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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軍講述春晚背后的故事
人生沒有彩排,心靈尋找依托









蛇年春節的腳步越走越近,離新一年央視春晚揭開面紗的時間也越來越近。保密許久的總導演哈文首開金口,針對近來百姓熱議的春晚話題逐一回應,在談到主持人風格時她幽默地表示:“一定說人話”。對主持了16年春晚的朱軍來說,更需要擔負并實現總導演這一新要求。到底什么是“人話”?蛇年春晚上的“人話”又該怎么說?關于春晚,朱軍又要和我們說些什么呢?
今年春晚語言有變化
楊瀾:如果要說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人口遷徙,那當數中國人春節回家的腳步,而這世界上收看人數最多的電視節目,當數央視的春節聯歡晚會,而主持春節聯歡晚會次數最多的,就是我們今天的嘉賓朱軍。今年是你主持春晚的第17個年頭了,每年到了春晚的時候,就有各種各樣的猜測和期待。哈文導演說今年我們主持人要改革了,要說人話了。那過去朱軍都在說什么話呢?
朱軍:其實我特別理解哈文導演的意思,她是說今年從語態包括詞匯組織,都要更接地氣,更貼近百姓,而不是高高在上,不是空而大的話,要說得更實在。
楊瀾:那你過去說的是空而大的話。
朱軍:你就鉆這個空子。語態跟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變化是同步的,比如說前些年在我剛開始主持春晚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沒有現在這么發達,中國的國際影響也沒有今天這么大,所以那個時候我們要給自己打氣,我們需要說一些氣宇軒昂的話。
楊瀾:現在都講什么體,比如甄體,有沒有一個體叫春晚體,就是有一些話你是年年歲歲都要說的。
朱軍:春晚體不敢說,但是有些功能性的話,無論你用什么樣的語氣去表達,都一定要說,比如說武警部隊,大家都在放假的時候,恰巧是他們的神經要繃得更緊的時候。
楊瀾:所以要給他們拜年。
朱軍:我們要向全國各族人民,全世界中華兒女拜年,因為這是咱們的中國年嘛,這少不了吧,這是功能性的話。
楊瀾:火車再難擠,人們也要回家過年,再怎么眾口難調,春晚也還是要看的,這成了中國人一年一度的儀式。在日漸多元的文化時代,春晚仍是最大眾的情感共鳴箱。然而隨著人們欣賞水平的提高,對于春晚的評價早已不僅僅是追捧和贊揚,在坊間也多了質疑和批評的聲音。而對于春晚的主持人,人們普遍反映的就是主持人說話的雷同和重復。如此雷同和重復,你會不會覺得有點厭倦?
朱軍:沒有,因為每年的經歷不一樣,每年感受到的身邊的變化包括自己的變化都不一樣。作為一個主持人,在現場無論如何那根筋是要繃著的,是要興奮的,所以我沒有覺得哪句話我已經說厭倦了,而且每一年的語氣不一樣,因為經歷不同。
楊瀾:你有沒有想過在春晚舞臺上,真的去突破一點,更有自己個性的,有創新的東西。
朱軍:我真想過,從著裝到發型到語態,我都想徹底把自己砸碎了,再塑一次。但是當我真的有這種想法要實施的時候,還是膽怯了。
楊瀾:為什么?
朱軍:因為它太受人關注了。每年的春晚收視率在最好的時候有97%、98%。這已經成為一種民俗了。春晚完成了一個轉變,實際上就是從原來的欣賞觀看到現在的陪伴。原來家家戶戶放下手中的活,都是聚精會神在那兒看春晚,現在不是了,可能該打聊天就聊天。但是我敢肯定,只要能夠收到電視的地方,在除夕之夜,家家戶戶的電視一定是要在春晚這個頻道上停留的。
得意的時候要淡然
楊瀾:你有著長達17年的春晚主持經歷,可以說是一個奇跡,與其說春晚成就了你,不如說你見證了春晚。這當中,既有你的成功與喜悅,也有挫折與悲傷。
朱軍:我覺得自己最大的失誤,還是那一年我指猴為羊。我當時完全無意識,走到臺口了,周濤捅了我一下說我錯了,我說,我哪兒錯了,她說,我把猴年說成羊年了,我說不可能,我怎么能把猴年說成羊年呢,周濤說,她就屬猴的,她特別敏感,說我就是說成羊年了,我都覺得不是真的。但后來我回到家之后,特別有意思,一推開門,家里燈全黑著,我一下心里挺不高興的,說家人怎么都睡了。
楊瀾:沒等你。
朱軍:結果我把邊上的燈一開,突然間全屋的燈都開了,我一看,十幾個好朋友不約而同聽完零點鐘聲之后就奔我們家了。他們一定覺得我需要安慰,然后就奔我們家了,把酒菜什么都弄好了,酒也都溫上了。那一年其實我沒喝多長時間就醉了。我覺得自己還是沒從那個情緒中走出來,后來我寫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題目就叫《羊年的遺憾》。我大概是這么寫的,我說那兩年是我主持生涯當中,獲獎最多的兩年。我拿遍了中國主持人可以拿到的所有的獎項,比如說金話筒、金鷹獎、還有一些其它的獎,可能我就有點得意,老天爺可能是用這樣一種方式來提醒我,使自己警醒:得意的時候一定要淡然。
楊瀾:其實正是這種直播,它的風險刺激都來自于沒有補救的機會,雖然已經過了很多次的排練,但是在現場總會有臨時的狀況出現。比如說,還有三分鐘,但是可能前面有一個小品短了一點,導演會說朱軍上去說三分鐘,那種時候,你心里會不會咯噔一下,天呀,要說三分鐘?
