憂患總是抑制文學的純美傾向和它的多種價值，總是驅使它向著貼近中國現實以求有助于改變中國生存處境的社會�！蹦�也一直倡導詩歌要和時代結合，這一定程度上也是強調詩的社會功利性，但是如何在詩美和詩用之間達到調和？這一對長久存在的矛盾，是簡單的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嗎，還是說需要做出怎樣一種努力？

　　謝  冕：要努力，不努力的話詩就是標語、口號、概念化。詩和時代、和道之間的聯系是很天然的，好的詩必然載道，必然言志，這是沒問題的，但是言志和載道需要藝術的方式，不是簡單的“我表達了”就行了，而是要藝術的表達和轉換，必須在轉換的過程中保存著詩的元素、規律，這樣才是動人的。雖然有很多的問題在里頭，但是詩人必須努力去做，不然的話藝術就等同于政治，那是不對的。

　　我覺得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談道、談時代、談政治好像都是沒有面子的事情，這樣是不對的，詩能夠離開時代嗎？我們的表達能夠離開道嗎？不載道，我們載什么呢？重要的是要看怎么表達。政治是大事情，事關國計民生、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詩人表達它不是詩人的羞恥，他必須這樣，而且越是大詩人越是不能脫離這些，只有小的詩人，在那兒嘀嘀咕咕的，都是自己的一些事情，而不顧及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非常廣闊的，是千變萬化的。詩人越來越往內心走，走得越來越小越窄化，小得別人都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了，別人都讀不懂，成為夢囈。

　　素  予：還有一句話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詩和時代緊密相關，當前好詩少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時代太“幸”了嗎？

　　謝  冕：不是時代太“幸”，時代有幸的問題，但是也有不幸。例如說高度發達的很向前進步的時代帶來的問題也很多，隨著現代化而來的問題非常多，前幾天的毒霧(霧霾)就讓我們苦不堪言，生存都成了問題，這就是它的不幸。詩人看到這一點，怎么表達？也許有的詩人看不到，不幸侵害不到他就好了，始終歌舞升平。這樣是不對的，詩人敏感的神經應該感覺到時代的憂患。你看我們付出多大代價，時代進步了，社會前進了，但是問題非常多，比如財富增多了，但財富不均，不公平。這是隱憂、隱患，詩人的憂患感就在這兒。詩人的憂患感怎么表達，我們前面講了，必須是藝術的，是詩的，是充滿詩意的，充滿幻想的，是有聯想、想象的，而不是秉筆直書。

　　“國家不幸詩家幸”是古代人總結的，詩歌表達憂患相對比較容易，“歡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就是說表達苦難容易一點，表達歡樂更加難。社會的災難對詩人的刺激是第一位的，詩人的神經敏感，苦難對它的沖擊非常大，所以就形成了“國家不幸詩家幸”這個問題了。

　　選詩評詩：

　　好詩是讀出來的；一個獨立的詩評家不為哪一個流派代言

　　素  予：當前編選詩集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詩歌排行榜之類的，編輯在選詩的時候，可能會小圈子化，我認識哪些人，就把他的詩收進來，不能宏觀地把握中國詩歌的發展方向。您曾編過很多文學大系、文學總系及詩歌集，在選詩方面，您覺得我們應該怎么做？

　　謝  冕：選家應該是獨立的。一個獨立的詩評家，他不為哪一個流派代言，他不是站在哪一個圈子里講話的。但是現在詩歌界不是這樣，這個圈子有這個圈子的評論家，那個圈子有那個圈子的評論家，評論家選詩就在自己的圈子里選，這是一個陋習，應該排除掉。我標榜的是“好詩主義”，只要是好詩就應進入我的視野。

　　好詩你怎么選出呢？選家必須自己讀，是在許多日常的閱讀當中積累下來。要讀詩，依靠日常的積累，然后你才有發言權，再把它選進去。我覺得，詩人是獨立的，評論家也是獨立的。

　　如果說到詩評，我也缺少獨立自由精神，因為人活得長了以后，社會關系很復雜，有很多人情，很多情感寫作，友情寫作。我這個人吧，人緣好，一般很少拒絕，這是我的缺點。但是我覺得詩歌評論，好處說好，壞處說壞，這是我們應該始終追尋的一個目標，但我自己做得不好。評論界普遍存在這樣的問題，而且其他問題更加嚴重。上世紀80年代還說“我評的就是我自己”，評論家的自我意識很強大，我評的既然是我自己，對別人可能就很淡漠，對人情、紅包就很淡漠，我表達我自己，評論是我表達自己的機會。那個時候還很純凈。后來就逐漸地差了，20世紀以后愈演愈烈，我評論的不是我自己。所以你剛才講的，我自己做得也不好，但是我意識到了這一點，我希望別人做得比我更好，走出小圈子，能夠堅持“好詩主義”，面前只有好的詩，沒有別的什么考慮，這樣比較好。

　　詩歌的未來：

　　對于現在的問題，我不悲觀

　　素  予：您也說過，應該是少數人寫詩，多數人讀詩�，F在那么多人寫詩，您認為作為一名詩人，應該具備哪些方面的素質？

　　謝  冕：詩人的素質，這個說起來是很難的。但是現在寫詩的人多，讀詩的人少，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素  予：讀詩的人少原因在于因為大家沒有時間和心情讀詩，還是因為沒有好詩所以大家才不讀？

　　謝  冕：這里頭的因素也很復雜，對讀者來說，你的詩抓不住我，我當然可以不讀，我讀你那些白開水，還不如去看小說，甚至去看影視作品，我沒有必要讀你的詩。大家現在讀李白，但是不讀你那些口水詩，為什么呢？因為李白的詩抓住他了，而且家長也認為李白這個詩寫得好，教孩子們讀，有那么多新詩，家長沒有說讓孩子去讀，為什么呢？它的價值在那兒。所以，讀者的冷淡是有道理的，這就是一種反抗，就是逆反，就是拒絕，你能說他的拒絕沒有道理嗎？舒婷也好，北島也好，我們現在還在讀，《致橡樹》《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也好，《回答》《一切》也好，這些詩能夠概括一個時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用非常簡單的詞語表達非常豐富的時代內涵，能夠引起大家共鳴，當然它就流傳開來。你不提供這些東西叫他去讀又怎么能熱愛你呢？這是一個方面，我覺得從讀者角度說拒絕閱讀是有道理的，他的冷漠是有道理的，因為你沒有好詩給他。李白不被拒絕，舒婷和北島不被拒絕，為什么現在的詩人被拒絕了那么多呢？

　　從寫作者方面來講，詩人也很可愛。他很熱愛自己的詩，甚至可以說是自戀，我覺得這不是壞事情，一個人喜歡寫詩，總比喜歡賭博和喜歡毒品要好。再說得嚴重一點吧，他用時間來寫詩總比用時間來打撲克要好吧，對不對？他的熱愛是有道理的，我說這是自戀，他覺得他是第一流詩人，這就是他的一種幻想、幻覺：我是開天辟地的，我誰都不學，我就是我自己，表達我自己。所以寫詩的人多、詩寫得多，并不是壞事情，這是詩人熱愛生活、熱愛自己的一種方式。

　　詩人寫詩要具備怎么樣的素質？寫詩對思想層面、情感層面、文學修養層面的素質的要求都是很多的，喜歡詩歌的人不一定都具備這些。這個不要過多地譴責了。但是我非常大膽地說一句：詩不是所有人都能寫的，不是所有的人想寫詩就能寫好詩的，詩是貴族的。為什么詩是貴族的呢？它要有貴族一般的姿態，要有貴族一般的語言，用最好的表達方式，來表達一種非常高貴的、非常優美的情感、非常豐富的內心世界，你做到了嗎？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F在，我們把寫詩的門檻降低了，所有人都在寫，這不是壞事，但是，你說這種現象正常嗎？一個詩人，在社會上應該受到非常高的禮遇，所有人都在仰望著他：哦，他是詩人�，F在是這樣嗎？現在的情況，胡子拉碴，衣冠不整，越是那樣越像個詩人，這是一種誤導。也許這是世界潮流，但是在我的心目當中，詩人始終是女神，是在云端的，是講究一些智慧化的，我們現在做不到這些。但是我也不參加那種嘲笑說寫詩的人比讀詩的人多，這不值得嘲笑，應該說這種愛好是很好的，他喜歡詩比喜歡別的什么都要好。實際上，現在寫詩太容易了，讓人憂慮的是這個。

　　素  予：再問一個大問題，要推動詩歌發展，您覺得我們還應該做哪些事情？

　　謝  冕：這個問題不大，我的回答很簡單：不輕易地否定我們已經取得的成就，我們充分地肯定我們的進步，然后我們也要充分地看到我們的缺陷，看到我們現在有什么地方進入誤區了，什么地方是我們的缺失，然后我們照著現在的步子一步一步向前走。對于現在的問題，我不悲觀。我退休以后整天很忙，忙的也還是詩的事情，許多的評獎，許多的研討，許多的出版，許多的編輯，許多的慶典，都是關于詩歌的，從來也沒有這么熱鬧過。熱鬧歸熱鬧，冷靜下來我們想想，我們存在哪些問題，需要我們理性地一步一步去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