朱軍:我曾經歷過一次,真的是讓我揪著心,嘴必須在腦子前面,我沒有時間去思考。郎昆當春晚總導演那一年,零點前原本有一個節目,但是一算時間不行了,這個節目的長度大概是3分20幾秒,要放到零點以后了。郎昆就過來對我說這個節目完了以后,你上去說一分鐘話。我抬頭一看,臺上演節目,離我上場不到一分鐘時間,只有幾十秒。我真是一身冷汗不停地擦手。節目一結束,我拎著話筒就上去了,這次算是我比較成功的經歷。
人生最大幸福是親情
楊瀾:我覺得做春晚的意義,其實已經大過了一場晚會、一個娛樂節目,它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心理的某種撫慰,經過了這一年,大家有各自的辛苦,可能有挫敗,也有成功。但是回到家里,需要一種心靈的安慰,知道在這樣一個腳步非?斓臅r代,我們還有一些東西可以hold住的,可以依靠的,還有一些東西是不變的,比如說親情,比如說家庭。
朱軍:我非常贊同你。
楊瀾:在這個舞臺上也有你自己個人的人生經歷所發生的一些變化。比如說,也有父母離開自己的那一年,你會不會把一些個人的經歷和情緒也帶到那一年的春晚當中。
朱軍:因為我父親是99年去世的,但是在2000年的時候,恰巧,不是我要求的,導演組給了我一個任務,讓我演奏一段單簧管,可能有的觀眾不知道,我父親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單簧管演奏家,在他們那一代人里,他的技術非常好,演奏了一輩子單簧管。我11歲開始跟他學習,學了幾年,雖然最后半途而廢,但是畢竟還有一些基礎,導演通知的時候,我就覺得特別開心。
楊瀾:天意。
朱軍:真的是天意,我給家里打電話,他們就把我父親吹了一輩子的那支單簧管給我帶來,我就用那支管錄的音并且在現場演奏!痘▋号c少年》,那是我父親在教我學單簧管的時候,除了練習曲之外,我吹的第一個旋律就是《花兒與少年》。我覺得它真的就像是天意一樣,我在舞臺上傳承了父親給我的一些東西,我覺得完成了一個交接。
楊瀾:其實我覺得在那個時刻,不僅僅是有一個機會去紀念自己的父親,也可以說在那個舞臺上,在那個時刻你就是你的父親的化身。
朱軍:就像我代替父親站在那里,或者說我還是我,但是我用這種方式,給了他一個從事一輩子音樂的演奏家特別大的安慰和告慰。
楊瀾:2005年,你和馮鞏演的小品大家也是比較津津樂道。 《笑談人生》,其實在小品中,你也提到了你的母親,據說那個小品誕生的時間非常短,甚至可以說它并不在計劃當中。
朱軍:那個小品的成功是個意外,意外之外又是必然。那個小品呈現出來十幾分鐘時間,但是我覺得我跟馮鞏為這個小品分別準備了幾十年。如果當時我們到蘭州,馮鞏不去醫院看我母親,沒有那一張在病床前我們倆跟我母親的合影,那個作品就沒有了眼兒,沒有了核。我如果沒記錯的話,《笑談人生》,從我拿到第一稿,到最后除夕之夜播出,總共改了70多遍。恰巧那個作品,是一個特別耗情感的作品。
楊瀾:那當然,它每次都往人心里最深的地方扎。
朱軍:我每次拿到母親的遺照,瞬間淚如雨下。
《藝術人生》的是與非
楊瀾:一個人最強的一方面,往往成為最大的一個障礙,比如說在《藝術人生》上升期的時候,人的情感,人的故事,在這個節目當中打動了很多人,但是后來隨著節目的發展,大家開始質疑,特別是這個小品在春晚播出之后,有人說藝術人生就是煽情,賺取眼淚,甚至有說騙取眼淚,或者說朱軍做作,不真實,你自己內心感受是什么?你覺得委屈嗎?
朱軍:在這些問題上,我覺得自己的內心出奇得平靜,我沒有為任何這樣的說法所動搖過,或干擾過。因為我一直在說,我特別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經常會問自己的內心,這真的是你要做的嗎?我說是。所以《中國文化報》說《藝術人生》,從是什么力量讓你淚流滿面,一直到收起你煽情的眼淚吧。
楊瀾:這些標題其實你都還記得,說明你在乎。
朱軍:也許我潛意識當中是在乎,但就我而言,我沒有因為這些事而改變自己,或者說更多。
楊瀾:比如說我們也可以說點俏皮話呀,多說點網絡語言。而且你以前是相聲演員出身,你比任何人都有這個條件。
朱軍:實際上我覺得到了這個年紀之后還是想做一些能夠引發人們思考的東西。船大難掉頭,一個這么多年的欄目風格定位可能已經形成了,從自己內心來講的話,那個根還是不想動。我希望所有《藝術人生》的觀眾,無論是有經歷的,還是那些正在追逐的年輕人,都能夠在我們的嘉賓身上看到一些他們需要的東西。
楊瀾:世界上大概沒有其他的國家,像中國這樣,在農歷新年的時候,數億人奔波在路上,不辭勞苦地一定要回到那個被他們稱為家的地方,我看到的是無數的心靈在尋找著自己的歸屬和依托。從這個意義上說,央視的春節晚會也早已超越了一個電視節目,而成為千千萬萬個家庭的成員。無論它的形態怎么變,它真正的語言只有一個,那就是親情。








